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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时期，阮啸仙与彭湃是广东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他们之间的诚挚友谊，是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
阮啸仙与彭湃在广州首次谋面，俩人就一见如故
1924年4月上旬，彭湃应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谭平山的邀请，抵达广州工作。此时，彭湃已是名闻遐迩的新闻人物。
彭湃，1896年10月诞生于广东海丰县。1917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救国运动。1921年5月毕业回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1922年在海丰创立“六人农会”和“赤山约农会”，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1月，组织成立了拥有10万会员的海丰县总农会，并当选为会长。彭湃因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而斐声海内外，并于192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海丰县总农会被取缔后，彭湃被迫离开家乡，经汕头转赴香港，拟经广州去上海。彭湃驻留香港期间，谭平山派人联系到他，邀请其到广州工作。彭湃欣然应诺，并于4月上旬抵达广州，临时安排住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办公的惠州会馆三楼。在广州，经中共两广区委负责人介绍，彭湃认识了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阮啸仙。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出生于1898年8月，比彭湃小两岁。他自幼崇拜苏武、文天祥等民族气节坚贞的爱国志士。1918年春考入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后，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是“五四”运动中广东学联的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8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阮啸仙旋即加入。1921年春，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阮啸仙首批入会，并成为该会主要成员。同年中国共产党建党，阮啸仙又名列第一批共产党员。1922年秋，阮啸仙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随即投身工人运动。1923年初夏，受中共中央书记局书记陈独秀的委托，阮啸仙着手整顿广东团组织，并在5月召开的广州地区各团小组长会议上当选为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0月改任团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阮啸仙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部署安排，广泛发动青年，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共同组织的国民运动委员会改组，阮啸仙继续当选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阮啸仙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深受广大青年的好评，并得到陈独秀的高度赞许。
在广州期间，阮啸仙与彭湃两人经常在一起，互谈经历，交流思想，热议时政，畅谈理想，总有说不完的话题。通过交谈，阮啸仙对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历大为叹服；彭湃对阮啸仙也早有耳闻，尤其是对他在广州组织青年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以及对“社会改造”的深刻见解深表敬意。从此，阮啸仙与彭湃在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下，共同工作，并肩战斗，建立了诚挚的革命友谊。
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阮啸仙与彭湃一起为推动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开展尽职尽力
国民党“一大”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自此揭开。国民党中央还专门成立了农民部，任命共产党员林伯渠为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上任后，便推荐彭湃为农民部秘书、阮啸仙为干事。此时，彭湃、阮啸仙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农民部任职期间，阮啸仙、彭湃等人在林伯渠的领导下，积极协助处理农民部繁杂的日常事务，认真策划制定有关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竭力推动广东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
1924年5月，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身份，前往广宁指导农运工作。到广宁后，彭湃排除阻力，运用当年领导海丰农运的经验，直接下到农村，向广大农民讲解“耕田亏本”、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实行减租斗争，建立农会组织。在彭湃的宣传发动下，广宁很快成立了农会，农会会员发展到7000多户，引起了当地阶级矛盾的迅速激化。广宁大地主江耀南等指使民团，穷凶极恶地捣毁了江屯农会。接着，潭布大地主江汉英又率领民团，焚烧了潭布农会，并肆意殴打农会工作人员。
事件发生后，彭湃及时向国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争取到国民党有关部门与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同时，彭湃又与阮啸仙商议，决定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团体，通电、发表宣言支援广宁农民的合法斗争。于是，阮啸仙立即以团区委的名义，派出工人、学生代表赴广宁慰问受害农民，并与彭湃一起，以新学生社等工学界名义，在广宁广发传单，激励农民斗志。同时，阮啸仙与彭湃就广宁县农会遭地主武装捣毁等事，及时向团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提出了从事农民运动的政策和策略。在团中央、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以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下，经过阮啸仙、彭湃等人的共同努力，广宁农会不久得以恢复，参加农会的农民迅速扩大到上万户。
1924年5、6月间，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彭湃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后又被推选为执委会农工委员，具体负责指导各地青年农工运动。阮啸仙是团广东区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也参加了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6月9日团广东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书记。
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团广东区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阮啸仙的主持推动下，大会通过了《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和《区直辖支部及各重要地方发展组织决议案》等14个决议案。在《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按照团中央相关精神，拟定了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等32条“实行方法”，号召广大青年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对广东各县之农民运动应打起国民党旗帜为对外活动”，并指出：“本办实为青年利益奋斗之团体，我们对于农民应牺牲一切享受，不顾自身利益，誓死替其努力，凡关于农民应争之权利，我们惟有打头阵作冲锋。”在《发展组织决议案》中，对团广东区委所直辖各支部，以及顺德、广宁、花县、鹤山等地农民运动开展，提出了具体要求。会上，阮啸仙充分肯定了各地尤其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认为海丰“虽处于反动政治势力之下，但也有同志秘密活动”，“海丰有伟大的农会组织，现虽为反动势力所压迫，但因应对得法，基础从未有损坏，实为将来东江农民运动之中心”。组织的肯定，同事们的鼓励，更坚定了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信心和决心。会后，彭湃按照大会决议，与阮啸仙等人一起，分赴花县、广宁等地，“实行组织村农会事宜”，具体指导各地青年开展农民运动。
彭湃主持筹备开办第一届广州农讲所，邀请阮啸仙鼎力协助并担任教员
在彭湃、阮啸仙等人的推动下，广东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但是，他们在领导了广宁、花县农会与当地统治势力的针锋对决后，强烈意识到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得力的干部是农民运动成败的关键。彭湃曾向团中央报告：“本区人才缺乏，诚恐有坐失事机之虞。”阮啸仙通过调查也认为：“农民在教育方面，可谓绝无他的地位。村中大多数的成年农民，类皆隘于不识字的情况，而成为简单的劳动机械。”阮啸仙、彭湃都感到，没有一批坚定的农会干部，农民运动想扩及广东，并最终取得胜利，实为不可能之事，培训一批农民运动骨干，是开展好当前农民运动的当务之急。为此，他们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了这一想法，并提出了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设想。
中共广东区委立即接受了彭湃、阮啸仙的建议，并根据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和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农民政策，决定要争取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来出面举办讲习所。于是，彭湃、阮啸仙利用农民部秘书、干事的身份，积极争取了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的支持，并草拟了一份公开培训农会干部的方案，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1924年6月30日，经林伯渠提议，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审议确定了讲习所章程。
彭湃被委任为首届农讲所主任，与阮啸仙一起负责筹备工作。期间，阮啸仙与彭湃一起，四处寻找和选择所址，制订训练方案，到处物色教员，发动组织招生。同时，阮啸仙还积极协助彭湃，共同研究办班的一些具体事宜，包括课程如何设置、教学内容如何安排、教员如何分工、教学方法如何掌握等，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在阮啸仙等人的大力协助下，由彭湃担任主任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7月3日正式开学。所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招收学员38名，全部来自广东各地。其中，中共党员、青年团员20名，“新学生社”成员6名。阮啸仙还积极动员正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干事的妻子高恬波参加了第一期农讲所学习。对于这批学员的组成，在党中央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曾作了详细介绍：“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运动者。”
在讲习所开办后，阮啸仙愉快地接受彭湃的聘请，前往讲习所给学员们授课，主要讲授《广东农民运动》这一课程。他利用了几天时间，重点给学员们阐述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分析了广东农村的危机和农民运动勃起的原因，并运用广宁、花县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说明从事农民运动必须具备的革命立场与斗争策略，提高学员领导农民运动的本领。在讲授中，阮啸仙还经常穿插一些各地农运积极分子的事例，传授农运工作方法和应注意事项等内容，学员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由于阮啸仙富有丰富的农运工作经验，在讲授中又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为此，在彭湃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时，彭湃继续聘请阮啸仙担任教员。
阮啸仙在担任授课任务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彭湃进行学员的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的组织工作。
鉴于武装斗争对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彭湃与阮啸仙商议，决定在学员中临时增加军事训练课。训练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进行，为期10天。由于阮啸仙在讲课中揭露了农村地主武装民团的罪行，强调了农民运动中农民自卫军的作用，学员们在参加军事训练时也特别自觉。
在彭湃、阮啸仙的组织领导下，学员们还深入广州近郊的深井、鱼珠、东圃、长洲等地，进行了为期3天的社会调查，使学员们一方面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农村实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尝试了做农民工作的实践，收到了良好效果。这种培训方式，也被历届农讲所所仿效。在阮啸仙主办第三届农讲所时，为了锻炼学员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不仅组织学员们到附近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策源地海丰进行社会实习，帮助区、乡农会解决运动中存在的困难。此外，阮啸仙还介绍弟弟阮致中参加了由彭湃主办的第五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阮啸仙、彭湃的教育引导下，阮致中在农讲所毕业后，被派回河源、紫金等地，开展农民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阮啸仙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彭湃组建了第一支农民自卫武装
在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同时，阮啸仙、彭湃十分重视农民武装建设。
为支持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对付反动的商团武装，保卫广东革命政府，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命令，1924年8月下旬，阮啸仙与彭湃、罗绮园等人，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225名学生，组编为广东农民自卫军，亦称“广东农团军”，由彭湃任团长，徐成章任教练。这是广东最早建立的农民自卫军，也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自卫武装。
“农团军”成立不久，彭湃、阮啸仙率领队员，随孙中山大本营一起前往韶关进行集训，并组织队员到市郊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和开展社会调查。阮啸仙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坚持给队员们授课和指导训练。阮啸仙十分注重队员们的军事训练，认为“政治训练要与军事教育并重，才能养成全材”。为此，这一期讲习所学员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时间增加到一个多月。
孙中山回师广州后，“农团军”也重返广州。按照孙中山的指示，阮啸仙、彭湃率领“农团军”的队员们，一起参与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作战，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赞赏。在此期间，阮啸仙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代表的身份，带领农讲所学生和“农团军”50余人，出席了广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向农民协会授旗授印，以实际行动支持彭湃在广宁开展农民运动。后来，阮啸仙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对以彭湃为团长、第二届农讲所学员为成员的“农团军”作了高度评价：“此届分子很不错，初授以军事教育，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即所谓农民自卫军是也。在训练军事教育期间成绩昭著，于纪律及组织方面更见成效。”
1924年秋，中共广州地委改选，阮啸仙与彭湃同时当选为地委委员。稍后，两人又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主要精力都集中放在开展农民运动上。在阮啸仙、彭湃及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广东农民运动成为全国先进省份之一。
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种省级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全国尚属首次。会议通过了《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决议案》、《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决议案》等7个决议案，并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彭湃当时正在粤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恢复发展工作，虽未出席大 会，但仍与阮啸仙、罗绮园被选为省农协常务委员，全权处理会内一切事务。此次会议开幕式与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联合举行，两会代表联同广州市工人、市郊农民及青年革命军人，于当天举行了10万余人参加的示威大游行。邓中夏称“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表现”。
阮啸仙、彭湃的联名提案，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件
1925年8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改组，罗绮园任秘书，阮啸仙与彭湃改任组织干事。在此期间，阮啸仙与彭湃一起，继续为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四处奔波、摇旗呐喊。
东征军攻克惠州城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决定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阮啸仙与彭湃等人一起，决定要把此次会议变成推进农民运动开展的大会。中共中央也明确指示，安排杨匏安、阮啸仙、彭湃一起参加筹备工作。阮啸仙与彭湃被分工负责起草报告提案。经过酝酿讨论，由阮啸仙执笔，很快起草了一份《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
这份近万字的提案，倾注了阮啸仙、彭湃的大量心血。他们在提案中，详细分析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回顾了国民党关于农民政策的确立，以及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农民当前在政治、经济上的痛苦境遇。提案提出：“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痛苦最残酷，最切肤，而且为农民运动之最大障碍的，就是民团”及“本党政府治下之驻防军队与地方官吏”，他们挂名“革命”，却无视党纲党纪，到处勾结土豪劣绅，压迫农民，摧残农会，以至“本党农民运动所得之结果，几乎为若辈摧陷殆尽”；农民所受经济痛苦，主要是高利贷、当押店的重利盘剥、买卖之垄断居奇、苛捐杂税及额外征收等等。提案还着重阐述了“广东农民现在的要求”，就是取消“预征钱粮”、“苛捐杂税”、“附加费”；“规定最高限度租额，严办重利盘剥农民者”；“解散各县摧残农民协会之商乡民团，取消民团统率处”等等。提案中，阮啸仙、彭湃还对农村中地主豪绅、自耕农、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并提出了迅速组织农民自卫军等紧迫问题。时任广东区委委员长的陈延年等人一致同意此提案，并提交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建议作为大会的重要议题。
1925年10月20日，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阮啸仙与彭湃出席了大会。会上，阮啸仙代表两人宣读了这一报告提案。与会人员先看了书面材料，又听了阮啸仙的宣读，都被其充分的事实和入情入理的分析所说服。大会对阮啸仙、彭湃联名提交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一字未改地作为大会决议予以发表。可以说，这是国共两党历史上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文件，对于统一国共两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开展，都取得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在亲身参加农民运动的同时，阮啸仙与彭湃都十分注重农民运动方面的理论研究。期间，彭湃撰著了一本6万余字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详尽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全过程，真实纪录了彭湃本人自1922年到1924年的革命活动及思想状况，并总结了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阮啸仙在长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也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撰著了一批农民运动的专著。其中阮啸仙撰写的《中国农民运动》这部著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成为指导当时农民运动的重要作品。彭湃、阮啸仙的著作，均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同时被列为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学习的必读教材。1926年，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指出：《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有关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
在农民运动最困难时期，阮啸仙与彭湃不畏艰险
为了加强对广东各地农运工作的领导，1926年1月，广东省农协在全省设立了6个办事处，彭湃任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赴粤东开展农运工作；中路下设办事处，由阮啸仙负责的省农民协会直接领导。此时，国民党右派势力纷纷撕下“联合工农”的假面具，公然与农民群众为敌。不久，发生了高要豪绅地主指使反动武装民团残杀农协会员的流血惨案。进入1926年下半年，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了最困难时期。
面对这一严酷现实，广东省农民协会于8月17日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具体商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事宜。阮啸仙、彭湃等执行委员及各办事处、县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人部、妇女部主要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大会提出的《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的提案，成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会上，彭湃就这一提案作了说明，提出农民应该在经济上要减租、政治上要有选举权和武装自卫权等方面“最低限度之要求”，得到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并通过了此项决议案。
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8月25日，与会全体代表及广州市郊1000多名农民，在阮啸仙与彭湃的率领下，组成“广东省农民协会七路代表团请愿示威”大队，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省党部请愿，要求惩办国民党右派和贪官污吏。队伍沿途高呼口号，群情激昂，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8月27日，花县民团头子江侠庵，召集民团上千人，攻占农会，残杀民众，焚毁房屋，制造了震惊全省的“花县惨案”。惨案发生后，彭湃作为中央农民部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前往花县调查惨案真相。期间，彭湃深入群众，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搜集了地主豪绅、民团武装破坏农运、残害农民的罪证。在彭湃等人的努力及国民革命军的配合下，经过10多天的调处，民团与农会双方达成了赔偿农会损失、抚恤死者家属、严惩杀人凶手、解散平山民团等协议。“花县惨案”的调处工作宣告结束。
阮啸仙获悉“花县惨案”得到圆满解决，在彭湃等人回到广州的第二天，以广东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省党部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欢迎大会。彭湃、阮啸仙等人发表了演说。事后，彭湃写了《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一文，发表于9月20日出版的《人民周刊》。阮啸仙也在多次演说和文章中，控诉反动民团屠杀民众的罪恶行径，号召民众团结一心，“要自己努力去造成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并提议“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民协会筹备处，以促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
1927年4月15日，广州地区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下令通缉包括彭湃、阮啸仙在内的179名共产党主要干部。当时，阮啸仙正在粤北农村开展农民运动，获悉广州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后，十分气愤，并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化装潜回广州，积极协助广东区委部署地下斗争工作。面对蒋介石的血腥暴行，当时正在武汉全国农协工作的彭湃决定予以武力反击。他让哥哥彭汉垣迅速返回海丰，与中共海陆丰地委取得联系后，于4月30日夜，发动了海陆丰人民第一次武装暴动，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宣告失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彭湃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阮啸仙因身患哮喘病住院未出席大会，但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5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九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农民运动。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讨论广东工作和组织问题时，决定由阮啸仙、彭湃、穆青等组织中共广东省委。不久，阮啸仙受党组织派遣，来到粤北仁化，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建立了仁化苏维埃政府，并被推选为主席。彭湃则毅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在中共“六大”上，彭湃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阮啸仙则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不久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3岁。
彭湃壮烈牺牲后，中共中央发表文告，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高度评价了彭湃战斗的一生，称彭湃是“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毛泽东也称颂彭湃是“农民运动大王”。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特委、特支及各党团组织发出通知，号召全省人民“继续着彭杨诸君同志的精神奋斗”。在他工作过的海陆丰、广州、汕头以及江苏、上海、江西等地，也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与他曾经并肩战斗的老战友阮啸仙，也悲愤难忍，为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深感痛惜！
阮啸仙与彭湃在广州首次谋面，俩人就一见如故
1924年4月上旬，彭湃应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谭平山的邀请，抵达广州工作。此时，彭湃已是名闻遐迩的新闻人物。
彭湃，1896年10月诞生于广东海丰县。1917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救国运动。1921年5月毕业回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1922年在海丰创立“六人农会”和“赤山约农会”，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1月，组织成立了拥有10万会员的海丰县总农会，并当选为会长。彭湃因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而斐声海内外，并于192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海丰县总农会被取缔后，彭湃被迫离开家乡，经汕头转赴香港，拟经广州去上海。彭湃驻留香港期间，谭平山派人联系到他，邀请其到广州工作。彭湃欣然应诺，并于4月上旬抵达广州，临时安排住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办公的惠州会馆三楼。在广州，经中共两广区委负责人介绍，彭湃认识了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阮啸仙。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出生于1898年8月，比彭湃小两岁。他自幼崇拜苏武、文天祥等民族气节坚贞的爱国志士。1918年春考入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后，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是“五四”运动中广东学联的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8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阮啸仙旋即加入。1921年春，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阮啸仙首批入会，并成为该会主要成员。同年中国共产党建党，阮啸仙又名列第一批共产党员。1922年秋，阮啸仙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随即投身工人运动。1923年初夏，受中共中央书记局书记陈独秀的委托，阮啸仙着手整顿广东团组织，并在5月召开的广州地区各团小组长会议上当选为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0月改任团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阮啸仙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部署安排，广泛发动青年，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共同组织的国民运动委员会改组，阮啸仙继续当选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阮啸仙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深受广大青年的好评，并得到陈独秀的高度赞许。
在广州期间，阮啸仙与彭湃两人经常在一起，互谈经历，交流思想，热议时政，畅谈理想，总有说不完的话题。通过交谈，阮啸仙对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历大为叹服；彭湃对阮啸仙也早有耳闻，尤其是对他在广州组织青年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以及对“社会改造”的深刻见解深表敬意。从此，阮啸仙与彭湃在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下，共同工作，并肩战斗，建立了诚挚的革命友谊。
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阮啸仙与彭湃一起为推动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开展尽职尽力
国民党“一大”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自此揭开。国民党中央还专门成立了农民部，任命共产党员林伯渠为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上任后，便推荐彭湃为农民部秘书、阮啸仙为干事。此时，彭湃、阮啸仙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农民部任职期间，阮啸仙、彭湃等人在林伯渠的领导下，积极协助处理农民部繁杂的日常事务，认真策划制定有关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竭力推动广东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
1924年5月，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身份，前往广宁指导农运工作。到广宁后，彭湃排除阻力，运用当年领导海丰农运的经验，直接下到农村，向广大农民讲解“耕田亏本”、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实行减租斗争，建立农会组织。在彭湃的宣传发动下，广宁很快成立了农会，农会会员发展到7000多户，引起了当地阶级矛盾的迅速激化。广宁大地主江耀南等指使民团，穷凶极恶地捣毁了江屯农会。接着，潭布大地主江汉英又率领民团，焚烧了潭布农会，并肆意殴打农会工作人员。
事件发生后，彭湃及时向国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争取到国民党有关部门与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同时，彭湃又与阮啸仙商议，决定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团体，通电、发表宣言支援广宁农民的合法斗争。于是，阮啸仙立即以团区委的名义，派出工人、学生代表赴广宁慰问受害农民，并与彭湃一起，以新学生社等工学界名义，在广宁广发传单，激励农民斗志。同时，阮啸仙与彭湃就广宁县农会遭地主武装捣毁等事，及时向团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提出了从事农民运动的政策和策略。在团中央、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以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下，经过阮啸仙、彭湃等人的共同努力，广宁农会不久得以恢复，参加农会的农民迅速扩大到上万户。
1924年5、6月间，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彭湃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后又被推选为执委会农工委员，具体负责指导各地青年农工运动。阮啸仙是团广东区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也参加了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6月9日团广东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书记。
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团广东区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阮啸仙的主持推动下，大会通过了《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和《区直辖支部及各重要地方发展组织决议案》等14个决议案。在《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按照团中央相关精神，拟定了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等32条“实行方法”，号召广大青年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对广东各县之农民运动应打起国民党旗帜为对外活动”，并指出：“本办实为青年利益奋斗之团体，我们对于农民应牺牲一切享受，不顾自身利益，誓死替其努力，凡关于农民应争之权利，我们惟有打头阵作冲锋。”在《发展组织决议案》中，对团广东区委所直辖各支部，以及顺德、广宁、花县、鹤山等地农民运动开展，提出了具体要求。会上，阮啸仙充分肯定了各地尤其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认为海丰“虽处于反动政治势力之下，但也有同志秘密活动”，“海丰有伟大的农会组织，现虽为反动势力所压迫，但因应对得法，基础从未有损坏，实为将来东江农民运动之中心”。组织的肯定，同事们的鼓励，更坚定了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信心和决心。会后，彭湃按照大会决议，与阮啸仙等人一起，分赴花县、广宁等地，“实行组织村农会事宜”，具体指导各地青年开展农民运动。
彭湃主持筹备开办第一届广州农讲所，邀请阮啸仙鼎力协助并担任教员
在彭湃、阮啸仙等人的推动下，广东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但是，他们在领导了广宁、花县农会与当地统治势力的针锋对决后，强烈意识到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得力的干部是农民运动成败的关键。彭湃曾向团中央报告：“本区人才缺乏，诚恐有坐失事机之虞。”阮啸仙通过调查也认为：“农民在教育方面，可谓绝无他的地位。村中大多数的成年农民，类皆隘于不识字的情况，而成为简单的劳动机械。”阮啸仙、彭湃都感到，没有一批坚定的农会干部，农民运动想扩及广东，并最终取得胜利，实为不可能之事，培训一批农民运动骨干，是开展好当前农民运动的当务之急。为此，他们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了这一想法，并提出了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设想。
中共广东区委立即接受了彭湃、阮啸仙的建议，并根据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和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农民政策，决定要争取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来出面举办讲习所。于是，彭湃、阮啸仙利用农民部秘书、干事的身份，积极争取了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的支持，并草拟了一份公开培训农会干部的方案，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1924年6月30日，经林伯渠提议，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审议确定了讲习所章程。
彭湃被委任为首届农讲所主任，与阮啸仙一起负责筹备工作。期间，阮啸仙与彭湃一起，四处寻找和选择所址，制订训练方案，到处物色教员，发动组织招生。同时，阮啸仙还积极协助彭湃，共同研究办班的一些具体事宜，包括课程如何设置、教学内容如何安排、教员如何分工、教学方法如何掌握等，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在阮啸仙等人的大力协助下，由彭湃担任主任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7月3日正式开学。所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招收学员38名，全部来自广东各地。其中，中共党员、青年团员20名，“新学生社”成员6名。阮啸仙还积极动员正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干事的妻子高恬波参加了第一期农讲所学习。对于这批学员的组成，在党中央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曾作了详细介绍：“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运动者。”
在讲习所开办后，阮啸仙愉快地接受彭湃的聘请，前往讲习所给学员们授课，主要讲授《广东农民运动》这一课程。他利用了几天时间，重点给学员们阐述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分析了广东农村的危机和农民运动勃起的原因，并运用广宁、花县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说明从事农民运动必须具备的革命立场与斗争策略，提高学员领导农民运动的本领。在讲授中，阮啸仙还经常穿插一些各地农运积极分子的事例，传授农运工作方法和应注意事项等内容，学员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由于阮啸仙富有丰富的农运工作经验，在讲授中又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为此，在彭湃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时，彭湃继续聘请阮啸仙担任教员。
阮啸仙在担任授课任务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彭湃进行学员的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的组织工作。
鉴于武装斗争对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彭湃与阮啸仙商议，决定在学员中临时增加军事训练课。训练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进行，为期10天。由于阮啸仙在讲课中揭露了农村地主武装民团的罪行，强调了农民运动中农民自卫军的作用，学员们在参加军事训练时也特别自觉。
在彭湃、阮啸仙的组织领导下，学员们还深入广州近郊的深井、鱼珠、东圃、长洲等地，进行了为期3天的社会调查，使学员们一方面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农村实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尝试了做农民工作的实践，收到了良好效果。这种培训方式，也被历届农讲所所仿效。在阮啸仙主办第三届农讲所时，为了锻炼学员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不仅组织学员们到附近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策源地海丰进行社会实习，帮助区、乡农会解决运动中存在的困难。此外，阮啸仙还介绍弟弟阮致中参加了由彭湃主办的第五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阮啸仙、彭湃的教育引导下，阮致中在农讲所毕业后，被派回河源、紫金等地，开展农民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阮啸仙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彭湃组建了第一支农民自卫武装
在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同时，阮啸仙、彭湃十分重视农民武装建设。
为支持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对付反动的商团武装，保卫广东革命政府，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命令，1924年8月下旬，阮啸仙与彭湃、罗绮园等人，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225名学生，组编为广东农民自卫军，亦称“广东农团军”，由彭湃任团长，徐成章任教练。这是广东最早建立的农民自卫军，也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自卫武装。
“农团军”成立不久，彭湃、阮啸仙率领队员，随孙中山大本营一起前往韶关进行集训，并组织队员到市郊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和开展社会调查。阮啸仙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坚持给队员们授课和指导训练。阮啸仙十分注重队员们的军事训练，认为“政治训练要与军事教育并重，才能养成全材”。为此，这一期讲习所学员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时间增加到一个多月。
孙中山回师广州后，“农团军”也重返广州。按照孙中山的指示，阮啸仙、彭湃率领“农团军”的队员们，一起参与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作战，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赞赏。在此期间，阮啸仙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代表的身份，带领农讲所学生和“农团军”50余人，出席了广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向农民协会授旗授印，以实际行动支持彭湃在广宁开展农民运动。后来，阮啸仙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对以彭湃为团长、第二届农讲所学员为成员的“农团军”作了高度评价：“此届分子很不错，初授以军事教育，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即所谓农民自卫军是也。在训练军事教育期间成绩昭著，于纪律及组织方面更见成效。”
1924年秋，中共广州地委改选，阮啸仙与彭湃同时当选为地委委员。稍后，两人又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主要精力都集中放在开展农民运动上。在阮啸仙、彭湃及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广东农民运动成为全国先进省份之一。
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种省级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全国尚属首次。会议通过了《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决议案》、《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决议案》等7个决议案，并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彭湃当时正在粤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恢复发展工作，虽未出席大 会，但仍与阮啸仙、罗绮园被选为省农协常务委员，全权处理会内一切事务。此次会议开幕式与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联合举行，两会代表联同广州市工人、市郊农民及青年革命军人，于当天举行了10万余人参加的示威大游行。邓中夏称“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表现”。
阮啸仙、彭湃的联名提案，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件
1925年8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改组，罗绮园任秘书，阮啸仙与彭湃改任组织干事。在此期间，阮啸仙与彭湃一起，继续为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四处奔波、摇旗呐喊。
东征军攻克惠州城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决定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阮啸仙与彭湃等人一起，决定要把此次会议变成推进农民运动开展的大会。中共中央也明确指示，安排杨匏安、阮啸仙、彭湃一起参加筹备工作。阮啸仙与彭湃被分工负责起草报告提案。经过酝酿讨论，由阮啸仙执笔，很快起草了一份《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
这份近万字的提案，倾注了阮啸仙、彭湃的大量心血。他们在提案中，详细分析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回顾了国民党关于农民政策的确立，以及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农民当前在政治、经济上的痛苦境遇。提案提出：“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痛苦最残酷，最切肤，而且为农民运动之最大障碍的，就是民团”及“本党政府治下之驻防军队与地方官吏”，他们挂名“革命”，却无视党纲党纪，到处勾结土豪劣绅，压迫农民，摧残农会，以至“本党农民运动所得之结果，几乎为若辈摧陷殆尽”；农民所受经济痛苦，主要是高利贷、当押店的重利盘剥、买卖之垄断居奇、苛捐杂税及额外征收等等。提案还着重阐述了“广东农民现在的要求”，就是取消“预征钱粮”、“苛捐杂税”、“附加费”；“规定最高限度租额，严办重利盘剥农民者”；“解散各县摧残农民协会之商乡民团，取消民团统率处”等等。提案中，阮啸仙、彭湃还对农村中地主豪绅、自耕农、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并提出了迅速组织农民自卫军等紧迫问题。时任广东区委委员长的陈延年等人一致同意此提案，并提交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建议作为大会的重要议题。
1925年10月20日，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阮啸仙与彭湃出席了大会。会上，阮啸仙代表两人宣读了这一报告提案。与会人员先看了书面材料，又听了阮啸仙的宣读，都被其充分的事实和入情入理的分析所说服。大会对阮啸仙、彭湃联名提交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一字未改地作为大会决议予以发表。可以说，这是国共两党历史上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文件，对于统一国共两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开展，都取得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在亲身参加农民运动的同时，阮啸仙与彭湃都十分注重农民运动方面的理论研究。期间，彭湃撰著了一本6万余字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详尽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全过程，真实纪录了彭湃本人自1922年到1924年的革命活动及思想状况，并总结了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阮啸仙在长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也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撰著了一批农民运动的专著。其中阮啸仙撰写的《中国农民运动》这部著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成为指导当时农民运动的重要作品。彭湃、阮啸仙的著作，均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同时被列为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学习的必读教材。1926年，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指出：《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有关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
在农民运动最困难时期，阮啸仙与彭湃不畏艰险
为了加强对广东各地农运工作的领导，1926年1月，广东省农协在全省设立了6个办事处，彭湃任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赴粤东开展农运工作；中路下设办事处，由阮啸仙负责的省农民协会直接领导。此时，国民党右派势力纷纷撕下“联合工农”的假面具，公然与农民群众为敌。不久，发生了高要豪绅地主指使反动武装民团残杀农协会员的流血惨案。进入1926年下半年，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了最困难时期。
面对这一严酷现实，广东省农民协会于8月17日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具体商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事宜。阮啸仙、彭湃等执行委员及各办事处、县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人部、妇女部主要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大会提出的《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的提案，成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会上，彭湃就这一提案作了说明，提出农民应该在经济上要减租、政治上要有选举权和武装自卫权等方面“最低限度之要求”，得到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并通过了此项决议案。
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8月25日，与会全体代表及广州市郊1000多名农民，在阮啸仙与彭湃的率领下，组成“广东省农民协会七路代表团请愿示威”大队，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省党部请愿，要求惩办国民党右派和贪官污吏。队伍沿途高呼口号，群情激昂，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8月27日，花县民团头子江侠庵，召集民团上千人，攻占农会，残杀民众，焚毁房屋，制造了震惊全省的“花县惨案”。惨案发生后，彭湃作为中央农民部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前往花县调查惨案真相。期间，彭湃深入群众，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搜集了地主豪绅、民团武装破坏农运、残害农民的罪证。在彭湃等人的努力及国民革命军的配合下，经过10多天的调处，民团与农会双方达成了赔偿农会损失、抚恤死者家属、严惩杀人凶手、解散平山民团等协议。“花县惨案”的调处工作宣告结束。
阮啸仙获悉“花县惨案”得到圆满解决，在彭湃等人回到广州的第二天，以广东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省党部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欢迎大会。彭湃、阮啸仙等人发表了演说。事后，彭湃写了《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一文，发表于9月20日出版的《人民周刊》。阮啸仙也在多次演说和文章中，控诉反动民团屠杀民众的罪恶行径，号召民众团结一心，“要自己努力去造成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并提议“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民协会筹备处，以促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
1927年4月15日，广州地区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下令通缉包括彭湃、阮啸仙在内的179名共产党主要干部。当时，阮啸仙正在粤北农村开展农民运动，获悉广州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后，十分气愤，并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化装潜回广州，积极协助广东区委部署地下斗争工作。面对蒋介石的血腥暴行，当时正在武汉全国农协工作的彭湃决定予以武力反击。他让哥哥彭汉垣迅速返回海丰，与中共海陆丰地委取得联系后，于4月30日夜，发动了海陆丰人民第一次武装暴动，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宣告失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彭湃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阮啸仙因身患哮喘病住院未出席大会，但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5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九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农民运动。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讨论广东工作和组织问题时，决定由阮啸仙、彭湃、穆青等组织中共广东省委。不久，阮啸仙受党组织派遣，来到粤北仁化，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建立了仁化苏维埃政府，并被推选为主席。彭湃则毅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在中共“六大”上，彭湃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阮啸仙则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不久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3岁。
彭湃壮烈牺牲后，中共中央发表文告，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高度评价了彭湃战斗的一生，称彭湃是“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毛泽东也称颂彭湃是“农民运动大王”。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特委、特支及各党团组织发出通知，号召全省人民“继续着彭杨诸君同志的精神奋斗”。在他工作过的海陆丰、广州、汕头以及江苏、上海、江西等地，也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与他曾经并肩战斗的老战友阮啸仙，也悲愤难忍，为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深感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