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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萨里昂·罗明纳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员，1927年7月下旬至11月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金斯基等人的工作。罗明纳兹在华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中国革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国际派全权代表罗明纳兹来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金斯基的工作
罗明纳兹1898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担任共青团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罗明纳兹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罗明纳兹坚决拥护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从此开始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中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工作。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国内革命形势急剧变化。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到“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而且还必须在退出武汉政府之际，发表原则性的政治声明，是由于“武汉政府反对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才采取此步骤”的；同时还提出“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要“更密切地联系国民党基层，由基层作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决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到“全力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巩固工会，教育工人群众准备采取最后行动，并领导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并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共产国际还在这个《决议》中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决议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拒绝承认那些违犯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必须使工农组织的领袖，即内战期间成长起来的党员能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样，他们就可能通过与党员群众的密切联系，帮助党的现领导克服机会主义”。
7月15日，汪精卫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武汉大批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宁汉合流”，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为了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制定新的政策和指导中共实现中国革命策略的转变，共产国际决定派罗明纳兹来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金斯基的工作。
1927年7月23日，罗明纳兹抵达汉口，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助手，25岁的德国人诺伊曼。
组织召开“八七”会议，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改派罗明纳兹为代表来中国，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其主要之点就在于结束国共合作的局面，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在罗明纳兹到达中国之前，共产国际就向中共中央发来了电令，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定新政策。所以，罗明纳兹一到中国，便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进行准备，当天晚上便会见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瞿秋白。他向中共领导人通报了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他作为受共产国际派遣的全权代表，主要任务是纠正原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在与瞿秋白的谈话中，罗明纳兹认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错误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否定了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惩治叛军领袖的指示，自动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还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错误，根源在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缺乏工人阶级的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理解。他表示，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
7月26日，罗明纳兹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并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南昌暴动的问题。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暴动，否则便不可动，可以把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撤往农村，俄国顾问不参加暴动。”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还有两位成员是李立三和恽代英。会上还确定在7月28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新的策略和任务。但由于当时形势紧张，中央紧急会议未能如期举行。8月3日，罗明纳兹又一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事日程。
为了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罗明纳兹的督促下，也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党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邓小平等。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首先指出了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在这次紧急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他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他认为中国国内群众的英勇行为是令人满意的，错误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未将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到群众中去。罗明纳兹认为从1927年4月开始一直到7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按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决定自己的策略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让步，甚至失去党的独立性；党压制了农民运动，使农民运动遭到了摧残；党要工人让步，结果工人运动大大失败。因此，他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错误是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方针。罗明纳兹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今后的革命任务，也就不能领导新的革命斗争。罗明纳兹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退让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种种表现。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他批评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一点，却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是，陈独秀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有其主观因素外，恰恰与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有关。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他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经验不多，但中国的任何阶级都不如它有力量。
罗明纳兹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认为它在过去的一定阶段中是革命的，但它现在已经反动了。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该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来达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目的。因而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起来，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不仅仅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该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实际上，罗明纳兹的这番意见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来的。这种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作为危险的敌人和打击的对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制定策略方针的主要依据，这就从阶级关系上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以这样的理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又成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屡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土地革命问题。他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基本方针。他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他强调了土地国有的主张，说“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
在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罗明纳兹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出卖革命的行径，并根据共产国际的主张，提出“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的组织联合”。
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罗明纳兹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一样，不顾历史事实，反复强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上始终是正确的，而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共中央。罗明纳兹坚持为共产国际开脱责任的态度，引起当时参加会议的罗亦农、蔡和森等的不满。罗亦农曾当场批评了一些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并且指出了共产国际派出代表不当的问题。但是罗明纳兹虽然口头上承认“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会有错误的”，但还是强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八七”会议最后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及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接着，由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8月9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提名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为常委候选人，经选举后组成了中央常委会。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罗明纳兹在这次会议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错误地指导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导致“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湖南秋收起义。正当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人在斗争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之时，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和脱离中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教条主义地、主观地设计着一条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路线，并直接影响着中共中央的工作。
1927年9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明纳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的革命“已经转变”即“无间断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此之前的1927年7月2日，斯大林曾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对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在“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还没有接到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反映。显然，在这次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召开之际，罗明纳兹已经知道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所以根据罗明纳兹的意见，会议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同意共产国际指示，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而且是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认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在这些地方通过暴动建立苏维埃以前，我们坚决反对在小城市建立苏维埃。”这样，就把党的工作从农村起义直接引向组织大城市的起义，把苏维埃看作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因而制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而后来广州起义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经过“八七”会议到9月19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完成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然而，罗明纳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1927年11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罗明纳兹和刚从莫斯科赶来接替他工作的共产国际新代表米凯特维奇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报告。但是，罗明纳兹的观点——中国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后来曾作过这样的描述：“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纳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其他决议案。决议强调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等。这些内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全国革命已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仍强调了“不断革命”论，以致提出了不少错误的观点和策略。主要表现在：
一、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发展了“八七”会议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错误倾向。罗明纳兹起草的决议上写道：“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决议还认为“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进一步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阶级关系方面，决议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都不过是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瞿秋白也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而在提出反对蒋介石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口号的同时，也提出了整个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主张。
二、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确定斗争策略问题上，这个决议从“左”的观点出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0月间，“宁汉合作”局面破裂，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之间战争爆发，广州军阀李济深和张发奎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种状况使罗明纳兹产生了错觉，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冲突矛盾非常激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
基于这样的错觉，他否认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来说是处于低潮的现实，因而不但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制定了组织全国暴动的“总策略”和“总方针”；提出要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米夫的文章则针锋相对地批驳了罗明纳兹文章中的观点。米夫在文章中写道，“中国革命……反对的是特别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帝国主义，而对于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即对于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威力，我们过去宁愿估计不足，也不肯估计过高。”他在文章中指出：“只有分析中国社会的新因素，考虑那个为粉碎群众运动而建立的资产阶级地主同盟，然后我们才能认清解放运动的前景。”
他在分析后得出结论：“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根据需要修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历次全会所作的如下决定：中国革命在第一阶段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并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趋势。……在最近阶段，革命的基本内容，即最主要的革命口号应当是：消灭帝国主义奴役，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罗明纳兹固执地执行错误指导思想，共产国际“六大”上没有再让他担任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
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罗明纳兹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向忠发、李震瀛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的罗明纳兹受到了与会者的严厉批评，他与诺伊曼的全部主张也遭到了大会的否定。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等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革命无论从经济上看（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者从反帝民族斗争上看（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是从政权的阶级本质上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都还没有完成。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样的，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想要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诺伊曼也同时受到了批评。
不过，对广州起义，决议案还是作了这样的肯定：“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英勇的尝试，它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决议案也指出：“起义的领导工作仍然还有许多缺点；在工人、农民当中以及在敌军中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对参加黄色工会的工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党组织本身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对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党中央完全不了解广州事件的情况；在政治上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很差（没有开展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通过选举产生起义机关——广州苏维埃）。对于这些缺点，在政治上对共产国际负责的直接领导人，是负有责任的。”
192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通告，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于是，罗明纳兹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宣告结束。同时，中共中央也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然而，罗明纳兹并未改变他的观点，也未正视自己的错误，在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出现了他与其他人的争辩情况。由于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对1928年以后的世界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在不久的新的时代里，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引起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同时，共产国际“六大”也相应地提出了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反对右倾，反对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调和态度”，要求开展机械过火的斗争。在这样反右倾的氛围中，使犯了“左”倾错误的罗明纳兹又站起来进行了反批评。由于雷贝尔格和美国代表佩佩尔在会上批评了广州起义的“盲动”错误，罗明纳兹继续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如果不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要在现阶段完成自己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在现阶段就必须提出关于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夸大广州起义的作用，说广州起义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它对于一切殖民地运动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罗明纳兹在7月28日举行的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又就“中国问题”讲了几点意见。他引用“六大”提纲中的一段话：“企图把广州起义看作是盲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掩护战。尽管领导上有重大错误，它依然是新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
罗明纳兹说：“提纲中的这段文字由于将成为‘六大’决议，所以具有重大原则意义。”说这段文字不仅是对托洛斯基反对派诽谤的应有回答(他们宣称，广州起义是共产国际组织的盲动和冒险，这种说法和社会民主党毫无二致)，而且这段文字果断地制止了我们中间、共产国际队伍内部的动摇，即制止了在评价广州起义上的动摇。
罗明纳兹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雷贝尔格，他引用了雷贝尔格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广州起义的一段话：“广州起义遭到了而且不可能不遭到失败。其原因就是：起义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广州和广东省起义的取胜条件不够成熟，革命和反革命军事力量的实际对比不十分有利于起义，起义的时机(12月11日)选择不当。”罗明纳兹说，从这篇文章看，雷贝尔格是多么动摇。但历史发展证明了雷贝尔格对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1928年7月28日进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佩佩尔针对罗明纳兹在第十四次会议上对他的批评作了声明：“罗明纳兹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论点，说我认为广州起义是盲动。可他拿不出一篇文章、我的一次讲话作根据。”
佩佩尔声明说：“在起义被镇压下去的当天晚上，也就是我们还没有任何机会和那些直接参加起义的同志们交谈之前，我就尝试着对起义作了一个扼要的评价，当时……我写下了如下几行字，并且至今还赞同这个观点：‘广州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具有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豪迈的业绩，而且表明中国革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的程度’，‘资产阶级只会记录革命的失败，却不愿知道，在远东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何等重大的革命成就。广州，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现在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这个事实有着象征性的意义’。”
佩佩尔评价广州起义是“严重的失败，不是最后的失败，它是未来胜利的源泉和保证”。佩佩尔的声明最后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以世界五大洲和共产国际所有50个支部仲裁者面目出现的罗明纳兹同志是如何实行自我批评的。他在这里只字不提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曾经批评了他的中国‘不断革命论’，这是托洛斯基的理论，这是有害的观点，这是一种同托洛斯基在1905年所犯错误相类似的错误。”
在同一次会议上，罗明纳兹声明说佩佩尔对广州起义的态度是发生前反对，起义过程中反对，在起义之后还是反对。罗明纳兹说：“佩佩尔同志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广州起义是盲动，他缺乏这样的勇气。”“但是，佩佩尔同志设置了一切前提，从这些前提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广州起义是盲动，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结论。”
8月20日，罗明纳兹在第三十八次会议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时，作了题为《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的长篇发言。在这次发言结束时，再一次对佩佩尔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说“佩佩尔对于我的种种愚蠢、荒唐的责难(责难我对战争危机估计不足，甚至指责我右倾，这一点似乎指责佩佩尔他自己)只能让那些关注我们这次讨论会的人们一笑置之而已”。
尽管罗明纳兹这样再三地争辩，共产国际“六大”还是根据罗明纳兹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以及他对错误的态度，没有再选举他担任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
罗明纳兹参加了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因违背斯大林政策，被免去了领导职务，最终自杀身亡
离开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之后，罗明纳兹在广州起义问题上的观点并未改变。
1928年底，罗明纳兹为“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撰写了文章《广州暴动周年纪念》，发表在无产阶级书店1930年12月25日出版的《广州公社》上。文章高度赞扬了广州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文章写道：“广州伟大事件以来的历史过程使我们现在能完全客观地去估计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性质，它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优点”，“广州的苏维埃政权存在不足三昼夜。广州革命的工人与士兵暴动，在58小时之内被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压服下去了。但这58小时实际上是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这58小时是中国革命发展最高的阶段，而同时又是急剧的历史转变。中国革命在广州暴动时，在广州群众的历史的行动中第一次——经过许多过渡的阶段——走上了新的苏维埃阶段。”
关于广州起义的错误方面，罗明纳兹也在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群众对于暴动的政治准备不足，起义的领导者仅仅在广州城内、在兵士中进行革命的工作，未曾把这种工作发展到广州以外的兵士、群众中是主要错误。更大的政治错误，就是广州的共产党员从来就把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看作反动群众，这样就使自己脱离产业工人而孤立。在暴动时，军队的策略也是很不妥当的，暴动的指导者没有集中全力拼命打击反动势力的主要根据地。
1929年4月，罗明纳兹参加了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后，罗明纳兹去高加索担任领导工作。由于他不同意斯大林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于是，罗明纳兹在高加索地区从事工程学研究，后来又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工作。1930年12月，联共(布)党指控他组织了“反党集团”，解除了他的党内外全部领导职务。不久，罗明纳兹自杀身亡。1935年1月，罗明纳兹被联共(布)党开除。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国际派全权代表罗明纳兹来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金斯基的工作
罗明纳兹1898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担任共青团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罗明纳兹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罗明纳兹坚决拥护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从此开始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中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工作。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国内革命形势急剧变化。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到“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而且还必须在退出武汉政府之际，发表原则性的政治声明，是由于“武汉政府反对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才采取此步骤”的；同时还提出“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要“更密切地联系国民党基层，由基层作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决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到“全力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巩固工会，教育工人群众准备采取最后行动，并领导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并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共产国际还在这个《决议》中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决议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拒绝承认那些违犯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必须使工农组织的领袖，即内战期间成长起来的党员能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样，他们就可能通过与党员群众的密切联系，帮助党的现领导克服机会主义”。
7月15日，汪精卫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武汉大批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宁汉合流”，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为了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制定新的政策和指导中共实现中国革命策略的转变，共产国际决定派罗明纳兹来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金斯基的工作。
1927年7月23日，罗明纳兹抵达汉口，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助手，25岁的德国人诺伊曼。
组织召开“八七”会议，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改派罗明纳兹为代表来中国，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其主要之点就在于结束国共合作的局面，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在罗明纳兹到达中国之前，共产国际就向中共中央发来了电令，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定新政策。所以，罗明纳兹一到中国，便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进行准备，当天晚上便会见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瞿秋白。他向中共领导人通报了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他作为受共产国际派遣的全权代表，主要任务是纠正原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在与瞿秋白的谈话中，罗明纳兹认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错误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否定了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惩治叛军领袖的指示，自动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还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错误，根源在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缺乏工人阶级的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理解。他表示，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
7月26日，罗明纳兹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并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南昌暴动的问题。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暴动，否则便不可动，可以把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撤往农村，俄国顾问不参加暴动。”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还有两位成员是李立三和恽代英。会上还确定在7月28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新的策略和任务。但由于当时形势紧张，中央紧急会议未能如期举行。8月3日，罗明纳兹又一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事日程。
为了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罗明纳兹的督促下，也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党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邓小平等。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首先指出了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在这次紧急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他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他认为中国国内群众的英勇行为是令人满意的，错误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未将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到群众中去。罗明纳兹认为从1927年4月开始一直到7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按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决定自己的策略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让步，甚至失去党的独立性；党压制了农民运动，使农民运动遭到了摧残；党要工人让步，结果工人运动大大失败。因此，他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错误是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方针。罗明纳兹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今后的革命任务，也就不能领导新的革命斗争。罗明纳兹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退让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种种表现。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他批评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一点，却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是，陈独秀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有其主观因素外，恰恰与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有关。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他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经验不多，但中国的任何阶级都不如它有力量。
罗明纳兹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认为它在过去的一定阶段中是革命的，但它现在已经反动了。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该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来达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目的。因而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起来，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不仅仅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该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实际上，罗明纳兹的这番意见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来的。这种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作为危险的敌人和打击的对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制定策略方针的主要依据，这就从阶级关系上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以这样的理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又成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屡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土地革命问题。他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基本方针。他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他强调了土地国有的主张，说“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
在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罗明纳兹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出卖革命的行径，并根据共产国际的主张，提出“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的组织联合”。
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罗明纳兹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一样，不顾历史事实，反复强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上始终是正确的，而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共中央。罗明纳兹坚持为共产国际开脱责任的态度，引起当时参加会议的罗亦农、蔡和森等的不满。罗亦农曾当场批评了一些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并且指出了共产国际派出代表不当的问题。但是罗明纳兹虽然口头上承认“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会有错误的”，但还是强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八七”会议最后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及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接着，由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8月9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提名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为常委候选人，经选举后组成了中央常委会。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罗明纳兹在这次会议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错误地指导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导致“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湖南秋收起义。正当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人在斗争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之时，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和脱离中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教条主义地、主观地设计着一条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路线，并直接影响着中共中央的工作。
1927年9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明纳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的革命“已经转变”即“无间断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此之前的1927年7月2日，斯大林曾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对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在“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还没有接到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反映。显然，在这次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召开之际，罗明纳兹已经知道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所以根据罗明纳兹的意见，会议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同意共产国际指示，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而且是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认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在这些地方通过暴动建立苏维埃以前，我们坚决反对在小城市建立苏维埃。”这样，就把党的工作从农村起义直接引向组织大城市的起义，把苏维埃看作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因而制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而后来广州起义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经过“八七”会议到9月19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完成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然而，罗明纳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1927年11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罗明纳兹和刚从莫斯科赶来接替他工作的共产国际新代表米凯特维奇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报告。但是，罗明纳兹的观点——中国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后来曾作过这样的描述：“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纳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其他决议案。决议强调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等。这些内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全国革命已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仍强调了“不断革命”论，以致提出了不少错误的观点和策略。主要表现在：
一、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发展了“八七”会议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错误倾向。罗明纳兹起草的决议上写道：“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决议还认为“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进一步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阶级关系方面，决议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都不过是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瞿秋白也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而在提出反对蒋介石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口号的同时，也提出了整个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主张。
二、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确定斗争策略问题上，这个决议从“左”的观点出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0月间，“宁汉合作”局面破裂，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之间战争爆发，广州军阀李济深和张发奎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种状况使罗明纳兹产生了错觉，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冲突矛盾非常激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
基于这样的错觉，他否认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来说是处于低潮的现实，因而不但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制定了组织全国暴动的“总策略”和“总方针”；提出要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米夫的文章则针锋相对地批驳了罗明纳兹文章中的观点。米夫在文章中写道，“中国革命……反对的是特别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帝国主义，而对于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即对于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威力，我们过去宁愿估计不足，也不肯估计过高。”他在文章中指出：“只有分析中国社会的新因素，考虑那个为粉碎群众运动而建立的资产阶级地主同盟，然后我们才能认清解放运动的前景。”
他在分析后得出结论：“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根据需要修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历次全会所作的如下决定：中国革命在第一阶段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并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趋势。……在最近阶段，革命的基本内容，即最主要的革命口号应当是：消灭帝国主义奴役，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罗明纳兹固执地执行错误指导思想，共产国际“六大”上没有再让他担任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
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罗明纳兹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向忠发、李震瀛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的罗明纳兹受到了与会者的严厉批评，他与诺伊曼的全部主张也遭到了大会的否定。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等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革命无论从经济上看（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者从反帝民族斗争上看（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是从政权的阶级本质上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都还没有完成。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样的，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想要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诺伊曼也同时受到了批评。
不过，对广州起义，决议案还是作了这样的肯定：“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英勇的尝试，它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决议案也指出：“起义的领导工作仍然还有许多缺点；在工人、农民当中以及在敌军中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对参加黄色工会的工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党组织本身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对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党中央完全不了解广州事件的情况；在政治上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很差（没有开展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通过选举产生起义机关——广州苏维埃）。对于这些缺点，在政治上对共产国际负责的直接领导人，是负有责任的。”
192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通告，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于是，罗明纳兹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宣告结束。同时，中共中央也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然而，罗明纳兹并未改变他的观点，也未正视自己的错误，在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出现了他与其他人的争辩情况。由于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对1928年以后的世界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在不久的新的时代里，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引起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同时，共产国际“六大”也相应地提出了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反对右倾，反对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调和态度”，要求开展机械过火的斗争。在这样反右倾的氛围中，使犯了“左”倾错误的罗明纳兹又站起来进行了反批评。由于雷贝尔格和美国代表佩佩尔在会上批评了广州起义的“盲动”错误，罗明纳兹继续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如果不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要在现阶段完成自己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在现阶段就必须提出关于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夸大广州起义的作用，说广州起义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它对于一切殖民地运动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罗明纳兹在7月28日举行的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又就“中国问题”讲了几点意见。他引用“六大”提纲中的一段话：“企图把广州起义看作是盲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掩护战。尽管领导上有重大错误，它依然是新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
罗明纳兹说：“提纲中的这段文字由于将成为‘六大’决议，所以具有重大原则意义。”说这段文字不仅是对托洛斯基反对派诽谤的应有回答(他们宣称，广州起义是共产国际组织的盲动和冒险，这种说法和社会民主党毫无二致)，而且这段文字果断地制止了我们中间、共产国际队伍内部的动摇，即制止了在评价广州起义上的动摇。
罗明纳兹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雷贝尔格，他引用了雷贝尔格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广州起义的一段话：“广州起义遭到了而且不可能不遭到失败。其原因就是：起义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广州和广东省起义的取胜条件不够成熟，革命和反革命军事力量的实际对比不十分有利于起义，起义的时机(12月11日)选择不当。”罗明纳兹说，从这篇文章看，雷贝尔格是多么动摇。但历史发展证明了雷贝尔格对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1928年7月28日进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佩佩尔针对罗明纳兹在第十四次会议上对他的批评作了声明：“罗明纳兹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论点，说我认为广州起义是盲动。可他拿不出一篇文章、我的一次讲话作根据。”
佩佩尔声明说：“在起义被镇压下去的当天晚上，也就是我们还没有任何机会和那些直接参加起义的同志们交谈之前，我就尝试着对起义作了一个扼要的评价，当时……我写下了如下几行字，并且至今还赞同这个观点：‘广州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具有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豪迈的业绩，而且表明中国革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的程度’，‘资产阶级只会记录革命的失败，却不愿知道，在远东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何等重大的革命成就。广州，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现在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这个事实有着象征性的意义’。”
佩佩尔评价广州起义是“严重的失败，不是最后的失败，它是未来胜利的源泉和保证”。佩佩尔的声明最后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以世界五大洲和共产国际所有50个支部仲裁者面目出现的罗明纳兹同志是如何实行自我批评的。他在这里只字不提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曾经批评了他的中国‘不断革命论’，这是托洛斯基的理论，这是有害的观点，这是一种同托洛斯基在1905年所犯错误相类似的错误。”
在同一次会议上，罗明纳兹声明说佩佩尔对广州起义的态度是发生前反对，起义过程中反对，在起义之后还是反对。罗明纳兹说：“佩佩尔同志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广州起义是盲动，他缺乏这样的勇气。”“但是，佩佩尔同志设置了一切前提，从这些前提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广州起义是盲动，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结论。”
8月20日，罗明纳兹在第三十八次会议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时，作了题为《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的长篇发言。在这次发言结束时，再一次对佩佩尔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说“佩佩尔对于我的种种愚蠢、荒唐的责难(责难我对战争危机估计不足，甚至指责我右倾，这一点似乎指责佩佩尔他自己)只能让那些关注我们这次讨论会的人们一笑置之而已”。
尽管罗明纳兹这样再三地争辩，共产国际“六大”还是根据罗明纳兹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以及他对错误的态度，没有再选举他担任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
罗明纳兹参加了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因违背斯大林政策，被免去了领导职务，最终自杀身亡
离开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之后，罗明纳兹在广州起义问题上的观点并未改变。
1928年底，罗明纳兹为“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撰写了文章《广州暴动周年纪念》，发表在无产阶级书店1930年12月25日出版的《广州公社》上。文章高度赞扬了广州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文章写道：“广州伟大事件以来的历史过程使我们现在能完全客观地去估计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性质，它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优点”，“广州的苏维埃政权存在不足三昼夜。广州革命的工人与士兵暴动，在58小时之内被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压服下去了。但这58小时实际上是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这58小时是中国革命发展最高的阶段，而同时又是急剧的历史转变。中国革命在广州暴动时，在广州群众的历史的行动中第一次——经过许多过渡的阶段——走上了新的苏维埃阶段。”
关于广州起义的错误方面，罗明纳兹也在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群众对于暴动的政治准备不足，起义的领导者仅仅在广州城内、在兵士中进行革命的工作，未曾把这种工作发展到广州以外的兵士、群众中是主要错误。更大的政治错误，就是广州的共产党员从来就把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看作反动群众，这样就使自己脱离产业工人而孤立。在暴动时，军队的策略也是很不妥当的，暴动的指导者没有集中全力拼命打击反动势力的主要根据地。
1929年4月，罗明纳兹参加了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后，罗明纳兹去高加索担任领导工作。由于他不同意斯大林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于是，罗明纳兹在高加索地区从事工程学研究，后来又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工作。1930年12月，联共(布)党指控他组织了“反党集团”，解除了他的党内外全部领导职务。不久，罗明纳兹自杀身亡。1935年1月，罗明纳兹被联共(布)党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