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悲情政治”的说法，引起争议，用之于对《官味》的阐释，倒是适合的。
　　我国官场向来以立德修身为上，事功次之，所以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种犬儒式为官之道，所表达的是对德政的推重、对官场的蔑视，一种道德至上观。熊召政作《张居正》，塑造一位实行者形象。张居正一反千年官场常态，“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用“好官”斥“好人”，为一意推行万历新政聚集了一群意在“立功”之人。注意于事功的实行者，不仅需要打破既有利益网罗，尤需承受公共舆论所加诸的道德压力。张居正说：“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这个官场告白，包含着一种自觉意识到的巨大的政治悲情。
　　官场多悲情。位高权重如“首辅”者，体会可能更为尖锐和深刻，普通官员，只要不苟且为官，亦不免有此体验。一方面，官场正义之冷面无情，使个体身心难获安顿；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之盘根错节，使委曲求全者也难行周全。动机与结果的矛盾，道德与事功的冲突，使官场中人两面为难、两面焦灼，这份身心考验，及由此所产生的某种悲怆无奈之情，是超然如孟子及其子孙们所体验不到的。
　　《官味》写的是今天的官场，其政治基础、官民关系、官场制度与规则等等与张居正时代已有本质的不同，但在人的生存体验上，与古代官场又有秘响旁通之处。田晓堂升任副局长，真正进入权力核心圈，即面临道德与事功的选择。洁净工程对他便是这样一个考验。他主张方案一，与局长意见相左，为立身计，他应该坚持自己的意见，以保持自我道德上的真诚。但如此一来，他会与局长产生裂痕，工程也无法实施。经历痛苦的矛盾和挣扎，他选择了妥协。工程实施中出现质量问题，他希望惩处责任人，局长一面批示“认真整改”，一面又要求放过责任人，这使田晓堂又一次面对“痛苦的抉择”。田晓堂的选择不必上升到公是公非上，铁的纪律和正义是局长、市长们也违背不了。小说的笔触深入到田晓堂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所着力考察的是一个自我道德保持者进入官场权力秩序的过程，其中的犹疑、委屈和以自我为敌的转向，一面在剥离出自我道德的空虚，一面在揭示着适应官场改造的尖利的困难。到便民服务中心的项目上，田晓堂已完成了某种转变，如小说所暗示的，透出了“官味”。这是一种复杂难言的意味，“超然”的道德评判者会斥之为“堕落”，注重实行的官场中人也许会从中读出某种“悲情”。
　　人生的磨炼和改造无处不在，不限于官场。品味官场悲情，也是在品味人生的得失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