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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重点综合大学教师，承担繁重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双重任务，特别是中年教师，还责无旁贷地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怎样处理科学研究和本科教学的关系，使之互相促进并形成特点，这很值得探索。所谓特点，不仅指分别在教学中讲述内容与方式成熟与独特，科学研究中选题具有创新性及较高学术价值，而且还指将科学研究和教学形成一以贯之的思路，两者互相促进，形成特色。这是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在近几年来的实践中作了一些探索，愿意总结出来，以向教育专家和学术界同行请教。
一、“回到文本”学术研究思路与教学指导思想的形成
我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方向是对文学经典艺术价值的研究，采用的具体研究方式是细读基础上的文本分析。主要面对中国现代和外国20世纪以来经典短篇小说文本，采用以艺术效果为基本前提追溯原因式的研究方式。西方文学理论家认为，在文学研究中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认为意义就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并且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另一种与其相反，它从形式开始，力图解释这些形式，从而告诉我们这些形式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诗歌学和解释学的对比，前者是诗歌学的研究模式，后者是解释学的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他进而指出：“以意义或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诗歌学)与寻求发现意义何在的方式(解释学)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以为，面对文学经典，探寻文学经典何以形成的社会历史等外在原因，需要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综合加以研究，但是文本自身一定具有自己可以被经典化的内在原因，探寻内在原因的工作方式应该是诗歌学的模式。研究文学经典的认识前提是，文学经典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其价值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最优秀丰富的资源。
作为研究课题，回到文本进行分析，可以成为一个聚焦点辐射成多方面分支课题：(1)一些基本范畴的研究，(2)批评理论建设(方法论)，(3)文本特性理论建设(本体论)，(4)文学经典对人类的意义，文学经典与人文精神、与人类情感的复杂关系等。近年来我在文本分析领域的工作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即出)。伴随分析工作的理论收获主要为两类：其一，对文本存在方式及特性的理解和把握：其二，对文本分析的认识和分析方法的研究等。成果形式是系列论文。
南开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综合院校的本科学生都是中上材质，我们的本科教育是精英教育。全面发展，质量一流是我们的培养目标。我以为，本科教学的任务不仅是让学生积累知识，更重要的是训练和培养他们科学的思维方式，吸收知识和组织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运用方法理性思考的能力。基于这种认识，我总结了以往我所开设的选修课“文艺学方法论”。国内已经出版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教材基本是按照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的顺序依次介绍，所讲授的方法论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方法论，给本科生开设这样的课程难度太大，可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本科生又确实有必要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课程。我的科学研究选题帮助我思考：如果我们既需要讲授方法论，又能将方法论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使得方法理论变成有具体对象的方法论，又体现了“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和方式。那么，我们何不将这门课改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呢?将我的研究路数渗透到教学中，给教学以研究成果的支撑，将科研与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正式改名之前，其实已经按照上述思考讲授了两轮，效果不错，于是正式改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采用现在名称也已经讲授三轮了。我的具体认识如下：
第一，课程性质依然是理论课。文学文本均为文学经典，覆盖了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但不是如同那些二级学科是在文学史线索中研究文学作品，而是以探寻文本艺术价值为目的的分析。以认可和承认艺术效果为前提，逐篇地分析作品的艺术构成。策略是将作品推到前台，在分析中运用方法，突出方法论意识，方法变成有具体对象的方法。方法论的课程性质因为“回到文本”而变得好学易懂了，学生们有了兴趣。
第二，区别一般的文学欣赏而强调文本分析。文学欣赏是具有一定文学能力的读者都可以进行的精神活动。我的课程的目的，是不仅让我们学生会欣赏，知道这些文学经典好，还要他们知道为什么好，如此艺术效果何以形成的，也就是知道艺术价值产生的原因。更进一步，还要让他们逐步善于运用方法去分析。将审美欣赏和艺术分析融合为一体，相互结合起来。目前，按照这个思路开设的方法论性质的文本分析课程，在国内是一个创新。
第三，合理地处理与其他各二级学科内容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因为是理论课，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理论与方法，掌握了方法可以促进中外文学史的学习，所以与其他二级学科形成互补，即从理论和方法角度介入文本，让学生掌握了方法并且提高分析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其他二级学科课程的学习。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思路中确立该课程的地位。
二、立体性教学模式及讲授方式与特点
所谓立体性教学模式，主要是指将课堂讲授式教学与课堂讨论，开课与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形成互相支撑互相促进的结构模式。
先说讲授方式与特点。讲授教材为《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在两部书中共选取了14篇。讲授方式为按照教学大纲，每一篇文学作品都事先需要阅读、准备。在课堂上首先让学生谈审美感受，这是审美价值得到实现的证明。而后介绍我将用来分析的方法，再采用方法展开分析，分析出艺术价值。特别告诉学生，对于有的作品，单独运用一种方法可能还不能圆满透彻地说清楚，需要几种方法结合来分析。还告诉学生，作品是千变万化，方法的有效性是相对的，而方法的无效性则是绝对的。方法无效时意味着理论对于文本的这个特点尚无概括。
讲授的特点在于：第一，为学生将来继续学习提供理论线索。因为在介绍理论和方法的时候，理论和方法总是具体地属于某一个理论流派，有其理论背景，顺着这个线索，有潜力的学生可以找到相关书籍阅读。一般学生在学习中稍稍感到有些难，但经过努力可以学会。优秀的学生感到很解渴，甚至由此而有了希望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愿望，甚至初步产生了一些选题。
第二，侧重分析思路，“帮助你获得一种能够思考方式”是教学中的宗旨。注重以分析思路统领具体知识。时刻提醒学生，知识在没有被组织到特定思路之前是零碎的。避免让学生死记知识。
第三，注重课堂讨论，形成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发现问题，深入思考。每开设一轮“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我都会拟定一个议题组织 课堂讨论。在给2004级开课时，我组织了分析张爱玲《金锁记》的讨论，在给2001级开课时，我组织了分析吴承恩的《西游记》的讨论。
再说立体性教学模式。围绕课堂和教材为主的立体式教学方面的初步探索是：
第一，本科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与“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课程内容相关，是课堂教学内容的深化和延伸。仅以2002级为例说明。我给2002级设计的学年论文题目是：(1)选一篇叙事性文本进行艺术价值的分析，(2)某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我为2002级设计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这些选题都是在课堂讲授内容基础上的深入研究性课题，帮助学生在吸收消化课堂讲授内容基础上，根据课堂已经给予的理论线索和问题线索，查找阅读资料，进行研究。课堂教学为学年及毕业论文预留了空间，学年及毕业论文是课堂教学内容的消化和延伸。努力形成论文与课堂教学形成互相支撑，互相渗透的立体结构。让每个阶段都是整体教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充分发挥每个阶段的效应。从这几年的实践看来，确实能促使学生们在做论文时不断回过头去复习所学习的内容，逐步地消化和加深理解，并且成为论文写作中的方法。
第二，课堂教学中预留若干空白点，给学生一些理论和问题的线索。使教学效果显现为让一般学生能够听懂并掌握，但是明显地还存在进一步消化的余地，需要继续思考。对于程度更好的学生，则使他们抓住一些理论线索，产生若干有趣味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暂时还不明晰也无力解决。所以，表面看课堂讲授是简洁清晰的，在实际上是比较难的。所以追求这种效果，是缘自相关的思考。在我看来，在我们南开大学这样综合大学中开设的文学理论课程，不应一览无余，成功的教学效果应该是这门课教学结束之后学生还会不断地翻阅所记的笔记，特别是在撰写论文和进行研究的时候，课堂讲授的内容在很长的时间段里逐渐展示其理论魅力。教学不是白开水，应显示出回味醇厚的理论魅力。学生在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常说，他们回头看我当时在他们二年级开课的笔记，体会更深了。特别是一些好学生意识到了我给与的理论线索，知道在某一点上值得思考。因此在本科生阶段就开始思考，并延伸到后来的研究生学习中。一些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的同学，基本是以毕业论文的题目为基础。在后来继续读文艺学研究生的学习中，继续顺着本科课堂教学中给予但是没有展开的理论线索，选择了某一具体的题目进行研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成果
以教师的科学研究底蕴为支撑，在教学中让学生感到研究的空间和相关课题的魅力，促进他们在课后从事不同层次的科学研究，并与教师的学术研究形成联系。学生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南开大学文学院多年来学生工作中的一个品牌，就是举办“南开之光”学术节。在历届南开之光学术节中，为数不少的本科同学因为在“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课上有了心得，确定了选题而撰写的论文获奖。他们获奖的论文选题诸如《文本分析性质研究》、《浅论阐释学应用中存在的误区》、《西方的隐喻和中国的转喻诗歌及相关问题》、《对文本聚焦和叙述问题的再认识》、《<扶桑>——多层次的技巧，多维度的意义》。特别是《<扶桑>——多层次的技巧，多维度的意义》一文，可以说达到了本科同学历年学术论文的最高水平。这位获奖同学自己写的内容提要可见出所学课程对她的影响：“本文依据结构主义对《扶桑》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规划出了功能层的结构序列，弄清了小说的基本故事架构；分析了行动层六个行动元的转换，弄清了扶桑与克里斯以及大勇之间的关系，评述了小说在历史现实、东西文化对照、人性尊严等多层面上具有的意义；在叙述层，总结了前人分析叙述技巧的四个方面，同时又专门分析了叙述视角的多重变换极其效果，尤其是全知叙述；从雅努斯原型角度分析了扶桑的两面性——主动性与被动性；利用容格的集体无意识阐述了中国移民都具有的两面性；最后点出扶桑实际上隐喻中国。”显然，她比较自如地采用诸如叙事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原型理论等多种理论与方法分析文本，思路清晰，理论在逐步消化吸收中发挥作用了。
2．在课程进行中和课程结束后陆续在各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在课堂教学和讨论中，学生们产生了心得，逐步形成一些有价值的选题，我与他们切磋讨论并指导他们写成论文。发表了一些与我的选修课内容相关的论文。诸如《略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错误的喜剧>误会产生的熵增值研究》、《T930+461类故事的结构语义学分析》等都发表在《学术前沿》、《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延边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对于本科学习阶段的同学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3．效果延伸到学生的第二课堂。同学们因为选修了“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课程而对于文学经典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我适时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确定选题和论证。一些同学组成科研小组，以“文学经典的当代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延伸”为题，获得了2006年南开大学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我担任指导教师。目前几位同学正兴致勃勃地展开该课题研究。此外就是延伸到同学们的课外阅读书目的确定和思考兴趣点的形成。
4．效果延伸到读研究生的过程中。近年来，我们中文专业本科生保研和考研的学生，往往以文艺学为第一志愿。而且一旦读了我们文艺学的研究生，他们本科阶段所学的“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课程储备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积累，逐步得得到更好的理解消化，渐渐地发挥作用。他们读书更为自觉，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特别自觉，在研究生读书半年之后，基本都可以获得一些心得，确定自己的选题。我的引导思路是，如果对于本科毕业论文依然有兴趣，我会引导他们以原来做过的选题为基础，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朝更深方向开掘。比如1998级一位本科生保研的同学研究生学习阶段的论文《客路历程与纽约重构一一论白先勇<纽约客>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获文学院“南开之光”学术节的三等奖并发表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另一学生的论文《开头的意义》也获得这个奖项并以《“开头”解构之后文学批评意义何在?》为题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一些同学从本科到研究生始终顺着一个问题线索，查阅资料，深入思考，以此为基础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达到了较好的水平，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这样的重要刊物上，深得答辩委员会老师的赞赏，并一致同意评为优秀论文。至于在本科阶段学习了“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这门选修课，后来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或者中国古代文学等其他专业的同学们，也感到受益匪浅，初步形成的分析方法论意识，在潜移默化地支撑着他们进入到这些学科的学习中，让他们的学习更加理性和自觉。
四、在本科生教学中产生理论灵感与深化科学研究
作为博士生导师，虽然有繁重的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 的任务，以及科学研究任务，但是我依然将给本科生上课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感到如同仪式般庄严。这种感情和心理状态并不完全来自于教师的责任感和良知，更是来自成功的体验所带来的快乐：在本科教学过程中，渗透科学研究的成果，也不断地激发我的理论灵感，我的研究性质的思考在教学中不断得到深化。
1．激发我酝酿和确定论证科学研究的题目。诚然，现在开设的“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这个选修课，最初是得益于我“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任务。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我的思路和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更加细致深入。近年所获得的项目大都来自讲课中的思考。例如2006年获得的亚洲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经典文本研究”，就是在进行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的某一次讲授中，突然迸发出一个问题：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在文学原型、故事模式等方面有哪些互相借用、参照，共性以及差异呢?对于形成文学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后来在对民族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和阅读中，发现在这样交叉和对比中采用文本分析的路径，解决思考的这些问题是很有独创性的。后来经过周密设计论证，以此为题获得了这个项目。再比如“中国现代经典的当代读法研究——兼论艺术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审美价值的延伸”是我申报的2006年国家社科项目申请题目，并且获准。此选题的诞生机缘是，在完成并且出版了《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之后，我在讲课中除了选取这本书中的篇章之外，也选取了若干篇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在分析中我发现，在分析中外国文本和中国文本的时候其实是有所区别的。我在对外国小说的分析中基本采用结构主义方法、原型批评方法以及叙事学方法等，而不能采用语言学方法在语言层面进行分析。而中国小说毕竟用母语写就，除了上述分析外国小说可用的方法之外，更可以在语词语义甚至音韵层次分析，对于互文性的把握也更加方便自如。这促使我决定撰写《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一书。目前这部书已经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的写作中，我发现诸如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的文本，在当今已经超越它们产生的时代，在当今的艺术理解和艺术价值分析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原有的文学派别已经不能涵盖和解释其艺术上的成就。这个现象给我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应该具有当代读法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既涉及到了我多年来思考的文学经典问题，也涉及到了我的理论准备即方法论问题，还涉及到审美价值在当代延伸的问题。所以这个课题涉及和聚集几个方面思考。经过论证申请获得立项。可以说，在教学中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不白费力气，一点一滴都汇入科学研究中。
2．本科教学帮助我对自己研究领域和问题思考不断深化。几年前一次设计本科生课堂讨论题目时，我确定的是用结构语义学方法分析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最初我引导学生的思路是：俄国人类学家普洛普(V．Propp)认为，西方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寻”。主人公总是在寻找一件物，不管主人公是谁，也不管要找的是什么。这就是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如果是短故事，就省去一些成分，如果是长故事，则重复一些过程。追寻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去西天取经就是《西游记》故事要追寻的目标。这个过程则因为猪八戒和孙悟空等在西天取经的漫漫路途中不断地弄出些麻烦而复杂曲折。读《西游记》的后半部分，我们常有雷同的感觉，是猪八戒和孙悟空它们弄出的事端以及唐僧解决的途径及办法缺少新意而导致的。在引导学生这样分析这个文本中，我发现如果确定这个故事追寻的目标，与如何分析以及通过分析得到的评价有直接的关系。这样也就意味着，仅用单一的结构语义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可靠或者是片面的。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方法本身是自足的，但用到一个复杂文本中则应该避免其自足性，由此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就此问题，一方面我指导几位学生从不同角度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文本，以便进一步发现问题并深入思考，另一方面我自己则进而思考方法的配套运用以及文本内外转换的问题。这个思考促使我完成了一系列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影响的论文：《历史观：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与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叙事性文本批评：层次递进现象及其意义》(《学术研究》2004年第10期)、《社会学方法在文本研究中转换的广阔空间——以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为个案》(《南开学报》2003年第6期)、《论西方新叙事理论文本批评方法论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后来这些方法论的成果都作为理论支撑渗透在《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这部书的写作中。教学给我的学术研究提出挑战及发现新问题的类似例子还很多。
几年来探索本科教学和科学研究互相促进的实践，让我认识到，像南开大学这样的学校，其文史哲等传统学科有自己的使命。在当前学术浮躁、选题空泛，不断地追逐时髦的氛围中，我们这些教师的责任是，坚守我们传统学科久经考验的学科特色和课程特色，在我们清晰的科学研究思路中保持传统学科不断地深入和发展。这是我们特有的传承方式，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神圣使命。而将这个特点和思路贯穿到本科教学中，则既促进了本科教学水平，也能不断地激发教师的科研兴趣和灵感。如果处理好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关系，本科教学的讲台就会充满阳光和魅力。确实，为本科生开课诗意盎然。教师不断增长的年龄面对永远年轻的学生，这是多么奇妙的相遇啊。每一次面对都是思想的交流，交流中迸发出思想火花，与学生共同处于思考的愉悦中，这是精神收获的诗意。学术生命在教学中闪烁和延伸，教学在学术研究中魅力无穷。旺盛的学术生命和本科教学息息相关，由此我要真诚地感谢学生们。
一、“回到文本”学术研究思路与教学指导思想的形成
我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方向是对文学经典艺术价值的研究，采用的具体研究方式是细读基础上的文本分析。主要面对中国现代和外国20世纪以来经典短篇小说文本，采用以艺术效果为基本前提追溯原因式的研究方式。西方文学理论家认为，在文学研究中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认为意义就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并且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另一种与其相反，它从形式开始，力图解释这些形式，从而告诉我们这些形式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诗歌学和解释学的对比，前者是诗歌学的研究模式，后者是解释学的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他进而指出：“以意义或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诗歌学)与寻求发现意义何在的方式(解释学)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以为，面对文学经典，探寻文学经典何以形成的社会历史等外在原因，需要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综合加以研究，但是文本自身一定具有自己可以被经典化的内在原因，探寻内在原因的工作方式应该是诗歌学的模式。研究文学经典的认识前提是，文学经典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其价值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最优秀丰富的资源。
作为研究课题，回到文本进行分析，可以成为一个聚焦点辐射成多方面分支课题：(1)一些基本范畴的研究，(2)批评理论建设(方法论)，(3)文本特性理论建设(本体论)，(4)文学经典对人类的意义，文学经典与人文精神、与人类情感的复杂关系等。近年来我在文本分析领域的工作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即出)。伴随分析工作的理论收获主要为两类：其一，对文本存在方式及特性的理解和把握：其二，对文本分析的认识和分析方法的研究等。成果形式是系列论文。
南开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综合院校的本科学生都是中上材质，我们的本科教育是精英教育。全面发展，质量一流是我们的培养目标。我以为，本科教学的任务不仅是让学生积累知识，更重要的是训练和培养他们科学的思维方式，吸收知识和组织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运用方法理性思考的能力。基于这种认识，我总结了以往我所开设的选修课“文艺学方法论”。国内已经出版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教材基本是按照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的顺序依次介绍，所讲授的方法论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方法论，给本科生开设这样的课程难度太大，可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本科生又确实有必要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课程。我的科学研究选题帮助我思考：如果我们既需要讲授方法论，又能将方法论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使得方法理论变成有具体对象的方法论，又体现了“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和方式。那么，我们何不将这门课改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呢?将我的研究路数渗透到教学中，给教学以研究成果的支撑，将科研与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正式改名之前，其实已经按照上述思考讲授了两轮，效果不错，于是正式改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采用现在名称也已经讲授三轮了。我的具体认识如下：
第一，课程性质依然是理论课。文学文本均为文学经典，覆盖了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但不是如同那些二级学科是在文学史线索中研究文学作品，而是以探寻文本艺术价值为目的的分析。以认可和承认艺术效果为前提，逐篇地分析作品的艺术构成。策略是将作品推到前台，在分析中运用方法，突出方法论意识，方法变成有具体对象的方法。方法论的课程性质因为“回到文本”而变得好学易懂了，学生们有了兴趣。
第二，区别一般的文学欣赏而强调文本分析。文学欣赏是具有一定文学能力的读者都可以进行的精神活动。我的课程的目的，是不仅让我们学生会欣赏，知道这些文学经典好，还要他们知道为什么好，如此艺术效果何以形成的，也就是知道艺术价值产生的原因。更进一步，还要让他们逐步善于运用方法去分析。将审美欣赏和艺术分析融合为一体，相互结合起来。目前，按照这个思路开设的方法论性质的文本分析课程，在国内是一个创新。
第三，合理地处理与其他各二级学科内容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因为是理论课，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理论与方法，掌握了方法可以促进中外文学史的学习，所以与其他二级学科形成互补，即从理论和方法角度介入文本，让学生掌握了方法并且提高分析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其他二级学科课程的学习。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思路中确立该课程的地位。
二、立体性教学模式及讲授方式与特点
所谓立体性教学模式，主要是指将课堂讲授式教学与课堂讨论，开课与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形成互相支撑互相促进的结构模式。
先说讲授方式与特点。讲授教材为《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在两部书中共选取了14篇。讲授方式为按照教学大纲，每一篇文学作品都事先需要阅读、准备。在课堂上首先让学生谈审美感受，这是审美价值得到实现的证明。而后介绍我将用来分析的方法，再采用方法展开分析，分析出艺术价值。特别告诉学生，对于有的作品，单独运用一种方法可能还不能圆满透彻地说清楚，需要几种方法结合来分析。还告诉学生，作品是千变万化，方法的有效性是相对的，而方法的无效性则是绝对的。方法无效时意味着理论对于文本的这个特点尚无概括。
讲授的特点在于：第一，为学生将来继续学习提供理论线索。因为在介绍理论和方法的时候，理论和方法总是具体地属于某一个理论流派，有其理论背景，顺着这个线索，有潜力的学生可以找到相关书籍阅读。一般学生在学习中稍稍感到有些难，但经过努力可以学会。优秀的学生感到很解渴，甚至由此而有了希望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愿望，甚至初步产生了一些选题。
第二，侧重分析思路，“帮助你获得一种能够思考方式”是教学中的宗旨。注重以分析思路统领具体知识。时刻提醒学生，知识在没有被组织到特定思路之前是零碎的。避免让学生死记知识。
第三，注重课堂讨论，形成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发现问题，深入思考。每开设一轮“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我都会拟定一个议题组织 课堂讨论。在给2004级开课时，我组织了分析张爱玲《金锁记》的讨论，在给2001级开课时，我组织了分析吴承恩的《西游记》的讨论。
再说立体性教学模式。围绕课堂和教材为主的立体式教学方面的初步探索是：
第一，本科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与“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课程内容相关，是课堂教学内容的深化和延伸。仅以2002级为例说明。我给2002级设计的学年论文题目是：(1)选一篇叙事性文本进行艺术价值的分析，(2)某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我为2002级设计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这些选题都是在课堂讲授内容基础上的深入研究性课题，帮助学生在吸收消化课堂讲授内容基础上，根据课堂已经给予的理论线索和问题线索，查找阅读资料，进行研究。课堂教学为学年及毕业论文预留了空间，学年及毕业论文是课堂教学内容的消化和延伸。努力形成论文与课堂教学形成互相支撑，互相渗透的立体结构。让每个阶段都是整体教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充分发挥每个阶段的效应。从这几年的实践看来，确实能促使学生们在做论文时不断回过头去复习所学习的内容，逐步地消化和加深理解，并且成为论文写作中的方法。
第二，课堂教学中预留若干空白点，给学生一些理论和问题的线索。使教学效果显现为让一般学生能够听懂并掌握，但是明显地还存在进一步消化的余地，需要继续思考。对于程度更好的学生，则使他们抓住一些理论线索，产生若干有趣味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暂时还不明晰也无力解决。所以，表面看课堂讲授是简洁清晰的，在实际上是比较难的。所以追求这种效果，是缘自相关的思考。在我看来，在我们南开大学这样综合大学中开设的文学理论课程，不应一览无余，成功的教学效果应该是这门课教学结束之后学生还会不断地翻阅所记的笔记，特别是在撰写论文和进行研究的时候，课堂讲授的内容在很长的时间段里逐渐展示其理论魅力。教学不是白开水，应显示出回味醇厚的理论魅力。学生在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常说，他们回头看我当时在他们二年级开课的笔记，体会更深了。特别是一些好学生意识到了我给与的理论线索，知道在某一点上值得思考。因此在本科生阶段就开始思考，并延伸到后来的研究生学习中。一些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的同学，基本是以毕业论文的题目为基础。在后来继续读文艺学研究生的学习中，继续顺着本科课堂教学中给予但是没有展开的理论线索，选择了某一具体的题目进行研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成果
以教师的科学研究底蕴为支撑，在教学中让学生感到研究的空间和相关课题的魅力，促进他们在课后从事不同层次的科学研究，并与教师的学术研究形成联系。学生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南开大学文学院多年来学生工作中的一个品牌，就是举办“南开之光”学术节。在历届南开之光学术节中，为数不少的本科同学因为在“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课上有了心得，确定了选题而撰写的论文获奖。他们获奖的论文选题诸如《文本分析性质研究》、《浅论阐释学应用中存在的误区》、《西方的隐喻和中国的转喻诗歌及相关问题》、《对文本聚焦和叙述问题的再认识》、《<扶桑>——多层次的技巧，多维度的意义》。特别是《<扶桑>——多层次的技巧，多维度的意义》一文，可以说达到了本科同学历年学术论文的最高水平。这位获奖同学自己写的内容提要可见出所学课程对她的影响：“本文依据结构主义对《扶桑》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规划出了功能层的结构序列，弄清了小说的基本故事架构；分析了行动层六个行动元的转换，弄清了扶桑与克里斯以及大勇之间的关系，评述了小说在历史现实、东西文化对照、人性尊严等多层面上具有的意义；在叙述层，总结了前人分析叙述技巧的四个方面，同时又专门分析了叙述视角的多重变换极其效果，尤其是全知叙述；从雅努斯原型角度分析了扶桑的两面性——主动性与被动性；利用容格的集体无意识阐述了中国移民都具有的两面性；最后点出扶桑实际上隐喻中国。”显然，她比较自如地采用诸如叙事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原型理论等多种理论与方法分析文本，思路清晰，理论在逐步消化吸收中发挥作用了。
2．在课程进行中和课程结束后陆续在各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在课堂教学和讨论中，学生们产生了心得，逐步形成一些有价值的选题，我与他们切磋讨论并指导他们写成论文。发表了一些与我的选修课内容相关的论文。诸如《略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错误的喜剧>误会产生的熵增值研究》、《T930+461类故事的结构语义学分析》等都发表在《学术前沿》、《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延边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对于本科学习阶段的同学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3．效果延伸到学生的第二课堂。同学们因为选修了“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课程而对于文学经典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我适时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确定选题和论证。一些同学组成科研小组，以“文学经典的当代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延伸”为题，获得了2006年南开大学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我担任指导教师。目前几位同学正兴致勃勃地展开该课题研究。此外就是延伸到同学们的课外阅读书目的确定和思考兴趣点的形成。
4．效果延伸到读研究生的过程中。近年来，我们中文专业本科生保研和考研的学生，往往以文艺学为第一志愿。而且一旦读了我们文艺学的研究生，他们本科阶段所学的“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课程储备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积累，逐步得得到更好的理解消化，渐渐地发挥作用。他们读书更为自觉，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特别自觉，在研究生读书半年之后，基本都可以获得一些心得，确定自己的选题。我的引导思路是，如果对于本科毕业论文依然有兴趣，我会引导他们以原来做过的选题为基础，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朝更深方向开掘。比如1998级一位本科生保研的同学研究生学习阶段的论文《客路历程与纽约重构一一论白先勇<纽约客>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获文学院“南开之光”学术节的三等奖并发表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另一学生的论文《开头的意义》也获得这个奖项并以《“开头”解构之后文学批评意义何在?》为题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一些同学从本科到研究生始终顺着一个问题线索，查阅资料，深入思考，以此为基础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达到了较好的水平，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这样的重要刊物上，深得答辩委员会老师的赞赏，并一致同意评为优秀论文。至于在本科阶段学习了“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这门选修课，后来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或者中国古代文学等其他专业的同学们，也感到受益匪浅，初步形成的分析方法论意识，在潜移默化地支撑着他们进入到这些学科的学习中，让他们的学习更加理性和自觉。
四、在本科生教学中产生理论灵感与深化科学研究
作为博士生导师，虽然有繁重的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 的任务，以及科学研究任务，但是我依然将给本科生上课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感到如同仪式般庄严。这种感情和心理状态并不完全来自于教师的责任感和良知，更是来自成功的体验所带来的快乐：在本科教学过程中，渗透科学研究的成果，也不断地激发我的理论灵感，我的研究性质的思考在教学中不断得到深化。
1．激发我酝酿和确定论证科学研究的题目。诚然，现在开设的“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这个选修课，最初是得益于我“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任务。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我的思路和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更加细致深入。近年所获得的项目大都来自讲课中的思考。例如2006年获得的亚洲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经典文本研究”，就是在进行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的某一次讲授中，突然迸发出一个问题：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在文学原型、故事模式等方面有哪些互相借用、参照，共性以及差异呢?对于形成文学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后来在对民族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和阅读中，发现在这样交叉和对比中采用文本分析的路径，解决思考的这些问题是很有独创性的。后来经过周密设计论证，以此为题获得了这个项目。再比如“中国现代经典的当代读法研究——兼论艺术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审美价值的延伸”是我申报的2006年国家社科项目申请题目，并且获准。此选题的诞生机缘是，在完成并且出版了《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之后，我在讲课中除了选取这本书中的篇章之外，也选取了若干篇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在分析中我发现，在分析中外国文本和中国文本的时候其实是有所区别的。我在对外国小说的分析中基本采用结构主义方法、原型批评方法以及叙事学方法等，而不能采用语言学方法在语言层面进行分析。而中国小说毕竟用母语写就，除了上述分析外国小说可用的方法之外，更可以在语词语义甚至音韵层次分析，对于互文性的把握也更加方便自如。这促使我决定撰写《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一书。目前这部书已经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的写作中，我发现诸如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的文本，在当今已经超越它们产生的时代，在当今的艺术理解和艺术价值分析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原有的文学派别已经不能涵盖和解释其艺术上的成就。这个现象给我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应该具有当代读法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既涉及到了我多年来思考的文学经典问题，也涉及到了我的理论准备即方法论问题，还涉及到审美价值在当代延伸的问题。所以这个课题涉及和聚集几个方面思考。经过论证申请获得立项。可以说，在教学中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不白费力气，一点一滴都汇入科学研究中。
2．本科教学帮助我对自己研究领域和问题思考不断深化。几年前一次设计本科生课堂讨论题目时，我确定的是用结构语义学方法分析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最初我引导学生的思路是：俄国人类学家普洛普(V．Propp)认为，西方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寻”。主人公总是在寻找一件物，不管主人公是谁，也不管要找的是什么。这就是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如果是短故事，就省去一些成分，如果是长故事，则重复一些过程。追寻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去西天取经就是《西游记》故事要追寻的目标。这个过程则因为猪八戒和孙悟空等在西天取经的漫漫路途中不断地弄出些麻烦而复杂曲折。读《西游记》的后半部分，我们常有雷同的感觉，是猪八戒和孙悟空它们弄出的事端以及唐僧解决的途径及办法缺少新意而导致的。在引导学生这样分析这个文本中，我发现如果确定这个故事追寻的目标，与如何分析以及通过分析得到的评价有直接的关系。这样也就意味着，仅用单一的结构语义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可靠或者是片面的。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方法本身是自足的，但用到一个复杂文本中则应该避免其自足性，由此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就此问题，一方面我指导几位学生从不同角度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文本，以便进一步发现问题并深入思考，另一方面我自己则进而思考方法的配套运用以及文本内外转换的问题。这个思考促使我完成了一系列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影响的论文：《历史观：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与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叙事性文本批评：层次递进现象及其意义》(《学术研究》2004年第10期)、《社会学方法在文本研究中转换的广阔空间——以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为个案》(《南开学报》2003年第6期)、《论西方新叙事理论文本批评方法论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后来这些方法论的成果都作为理论支撑渗透在《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这部书的写作中。教学给我的学术研究提出挑战及发现新问题的类似例子还很多。
几年来探索本科教学和科学研究互相促进的实践，让我认识到，像南开大学这样的学校，其文史哲等传统学科有自己的使命。在当前学术浮躁、选题空泛，不断地追逐时髦的氛围中，我们这些教师的责任是，坚守我们传统学科久经考验的学科特色和课程特色，在我们清晰的科学研究思路中保持传统学科不断地深入和发展。这是我们特有的传承方式，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神圣使命。而将这个特点和思路贯穿到本科教学中，则既促进了本科教学水平，也能不断地激发教师的科研兴趣和灵感。如果处理好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关系，本科教学的讲台就会充满阳光和魅力。确实，为本科生开课诗意盎然。教师不断增长的年龄面对永远年轻的学生，这是多么奇妙的相遇啊。每一次面对都是思想的交流，交流中迸发出思想火花，与学生共同处于思考的愉悦中，这是精神收获的诗意。学术生命在教学中闪烁和延伸，教学在学术研究中魅力无穷。旺盛的学术生命和本科教学息息相关，由此我要真诚地感谢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