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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梁漱溟于1893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安福胡同，就是现在的新华门马路对面、中央警卫局南侧的胡同。
祖父原名梁焕鼎，家有长兄名为梁焕鼐，下面还有两位妹妹。曾祖母是大理白族张氏，曾祖父名叫梁济，是清朝的内阁中书。祖父的祖父是山西永宁的知州，祖父的曾祖父也做过知县。因此，说祖父出生在官宦世家一点也不为过。
关注民生：“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1980年，祖父接受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长达一个月的采访后，整理出版《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书名源于曾祖父梁济与祖父的最后一次对话。1918年11月3日，梁济在家中问了祖父一句话：“世界会好吗？”祖父一愣，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六天后，他便投北京静业湖（今积水潭）而亡。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风气日下，所以梁济想通过他的死对社会有所警醒。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徐志摩、梁启超、傅斯年等人都对此事作出了积极中肯的评价。当然，梁济之死，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祖父。他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祖父直到93岁最后一次登上讲坛时仍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在拼命干。干什么？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
执教北大：“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17年1月4日晚，祖父经范引荐登门拜访蔡元培。寒暄过后，祖父拿出自己的旧作《究元决疑论》，想向他请教。没想到，蔡元培说：此文我已经在上海看过，写得很好。哲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我想请你出任北大的印度哲学讲师。祖父一愣，他并没有求职的想法，所以回答说一是现在有工作，二是自己是中学学历，没有任何的教学经验，恐怕不太适合。蔡元培说，我现在寻不到他人，你来北大可以不把自己当作老师，可以当作学生跟大家共同学习就好。祖父说他还担任机要秘书，一时脱不开身，蔡元培说：没关系，你可以请人代课。见年长自己25岁的前辈竟对自己这么关爱有加，祖父就答应了下来，先找了朋友代课。
当年6月，张勋复辟，辫子兵进京，祖父也回到了家中。他早在上中学时就经常在琉璃厂买佛经佛典自学，由此产生心向佛法的念头，故而从报社离职后又一头钻进了佛经佛典里。直至此时，祖父仍没有想过前往北大教书，而是准备前往湖南的一个庙里剃度出家。在去往湖南的路上，祖父看到沿途兵祸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于是放弃了出家之念，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转身回了北京。回京后不久，祖父便接到蔡元培再次邀请他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师的来信，随即前往北大执教。
和而不同：祖父与熊十力的友情
大家都知道祖父的性格是很执拗倔强的，但他也有非常包容豁达的一面。这点从他与熊十力之间的友情便可看出。
二人的相识相知颇有几分戏剧色彩。祖父曾在《究元决疑论》中指名道姓地斥责熊十力“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因为熊先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佛法让人流荡失守，毫无可取之处，而祖父心向佛法，所以熊先生的言行他深不以为然。不料1919年的夏天，祖父接到了熊先生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此文看过，骂我的话不错，我暑假准备来北京，可否一晤？”那时熊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假期来到北京就住在西四的广济寺。祖父随即登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终生好友。
他俩这对“好朋友”，确实非常与众不同。好朋友一般都是志同道合，他俩却恰恰相反，无论在生活习惯、脾气秉性还是思想理念上，都是大相径庭。祖父内敛深沉，熊先生外向狂放。
由于父辈的缘故，我父亲后来认了熊先生做干爹。1948年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学植物生物学，一次他去看望熊先生，熊先生留他吃饭，问他：“培宽，现在吃什么有营养？”我父亲就说，应该像西洋人那样喝牛奶，这样身体更强健；还要多补充维生素C，红辣椒里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又去看望熊先生，熊先生又留他吃饭，竟跟太太说：“培宽来了，给他拿牛奶下面条，红辣椒也给他准备好。”熊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祖父对熊先生的评价是，熊先生才气横溢，是不守故常的人。祖父曾建议熊先生去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那里去学唯识学，熊先生答应了，一学就是三年。后来祖父在北大也教唯识学，教着教着觉得自己学识不够，教不下去了，就跟蔡元培建议去请欧阳竟无的大弟子吕徴来教，蔡元培答应了。结果欧阳竟无先生不肯放他的大弟子走，祖父一筹莫展，后来一想，熊先生在这儿也学了三年了，就问他学得怎么样，熊先生拍拍胸脯说没问题，祖父就推荐他到北大教了唯识学。但是祖父没有想到，熊先生登上讲坛后，却是另辟一路，称作新唯识。
1924年，祖父主动离开北大，想到山东去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办教育。他跟熊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熊先生说，你走我也走。就这样他们带着各自的学生，一同前往山东办学。当时熊先生的学生管我祖父叫漱师，我祖父的学生管熊先生叫真师（熊十力号子真），后来又叫力师。抗日战争期间，祖父还在重庆北碚专门为熊先生办了一间勉仁书院，里头只有一个讲师就是熊先生，学生们都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讲。
熊先生每出一书必先印送给祖父。他的观点祖父都不太赞成，认为他对先贤不恭，狂妄自大，但仍专门写了《读熊著各书书后》，一一加以点评，认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朋友。二人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家风开明，“君子行不言之教”
祖父回忆说，梁济给他的教育是非常新式的：让他自己主动去碰撞、去成长，而不是实时指导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祖父说，父亲给自己的教育无外就三点：第一是带他去看戏，给他讲戏里的故事；第二是带他上街购买日常的生活用品，了解人情世故；第三是教会他穿衣吃饭等生活基本常识。祖父说：“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心地忠厚。”“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1988年5月，祖父接受人生最后一次采访。台湾《远见》杂志的记者问他：“您对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有什么嘱托？”祖父说：“要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沉吟片刻后又说道：“要顺应时代潮流。”
1985年，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对年轻人影响最深的就是迪斯科。这种欢快的节奏、奔放的舞姿非常吸引我，我花了10块钱，专门报了舞蹈班去学习。当时我在北大上学，助学金也就18块钱，那可是足够生活一个月的。投入这么大，我是上课好好学，回家认真练。有一天，我在家里的客厅正练着，看到祖父正好走来。那时候父辈们对于这类西方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还是有很多非议的，我突发奇想，拦住祖父问：“爷爷，您刚才看见我跳舞了吗？”祖父点点头。我追问：“您喜欢吗？”祖父扶了扶眼鏡，莞尔一笑说道：“你喜欢就好。”那时祖父已经92岁了，他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他的宽容、包容，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摘自《纵横》）
祖父原名梁焕鼎，家有长兄名为梁焕鼐，下面还有两位妹妹。曾祖母是大理白族张氏，曾祖父名叫梁济，是清朝的内阁中书。祖父的祖父是山西永宁的知州，祖父的曾祖父也做过知县。因此，说祖父出生在官宦世家一点也不为过。
关注民生：“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1980年，祖父接受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长达一个月的采访后，整理出版《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书名源于曾祖父梁济与祖父的最后一次对话。1918年11月3日，梁济在家中问了祖父一句话：“世界会好吗？”祖父一愣，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六天后，他便投北京静业湖（今积水潭）而亡。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风气日下，所以梁济想通过他的死对社会有所警醒。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徐志摩、梁启超、傅斯年等人都对此事作出了积极中肯的评价。当然，梁济之死，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祖父。他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祖父直到93岁最后一次登上讲坛时仍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在拼命干。干什么？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
执教北大：“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17年1月4日晚，祖父经范引荐登门拜访蔡元培。寒暄过后，祖父拿出自己的旧作《究元决疑论》，想向他请教。没想到，蔡元培说：此文我已经在上海看过，写得很好。哲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我想请你出任北大的印度哲学讲师。祖父一愣，他并没有求职的想法，所以回答说一是现在有工作，二是自己是中学学历，没有任何的教学经验，恐怕不太适合。蔡元培说，我现在寻不到他人，你来北大可以不把自己当作老师，可以当作学生跟大家共同学习就好。祖父说他还担任机要秘书，一时脱不开身，蔡元培说：没关系，你可以请人代课。见年长自己25岁的前辈竟对自己这么关爱有加，祖父就答应了下来，先找了朋友代课。
当年6月，张勋复辟，辫子兵进京，祖父也回到了家中。他早在上中学时就经常在琉璃厂买佛经佛典自学，由此产生心向佛法的念头，故而从报社离职后又一头钻进了佛经佛典里。直至此时，祖父仍没有想过前往北大教书，而是准备前往湖南的一个庙里剃度出家。在去往湖南的路上，祖父看到沿途兵祸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于是放弃了出家之念，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转身回了北京。回京后不久，祖父便接到蔡元培再次邀请他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师的来信，随即前往北大执教。
和而不同：祖父与熊十力的友情
大家都知道祖父的性格是很执拗倔强的，但他也有非常包容豁达的一面。这点从他与熊十力之间的友情便可看出。
二人的相识相知颇有几分戏剧色彩。祖父曾在《究元决疑论》中指名道姓地斥责熊十力“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因为熊先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佛法让人流荡失守，毫无可取之处，而祖父心向佛法，所以熊先生的言行他深不以为然。不料1919年的夏天，祖父接到了熊先生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此文看过，骂我的话不错，我暑假准备来北京，可否一晤？”那时熊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假期来到北京就住在西四的广济寺。祖父随即登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终生好友。
他俩这对“好朋友”，确实非常与众不同。好朋友一般都是志同道合，他俩却恰恰相反，无论在生活习惯、脾气秉性还是思想理念上，都是大相径庭。祖父内敛深沉，熊先生外向狂放。
由于父辈的缘故，我父亲后来认了熊先生做干爹。1948年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学植物生物学，一次他去看望熊先生，熊先生留他吃饭，问他：“培宽，现在吃什么有营养？”我父亲就说，应该像西洋人那样喝牛奶，这样身体更强健；还要多补充维生素C，红辣椒里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又去看望熊先生，熊先生又留他吃饭，竟跟太太说：“培宽来了，给他拿牛奶下面条，红辣椒也给他准备好。”熊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祖父对熊先生的评价是，熊先生才气横溢，是不守故常的人。祖父曾建议熊先生去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那里去学唯识学，熊先生答应了，一学就是三年。后来祖父在北大也教唯识学，教着教着觉得自己学识不够，教不下去了，就跟蔡元培建议去请欧阳竟无的大弟子吕徴来教，蔡元培答应了。结果欧阳竟无先生不肯放他的大弟子走，祖父一筹莫展，后来一想，熊先生在这儿也学了三年了，就问他学得怎么样，熊先生拍拍胸脯说没问题，祖父就推荐他到北大教了唯识学。但是祖父没有想到，熊先生登上讲坛后，却是另辟一路，称作新唯识。
1924年，祖父主动离开北大，想到山东去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办教育。他跟熊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熊先生说，你走我也走。就这样他们带着各自的学生，一同前往山东办学。当时熊先生的学生管我祖父叫漱师，我祖父的学生管熊先生叫真师（熊十力号子真），后来又叫力师。抗日战争期间，祖父还在重庆北碚专门为熊先生办了一间勉仁书院，里头只有一个讲师就是熊先生，学生们都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讲。
熊先生每出一书必先印送给祖父。他的观点祖父都不太赞成，认为他对先贤不恭，狂妄自大，但仍专门写了《读熊著各书书后》，一一加以点评，认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朋友。二人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家风开明，“君子行不言之教”
祖父回忆说，梁济给他的教育是非常新式的：让他自己主动去碰撞、去成长，而不是实时指导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祖父说，父亲给自己的教育无外就三点：第一是带他去看戏，给他讲戏里的故事；第二是带他上街购买日常的生活用品，了解人情世故；第三是教会他穿衣吃饭等生活基本常识。祖父说：“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心地忠厚。”“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1988年5月，祖父接受人生最后一次采访。台湾《远见》杂志的记者问他：“您对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有什么嘱托？”祖父说：“要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沉吟片刻后又说道：“要顺应时代潮流。”
1985年，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对年轻人影响最深的就是迪斯科。这种欢快的节奏、奔放的舞姿非常吸引我，我花了10块钱，专门报了舞蹈班去学习。当时我在北大上学，助学金也就18块钱，那可是足够生活一个月的。投入这么大，我是上课好好学，回家认真练。有一天，我在家里的客厅正练着，看到祖父正好走来。那时候父辈们对于这类西方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还是有很多非议的，我突发奇想，拦住祖父问：“爷爷，您刚才看见我跳舞了吗？”祖父点点头。我追问：“您喜欢吗？”祖父扶了扶眼鏡，莞尔一笑说道：“你喜欢就好。”那时祖父已经92岁了，他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他的宽容、包容，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摘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