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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要求侄子一家到河南生活
１９４５年年初，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让说出周恩来的去向，但他始终没说，严刑拷打后没几天，就撇下妻子王兰芳和年幼的儿子周荣庆含恨告别了人世。周恩来的二弟媳王兰芳和三弟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正常上班。于是，周恩来就让他们提前退休了。从当时来看，如果正常退休能拿到７０％到８０％的工资，而提前退休能拿到的工资比例要小得多，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周总理就将两人的费用承担了起来。
周总理每月从自己４００元的工资中，拿出１００元给三弟周恩寿，拿出５０元给二弟媳王兰芳，另外，看病吃药钱也是根据需要另出的。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恩寿的６个子女参加工作，持续到二弟媳王兰芳去世。当时，周总理专门交代侄子周荣庆：“５０元钱是给你妈妈的，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周家的后代牢记总理的嘱托，住房寒酸、生活清苦，他们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并且，按照总理的要求，侄子周荣庆一家还来到了河南生活。
当时，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干事。抗美援朝结束后，志愿军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刚好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总理就对侄子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１９５７年，周荣庆转业分配至河南一家卫校当宣传干事，母亲王兰芳也一同来到了河南。
周荣庆是周恩来７个嫡亲侄辈中的老大。临行时，周总理专门送他一句话：“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他鼓励侄子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到河南不久，周荣庆又被调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后服从组织安排，他又先后到焦作轮胎厂、群英机械厂等单位工作，均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员工。
在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周荣庆结识了晋菊清。晋菊清来自焦作农村，招工到厂里“三八”炼钢炉工作。两人相处了大约半年后的一天，几位工友突然把晋菊清拉到一边，神秘地问她知道是和谁谈对象吗？晋菊清有点摸不着头脑，说不就是老周吗？工友们说，周荣庆就是周总理的侄子！晋菊清惊呆了，气喘吁吁地找周荣庆。当时，周荣庆正提着糨糊桶在厂区贴标语，面对晋菊清劈头盖脸的发问，周荣庆只好回答说他是周恩来的侄子。晋菊清非常生气，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你骗人，俺父母是农民，太不般配，不谈了！晋菊清说完扭头就走，周荣庆连忙追上去解释，说我是我，大伯是大伯……两人最后来到母亲王兰芳面前。王兰芳耐心地对晋菊清解释：“好孩子，咋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吹哩！我们来焦作时，总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
晋菊清听着老人的话，再想想周荣庆近半年来的表现，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总理的侄子，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从不盛气凌人，晋菊清的心动了。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０日，３０岁的周荣庆和２０岁的晋菊清喜结连理。
得知侄子周荣庆与一个农家女结婚了，周总理连连称赞说很好，说劳动之家光荣，并立即致信祝贺。邓颖超也随信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周总理和侄子一家的暖暖亲情
周荣庆一家平静地生活在河南，晋菊清先后生下两儿一女。１９６８年５月１日，婆婆王兰芳对媳妇晋菊清说：“我想你七伯、七妈了（注：这是按家族排行的称呼，总理排行老七，周恩溥排行老八，周荣庆夫妇称总理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于是，婆媳两人准备去北京看望亲人。火车上，婆媳俩没有买到坐票，晋菊清找来一张硬纸板让婆婆坐在车厢接口处，自己则带着３个年幼的孩子站在婆婆身边，握着几张站票，在火车上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夫妇第一次见到侄媳妇晋菊清。邓颖超拉住晋菊清的手，说她也是河南人，咱俩还是老乡哩。随后，邓颖超又将自己穿的鞋脱下来，让晋菊清试试大小，晋菊清一穿正合脚。邓颖超笑着说“咱婆媳俩有缘分”。晋菊清感觉七妈是那么和蔼可亲，但她那时想不到，七妈在暗暗给她量尺寸，准备送她鞋子呢。大约中午１２点，周恩来从办公室走出来，笑容满面地问好，还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并嘱咐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儿！”
午饭桌上，总理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晋菊清说：“老大是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９日出生的，正赶上您访问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生，是女孩，当时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开，取名周小莉；老三１９６６年出生，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周中越。”总理听完哈哈大笑起来，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于是说，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大到小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好，就叫这名吧。回河南时，周总理夫妇送给晋菊清很多衣服和鞋子，总理还送晋菊清一块手表。
在河南土生土长的周志勇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是，小时候去中南海，待上十来天，也不一定能见到总理一面，而大奶奶（邓颖超）一般都在家，一去就给做丸子，用肉末做成的那种，还有从中南海湖里捞出来的鱼和虾，还有从西花厅前摘下的桃子，都是最好的食物……让周志勇很遗憾的一件事是：１９８３年结婚时，他去北京与大奶奶一起照相，没想到一张也没有洗出来，是那种装胶卷相机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电报，是邓颖超发来的，说总理逝世了，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也是总理生前的安排。放下电报，晋菊清哭着要去北京，周荣庆则把着门，满脸泪水，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就得听他们的话。事实上，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多月——１９７５年农历的十一月初七，６８岁的王兰芳已经先走了一步。
１９８８年春，晋菊清从周恩寿家人那里得知，七妈邓颖超病重了。这一次，晋菊清执意一个人去北京看望。病中的邓颖超在昏迷中断断续续和晋菊清说话：“好孩子，不许哭，要坚强……”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也一病不起。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５日，丈夫走完了他６３岁的人生历程。病中的周荣庆最后悔的是：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
周荣庆逝世不到半年，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１日，邓颖超与世长辞。晋菊清从广播中听到了噩耗，带着３个孩子去北京送七妈最后一程。在北京，她和其他亲属一起乘军舰把七妈的骨灰撒向海河……
周总理夫妇先后逝世后，作为周总理的至亲，晋菊清一家分到了９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这些遗物，晋菊清前些年捐给淮安周恩来故居一部分，唯独那件化纤大衣，她一直珍藏着，因为那是邓颖超在世时经常穿的。
每当想念总理和邓颖超的时候，晋菊清就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一张一张细细翻看那些老照片。晋菊清说，两位老人为革命作过那么大贡献，还一生甘守清贫，作为周家的后代，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干活吃饭，决不能干出半点让老人家在天之灵不安的事情来。
“十条家规”下的平淡人生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还有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对此，周家人一直牢记并遵守着。
在焦作，周家和许多工人、农民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他们并不有意宣扬什么，也不刻意掩盖什么，只是过着自己的本真生活。焦作当地的许多百姓包括当地领导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红色家庭。
屈指算来，周家人在焦作生活已有５４年。在周志勇的印象里，家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领导，大概是“文革”时期，是总理的秘书把电话打给焦作市革委会的，原因是奶奶王兰芳的身体不好，要去北京治病。那时焦作不通火车，要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车去，身体肯定承受不了。周荣庆给总理说了，总理秘书才打了这个电话，让安排一辆汽车把王兰芳送到新乡。但总理秘书并没有在电话中说明亲属关系，只是说有个老同志叫王兰芳，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过贡献，要到北京治病，请把她送到新乡坐上火车……
如今，已７３岁的晋菊清是一个健康、硬朗的老人。１９８９年退休后，她每月有１３００元退休金，为了补贴家用，她还找了一份在市政府家属院看管自行车的活儿，每月能多收入１５０元。老太太现在蜗居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建的一栋筒子楼里，这间房子是她在群英机械厂工作时分的。房子所处的红砖楼破旧不堪，老太太住在二楼最东头，厨房是用石棉瓦搭出的一个几平方米的地方。在一楼楼梯下面，是老人平时使用的公共厕所。家里很简陋，没有空调和冰箱，也没有沙发，只有几个小木凳。晋菊清育有两儿一女，孙辈也是两男一女。祖孙三代１１口人中，只有周志勇有正式工作，周志勇的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均没有正式工作，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维持生活……
１９７６年，周志勇高中没毕业，就到焦作市郊区百间房公社下乡。１９７８年到武汉当兵，３年后退伍到焦作宾馆当服务员，后来到焦作市政上搞绿化环卫工作。１９８８年市里成立城管支队，把他抽去在大街上巡查，在一线整整干了２０年，到２００８年才被选拔到城管支队机关工作，２０１０年被任命为支队长助理，科级干部。
周志勇的房子是１９９８年买的拆迁安置房，９０多平方米，当时每平方米５００元，由于积蓄不够，周志勇还借了几万元钱。周志勇让母亲搬过来一起住，但母亲不愿意，说习惯了。
他们一家人一直过着“隐居”闹市无人知的生活，在平凡、平静、平常中度过了每一天，他们的日子过得平淡。平淡之中，有一件遗憾事。周志勇说，上世纪７０年代，奶奶在焦作去世，爷爷的骨灰在山东，按当地的习俗，晚辈无可奈何地为奶奶举行了与爷爷灵牌的合葬仪式，由于受各种条件所限，当时没有将爷爷奶奶安葬到正规公墓。爷爷的一生清苦，作为晚辈，很想为他的英灵找个长久固定的安息之所，好让晚辈有个祭奠追思的场地。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为表达对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敬仰，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一个祭奠追思先人的场所，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特免费为周恩溥先生及其家人建造了墓穴，并举行了简单迁葬仪式。周恩溥终于和妻子儿子合葬在一起了。
编辑 / 尤 雅
１９４５年年初，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让说出周恩来的去向，但他始终没说，严刑拷打后没几天，就撇下妻子王兰芳和年幼的儿子周荣庆含恨告别了人世。周恩来的二弟媳王兰芳和三弟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正常上班。于是，周恩来就让他们提前退休了。从当时来看，如果正常退休能拿到７０％到８０％的工资，而提前退休能拿到的工资比例要小得多，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周总理就将两人的费用承担了起来。
周总理每月从自己４００元的工资中，拿出１００元给三弟周恩寿，拿出５０元给二弟媳王兰芳，另外，看病吃药钱也是根据需要另出的。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恩寿的６个子女参加工作，持续到二弟媳王兰芳去世。当时，周总理专门交代侄子周荣庆：“５０元钱是给你妈妈的，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周家的后代牢记总理的嘱托，住房寒酸、生活清苦，他们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并且，按照总理的要求，侄子周荣庆一家还来到了河南生活。
当时，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干事。抗美援朝结束后，志愿军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刚好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总理就对侄子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１９５７年，周荣庆转业分配至河南一家卫校当宣传干事，母亲王兰芳也一同来到了河南。
周荣庆是周恩来７个嫡亲侄辈中的老大。临行时，周总理专门送他一句话：“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他鼓励侄子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到河南不久，周荣庆又被调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后服从组织安排，他又先后到焦作轮胎厂、群英机械厂等单位工作，均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员工。
在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周荣庆结识了晋菊清。晋菊清来自焦作农村，招工到厂里“三八”炼钢炉工作。两人相处了大约半年后的一天，几位工友突然把晋菊清拉到一边，神秘地问她知道是和谁谈对象吗？晋菊清有点摸不着头脑，说不就是老周吗？工友们说，周荣庆就是周总理的侄子！晋菊清惊呆了，气喘吁吁地找周荣庆。当时，周荣庆正提着糨糊桶在厂区贴标语，面对晋菊清劈头盖脸的发问，周荣庆只好回答说他是周恩来的侄子。晋菊清非常生气，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你骗人，俺父母是农民，太不般配，不谈了！晋菊清说完扭头就走，周荣庆连忙追上去解释，说我是我，大伯是大伯……两人最后来到母亲王兰芳面前。王兰芳耐心地对晋菊清解释：“好孩子，咋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吹哩！我们来焦作时，总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
晋菊清听着老人的话，再想想周荣庆近半年来的表现，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总理的侄子，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从不盛气凌人，晋菊清的心动了。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０日，３０岁的周荣庆和２０岁的晋菊清喜结连理。
得知侄子周荣庆与一个农家女结婚了，周总理连连称赞说很好，说劳动之家光荣，并立即致信祝贺。邓颖超也随信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周总理和侄子一家的暖暖亲情
周荣庆一家平静地生活在河南，晋菊清先后生下两儿一女。１９６８年５月１日，婆婆王兰芳对媳妇晋菊清说：“我想你七伯、七妈了（注：这是按家族排行的称呼，总理排行老七，周恩溥排行老八，周荣庆夫妇称总理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于是，婆媳两人准备去北京看望亲人。火车上，婆媳俩没有买到坐票，晋菊清找来一张硬纸板让婆婆坐在车厢接口处，自己则带着３个年幼的孩子站在婆婆身边，握着几张站票，在火车上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夫妇第一次见到侄媳妇晋菊清。邓颖超拉住晋菊清的手，说她也是河南人，咱俩还是老乡哩。随后，邓颖超又将自己穿的鞋脱下来，让晋菊清试试大小，晋菊清一穿正合脚。邓颖超笑着说“咱婆媳俩有缘分”。晋菊清感觉七妈是那么和蔼可亲，但她那时想不到，七妈在暗暗给她量尺寸，准备送她鞋子呢。大约中午１２点，周恩来从办公室走出来，笑容满面地问好，还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并嘱咐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儿！”
午饭桌上，总理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晋菊清说：“老大是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９日出生的，正赶上您访问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生，是女孩，当时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开，取名周小莉；老三１９６６年出生，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周中越。”总理听完哈哈大笑起来，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于是说，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大到小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好，就叫这名吧。回河南时，周总理夫妇送给晋菊清很多衣服和鞋子，总理还送晋菊清一块手表。
在河南土生土长的周志勇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是，小时候去中南海，待上十来天，也不一定能见到总理一面，而大奶奶（邓颖超）一般都在家，一去就给做丸子，用肉末做成的那种，还有从中南海湖里捞出来的鱼和虾，还有从西花厅前摘下的桃子，都是最好的食物……让周志勇很遗憾的一件事是：１９８３年结婚时，他去北京与大奶奶一起照相，没想到一张也没有洗出来，是那种装胶卷相机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电报，是邓颖超发来的，说总理逝世了，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也是总理生前的安排。放下电报，晋菊清哭着要去北京，周荣庆则把着门，满脸泪水，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就得听他们的话。事实上，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多月——１９７５年农历的十一月初七，６８岁的王兰芳已经先走了一步。
１９８８年春，晋菊清从周恩寿家人那里得知，七妈邓颖超病重了。这一次，晋菊清执意一个人去北京看望。病中的邓颖超在昏迷中断断续续和晋菊清说话：“好孩子，不许哭，要坚强……”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也一病不起。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５日，丈夫走完了他６３岁的人生历程。病中的周荣庆最后悔的是：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
周荣庆逝世不到半年，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１日，邓颖超与世长辞。晋菊清从广播中听到了噩耗，带着３个孩子去北京送七妈最后一程。在北京，她和其他亲属一起乘军舰把七妈的骨灰撒向海河……
周总理夫妇先后逝世后，作为周总理的至亲，晋菊清一家分到了９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这些遗物，晋菊清前些年捐给淮安周恩来故居一部分，唯独那件化纤大衣，她一直珍藏着，因为那是邓颖超在世时经常穿的。
每当想念总理和邓颖超的时候，晋菊清就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一张一张细细翻看那些老照片。晋菊清说，两位老人为革命作过那么大贡献，还一生甘守清贫，作为周家的后代，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干活吃饭，决不能干出半点让老人家在天之灵不安的事情来。
“十条家规”下的平淡人生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还有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对此，周家人一直牢记并遵守着。
在焦作，周家和许多工人、农民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他们并不有意宣扬什么，也不刻意掩盖什么，只是过着自己的本真生活。焦作当地的许多百姓包括当地领导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红色家庭。
屈指算来，周家人在焦作生活已有５４年。在周志勇的印象里，家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领导，大概是“文革”时期，是总理的秘书把电话打给焦作市革委会的，原因是奶奶王兰芳的身体不好，要去北京治病。那时焦作不通火车，要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车去，身体肯定承受不了。周荣庆给总理说了，总理秘书才打了这个电话，让安排一辆汽车把王兰芳送到新乡。但总理秘书并没有在电话中说明亲属关系，只是说有个老同志叫王兰芳，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过贡献，要到北京治病，请把她送到新乡坐上火车……
如今，已７３岁的晋菊清是一个健康、硬朗的老人。１９８９年退休后，她每月有１３００元退休金，为了补贴家用，她还找了一份在市政府家属院看管自行车的活儿，每月能多收入１５０元。老太太现在蜗居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建的一栋筒子楼里，这间房子是她在群英机械厂工作时分的。房子所处的红砖楼破旧不堪，老太太住在二楼最东头，厨房是用石棉瓦搭出的一个几平方米的地方。在一楼楼梯下面，是老人平时使用的公共厕所。家里很简陋，没有空调和冰箱，也没有沙发，只有几个小木凳。晋菊清育有两儿一女，孙辈也是两男一女。祖孙三代１１口人中，只有周志勇有正式工作，周志勇的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均没有正式工作，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维持生活……
１９７６年，周志勇高中没毕业，就到焦作市郊区百间房公社下乡。１９７８年到武汉当兵，３年后退伍到焦作宾馆当服务员，后来到焦作市政上搞绿化环卫工作。１９８８年市里成立城管支队，把他抽去在大街上巡查，在一线整整干了２０年，到２００８年才被选拔到城管支队机关工作，２０１０年被任命为支队长助理，科级干部。
周志勇的房子是１９９８年买的拆迁安置房，９０多平方米，当时每平方米５００元，由于积蓄不够，周志勇还借了几万元钱。周志勇让母亲搬过来一起住，但母亲不愿意，说习惯了。
他们一家人一直过着“隐居”闹市无人知的生活，在平凡、平静、平常中度过了每一天，他们的日子过得平淡。平淡之中，有一件遗憾事。周志勇说，上世纪７０年代，奶奶在焦作去世，爷爷的骨灰在山东，按当地的习俗，晚辈无可奈何地为奶奶举行了与爷爷灵牌的合葬仪式，由于受各种条件所限，当时没有将爷爷奶奶安葬到正规公墓。爷爷的一生清苦，作为晚辈，很想为他的英灵找个长久固定的安息之所，好让晚辈有个祭奠追思的场地。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为表达对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敬仰，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一个祭奠追思先人的场所，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特免费为周恩溥先生及其家人建造了墓穴，并举行了简单迁葬仪式。周恩溥终于和妻子儿子合葬在一起了。
编辑 / 尤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