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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钱学森之子，代表父亲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在3号礼宾车上，我举着父亲的荣誉牌，让父亲能“目睹”国家日益强大的国防实力，共同见证这些保卫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国之利器。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群众游行的第一个篇章“建国创业”当中，三号方阵一“致敬”方阵由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老一辈建设者和家属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模、民兵英模和支前模范代表等组成。
伴随着悠扬深情的《红旗颂》，21辆庄重美观的礼宾车呈“品”字型队列驶入天安门核心区，广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象征着“两弹一星”精神的标志性画面。我作为钱学森之子，与郭永怀的侄孙郭涛和钱骥之子钱振宇等“两弹一星”元勋亲属们一起，端坐在3号礼宾车上。我高举父亲的荣誉牌，让父亲能“目睹”国家日益强大的国防实力，共同见证这些保卫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国之利器。
64年前，父亲为了实现“让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伟大理想从美国返回祖国，投身航天事业，创建中国导弹研制机构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织领导了中国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和“两弹结合”试验。64年后，国家以这种形式向时代英雄们致敬，让共和国先驱建设者们与他们生前热切盼望的护国神器，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庆典盛会上“相聚”。中国航天事业艰难起步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业待兴，国家作出发展航天事业的決定并不容易。说起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记忆的年轮总会被拉回到父亲奋斗过的年代……
此前，世界各国都是先有航空，后有航天，可谓金科玉律。中国却要越过航空发展阶段发展航天，挑战金科玉律，这能行吗？当时导弹这一概念在国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很模糊的词汇，多数人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个时候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还没有上天，苏美两国的洲际导弹也没有获得成功，导弹能否成为国防的利器并没有得到公认。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从刚刚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对于飞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内转入相对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国家的一些工业部门和军事部门的同志提出应该重点发展航空，以巩固国防。但是父亲却态度鲜明地提出要优先发展航天，研制导弹。
父亲认为，首先从当时的国情来看，短期内国家不可能在航空上取得快速的突破。因为，航空上的突破取决于材料，在国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材料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飞机要上人，所以对飞机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重复使用性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需要花很长的攻关时间，并非一日之功。其次，国家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不挨打，然后才是如何还击敌人。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防御还是攻击，导弹都有优势。父亲分析说，导弹比飞机飞得快，可以达到十倍音速以上，而超音速飞机最多为三倍音速，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但是飞机打导弹瞄半天也打不了。
当时苏联援助的作战性能先进的米格-15，作战半径只有300公里，作战性能受到很大的制约。父亲认为，从技术上看，导弹研制并不比制造飞机更难，况且导弹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相对飞机面临的难题，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研制导弹要解决的关键难题是制导问题，而这个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一旦国家的防空问题解决了，不再挨打，还可以还击敌人，就使我们赢得了与敌人抗衡的时间，又反过来给航空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
经过反复地讨论、分析，大家对父亲优先发展导弹的观点表示理解，中央做出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火箭的战略决策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中国的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1956年10月父亲回国一周年之际成立，并由他担任院长，标志着中
国航天事业正式起步。
在当时中国只能生产手摇计算机、电子管的艰苦条件下，在人才匮乏、只有大中专毕业生和寥寥顶尖科学家的情况下，中国航天创造了“八年四弹”、东方红一号卫星、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等一系列中国奇迹。
看着天安门城楼前威严驶过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17导弹方队、巨浪2号潜射导弹方队，以及战略核力量的中流砥柱东风-41核洲际导弹方队，我当时的心情，可以用陆游的一句诗来形容，那便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如果不创新，我们将变成无能之辈”
其实在此之前，一部分专家对东风-41核洲际导弹的亮相有所保留，更有外国媒体预言中国不可能将其展出。最终，东风-41核洲际导弹方队昂首屹立在世人面前。这不仅体现了中国航天的自信，更体现了国家对国防实力的自信。中国航天人将来还能研制出性能更优异的装备，这是因为航天人的血液中永远不缺少顽强拼搏与开拓创新的精神。
父亲曾对中国科技工作者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变成无能之辈。”自1960到1969年，除非有特殊任务，父亲几乎每周一次坚持在家里召开技术专家讨论会，这就是著名的“神仙会”。他带领着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开启了一段学术思想自由绽放的时期，大家畅所欲言，成为唇枪舌剑的思想“战场”。如果意见一致，他就拍板定案;如果意见上有分歧，他就暂不决定，留做下次再讨论。很多发展规划就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产生了初稿，很多重大技术问题，就在这个春风化雨的和谐气氛里迎刃而解。
父亲说：“我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共同研究解决，不同意见尽管发表，但是决定的事都要执行，执行中发现什么差错要尽快改正，我们国家的导弹就是这么干出来的。”父亲十分反对树立他个人，谦逊地认为那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自己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
父亲还大胆地使用和重用年轻人，而且尽力把年轻人往第一线推，为年轻人的成长创造条件。在中国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时，由于西北地区戈壁沙漠上的高温，火箭推进剂发生气化和膨胀，导弹燃料储存箱内不能加注足额的燃料，导致导弹打不到原来设定的距离。而落区测试网点的安排已经就绪，如果导弹打不到设定的距离，落区的测试设备就什么数据也测不到，试验就等于白做。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多数人认为要扩大燃料储存箱容量，加大推进剂的加注量。而王永志的意见则截然相反，认为可以减少推进剂的加注，使导弹打到设定的距离。在讨论现场，谁也不同意他的意见。王永志没有办法，最后鼓起勇气向父亲汇报。父亲看了他的演算，认为他讲的有道理，就决定按他的方法办，结果发射试验取得了成功，这也让父亲发现了王永志这个人才。40年以后，当神舟五号载人航天任务完成以后，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王永志带着航天员杨利伟去看望父亲。父亲望着这位昔日的中尉，高兴地对他说：“你们现在干成功的事情比我干的要复杂，你们已经超过了我！祝贺你们！” 父亲常说：“要敢于说别人没说过的话、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干别人没有干成的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核心技术上无法与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便失掉了和别人平起平坐的资格和尊严。中国正是因为有了父亲等一代代科学家，用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锚定了科技兴国的方向，用爱国奋斗的责任担当铸造了一座座科技丰碑，让中华民族再次挺起腰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让世人不敢小觑的民族。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1989年8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接见父亲，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及“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父亲谦逊地说：“一个人的工作是不是够得上‘世界级’，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定的，而是需要人民最后評定的。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对于别人称他为“导弹之父”，父亲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所以‘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不能用。”父亲特别不喜欢对自己的宣传，包括拍电影电视、出版个人传记文集等这些出名的事。他甚至对人说：“我还没有死，不宜登这类回忆性文字。”父亲对待自己所完成工作的态度是：“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在以“两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专家身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族事业高于一切的坚定信念得到集中体现。在父亲心中，国家、人民最重，名利、荣誉最轻，他用一生的时间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航天精神”。
父亲常说他一生有三件事非常激动：第一次是1955年，在他离开美国前，将自己新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奉献给老师冯·卡门，冯·卡门翻了翻书，不禁感慨到：“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听了这句话，父亲激动极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第二次是在1959年，父亲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他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第三次是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五位同志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当时他说：“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并且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连在一起了。”今天，国家的综合实力比过去强大多了，但对于科技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来说，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伟大实践中，依然要学习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爱党爱国的崇高品质，为中国科技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老一辈航天人在艰苦的环境下，通过不懈努力、顽强拼搏，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他们却无缘亲眼目睹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既然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来不了，就由我来替他们到现场看，然后“托梦”告诉他们，让他们在天上与我们分享。
当这组方阵礼宾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两侧观礼台上的观众和工作人员都自发起立鼓掌，向共和国的英雄和先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那时，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没有忘记他们。
2019年10月31日是父亲逝世十周年的日子。我想，纪念老一辈航天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未尽的事业传承下去。我们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航天的光辉历史，弘扬和继承老一辈航天人的优良品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群众游行的第一个篇章“建国创业”当中，三号方阵一“致敬”方阵由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老一辈建设者和家属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模、民兵英模和支前模范代表等组成。
伴随着悠扬深情的《红旗颂》，21辆庄重美观的礼宾车呈“品”字型队列驶入天安门核心区，广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象征着“两弹一星”精神的标志性画面。我作为钱学森之子，与郭永怀的侄孙郭涛和钱骥之子钱振宇等“两弹一星”元勋亲属们一起，端坐在3号礼宾车上。我高举父亲的荣誉牌，让父亲能“目睹”国家日益强大的国防实力，共同见证这些保卫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国之利器。
64年前，父亲为了实现“让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伟大理想从美国返回祖国，投身航天事业，创建中国导弹研制机构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织领导了中国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和“两弹结合”试验。64年后，国家以这种形式向时代英雄们致敬，让共和国先驱建设者们与他们生前热切盼望的护国神器，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庆典盛会上“相聚”。中国航天事业艰难起步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业待兴，国家作出发展航天事业的決定并不容易。说起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记忆的年轮总会被拉回到父亲奋斗过的年代……
此前，世界各国都是先有航空，后有航天，可谓金科玉律。中国却要越过航空发展阶段发展航天，挑战金科玉律，这能行吗？当时导弹这一概念在国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很模糊的词汇，多数人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个时候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还没有上天，苏美两国的洲际导弹也没有获得成功，导弹能否成为国防的利器并没有得到公认。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从刚刚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对于飞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内转入相对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国家的一些工业部门和军事部门的同志提出应该重点发展航空，以巩固国防。但是父亲却态度鲜明地提出要优先发展航天，研制导弹。
父亲认为，首先从当时的国情来看，短期内国家不可能在航空上取得快速的突破。因为，航空上的突破取决于材料，在国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材料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飞机要上人，所以对飞机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重复使用性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需要花很长的攻关时间，并非一日之功。其次，国家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不挨打，然后才是如何还击敌人。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防御还是攻击，导弹都有优势。父亲分析说，导弹比飞机飞得快，可以达到十倍音速以上，而超音速飞机最多为三倍音速，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但是飞机打导弹瞄半天也打不了。
当时苏联援助的作战性能先进的米格-15，作战半径只有300公里，作战性能受到很大的制约。父亲认为，从技术上看，导弹研制并不比制造飞机更难，况且导弹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相对飞机面临的难题，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研制导弹要解决的关键难题是制导问题，而这个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一旦国家的防空问题解决了，不再挨打，还可以还击敌人，就使我们赢得了与敌人抗衡的时间，又反过来给航空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
经过反复地讨论、分析，大家对父亲优先发展导弹的观点表示理解，中央做出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火箭的战略决策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中国的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1956年10月父亲回国一周年之际成立，并由他担任院长，标志着中
国航天事业正式起步。
在当时中国只能生产手摇计算机、电子管的艰苦条件下，在人才匮乏、只有大中专毕业生和寥寥顶尖科学家的情况下，中国航天创造了“八年四弹”、东方红一号卫星、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等一系列中国奇迹。
看着天安门城楼前威严驶过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17导弹方队、巨浪2号潜射导弹方队，以及战略核力量的中流砥柱东风-41核洲际导弹方队，我当时的心情，可以用陆游的一句诗来形容，那便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如果不创新，我们将变成无能之辈”
其实在此之前，一部分专家对东风-41核洲际导弹的亮相有所保留，更有外国媒体预言中国不可能将其展出。最终，东风-41核洲际导弹方队昂首屹立在世人面前。这不仅体现了中国航天的自信，更体现了国家对国防实力的自信。中国航天人将来还能研制出性能更优异的装备，这是因为航天人的血液中永远不缺少顽强拼搏与开拓创新的精神。
父亲曾对中国科技工作者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变成无能之辈。”自1960到1969年，除非有特殊任务，父亲几乎每周一次坚持在家里召开技术专家讨论会，这就是著名的“神仙会”。他带领着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开启了一段学术思想自由绽放的时期，大家畅所欲言，成为唇枪舌剑的思想“战场”。如果意见一致，他就拍板定案;如果意见上有分歧，他就暂不决定，留做下次再讨论。很多发展规划就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产生了初稿，很多重大技术问题，就在这个春风化雨的和谐气氛里迎刃而解。
父亲说：“我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共同研究解决，不同意见尽管发表，但是决定的事都要执行，执行中发现什么差错要尽快改正，我们国家的导弹就是这么干出来的。”父亲十分反对树立他个人，谦逊地认为那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自己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
父亲还大胆地使用和重用年轻人，而且尽力把年轻人往第一线推，为年轻人的成长创造条件。在中国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时，由于西北地区戈壁沙漠上的高温，火箭推进剂发生气化和膨胀，导弹燃料储存箱内不能加注足额的燃料，导致导弹打不到原来设定的距离。而落区测试网点的安排已经就绪，如果导弹打不到设定的距离，落区的测试设备就什么数据也测不到，试验就等于白做。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多数人认为要扩大燃料储存箱容量，加大推进剂的加注量。而王永志的意见则截然相反，认为可以减少推进剂的加注，使导弹打到设定的距离。在讨论现场，谁也不同意他的意见。王永志没有办法，最后鼓起勇气向父亲汇报。父亲看了他的演算，认为他讲的有道理，就决定按他的方法办，结果发射试验取得了成功，这也让父亲发现了王永志这个人才。40年以后，当神舟五号载人航天任务完成以后，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王永志带着航天员杨利伟去看望父亲。父亲望着这位昔日的中尉，高兴地对他说：“你们现在干成功的事情比我干的要复杂，你们已经超过了我！祝贺你们！” 父亲常说：“要敢于说别人没说过的话、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干别人没有干成的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核心技术上无法与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便失掉了和别人平起平坐的资格和尊严。中国正是因为有了父亲等一代代科学家，用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锚定了科技兴国的方向，用爱国奋斗的责任担当铸造了一座座科技丰碑，让中华民族再次挺起腰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让世人不敢小觑的民族。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1989年8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接见父亲，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及“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父亲谦逊地说：“一个人的工作是不是够得上‘世界级’，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定的，而是需要人民最后評定的。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对于别人称他为“导弹之父”，父亲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所以‘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不能用。”父亲特别不喜欢对自己的宣传，包括拍电影电视、出版个人传记文集等这些出名的事。他甚至对人说：“我还没有死，不宜登这类回忆性文字。”父亲对待自己所完成工作的态度是：“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在以“两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专家身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族事业高于一切的坚定信念得到集中体现。在父亲心中，国家、人民最重，名利、荣誉最轻，他用一生的时间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航天精神”。
父亲常说他一生有三件事非常激动：第一次是1955年，在他离开美国前，将自己新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奉献给老师冯·卡门，冯·卡门翻了翻书，不禁感慨到：“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听了这句话，父亲激动极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第二次是在1959年，父亲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他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第三次是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五位同志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当时他说：“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并且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连在一起了。”今天，国家的综合实力比过去强大多了，但对于科技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来说，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伟大实践中，依然要学习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爱党爱国的崇高品质，为中国科技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老一辈航天人在艰苦的环境下，通过不懈努力、顽强拼搏，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他们却无缘亲眼目睹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既然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来不了，就由我来替他们到现场看，然后“托梦”告诉他们，让他们在天上与我们分享。
当这组方阵礼宾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两侧观礼台上的观众和工作人员都自发起立鼓掌，向共和国的英雄和先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那时，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没有忘记他们。
2019年10月31日是父亲逝世十周年的日子。我想，纪念老一辈航天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未尽的事业传承下去。我们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航天的光辉历史，弘扬和继承老一辈航天人的优良品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