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努力成为一种习惯

　　办公室是卞修武的第二个家。他把工作和生活所必须的、极其热爱的东西，全都搬进了这间屋子。
　　进门右手边的桌子上有一台光学显微镜，他可以随时用它观察病理切片，作出诊断；办公桌后是占据了一整面墙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厚厚的专业书籍和文艺作品；堆着材料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相机，以便他能及时捕捉到美好瞬间；墙上的照片很多，最特别的是两幅已经泛黄的照片：一幅是十几年前他和参加毕业答辩的研究生们的合影，另一幅是他从英国爱丁堡街头带回的肖像画……
　　卞修武常常在这间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如果要问谁最熟悉西南医院凌晨3点的样子，他应该算是其中一位。
　　让西南医院病理科博士后工作人员时雨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有海外的学者朋友曾问过他：“卞修武是睡得晚还是起得早？或者是他也在美国？”
　　起初，时雨被这个问题搞得一头雾水，后来他才了解到，原来卞修武常常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所以海外的学者朋友总能及时收到他回复的工作邮件。
　　年轻的学生们有时很难理解，这位已经获得最高学术荣誉的老师，为什么还这么拼命？
　　卞修武的领导和同事也时常劝他：“要多睡点觉。”
　　可对卞修武来说，从儿时开始，努力就已经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是岁月砥砺造就了他，而非卓然天赋。
　　上世纪70年代，在国内粮食主产区江淮平原，卞修武每天都会利用上学前和放学后的空档，去地里干活。
　　夏天溽热，成片的棉树长得比人还高，棉花地更是被捂得密不透风。卞修武不得不钻进棉花地，不停地剪枝、拔草，刺鼻的农药味呛得人难受。
　　沉重的农活一直压在卞修武瘦弱的肩膀上。父母对教育的重视、家人劳作的辛苦，他更是看在眼里。
　　“如果能走出农村，将会是怎样的天地？”站在地里，卞修武时常这样想。
　　读书，成了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从小，卞修武就是学习最刻苦的那个。父母从来不担心他的学习，有时学得晚了，父亲总要催促他“早点睡觉”。
　　在小学和中学时代，卞修武就没让父母失望过。他一直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老师和同学眼里，这个瘦弱的男孩“几乎没有不会做的题”；考试结束后，老师总喜欢把他的试卷贴在墙上，并告诉大家：“这就是标准答案。”
　　但比起成绩，卞修武对老一辈科学家们的故事更感兴趣。他一遍一遍读着李四光、陈景润的故事，他们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刻苦钻研的精神一路滋养着他的成长。
　　1981年，卞修武走出皖西农村一望无际的土地，来到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在这里，他踏进了病理学这个更为广阔的科学世界。
　　36年后，当初那个穿梭在棉花地里的少年，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拓荒成为一种理想

　　目前，在中科院院士中，卞修武是唯一一个从事病理学工作的。
　　“病理乃医学之本，现代医学的起源就来自病理学，它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同时兼有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性质，内容很丰富。病理既可以做科研，又可以为临床服务。所以在整个医学系统里，我们也把病理医生叫做‘医生的医生’。”卞修武说。
　　早在学生时代，卞修武就对病理学十分向往。
　　因为成绩优异，卞修武大学毕业时被推荐为免试硕士研究生。在选择专业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病理学。
　　其时，在病理学研究方面，第三軍医大学的水平和规模都不错，只是研究方向比较单一，但烧伤研究早已誉满全国，卞修武的导师史景泉教授正是烧伤病理学研究方向的专家。
　　按理说，卞修武应该跟随导师，将烧伤病理作为研究方向。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却选择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脑肿瘤病理。
　　人类对大脑的认识极少，脑肿瘤的攻克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大脑不仅自身要生长肿瘤细胞，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瘤细胞也很容易转移到脑部。
　　“神经科学在那个时代已经显示出其在未来的引领性，而肿瘤是长期以来人类难以攻克的难题。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我想把两者结合起来做神经肿瘤的研究。而在神经肿瘤里，脑胶质瘤最常见，但在我国却研究得很少，我们学校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空白，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卞修武说。
　　史景泉理解卞修武的选择，但他嘱咐卞修武：“你要想好，这个领域我不熟悉，可能无法给你提供太多的指导，你选择了这个方向就得自己想办法攻坚克难。”
　　卞修武还是迎难而上了。他把自己比喻为一颗种子，这颗种子选择在脑肿瘤病理这片陌生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然而，在酝酿破土的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要想萌芽实在是太难了。 　　“这个领域可供研究的胶质瘤标本少，分类复杂，我还得面对一个人如何开展实验和研究的问题。”卞修武说，为了进行实验研究，他干脆跑到西南医院病理科，一边使用这里的病例，一边向病理学专家柳凤轩教授请教。
　　卞修武成天泡在科室里，连楼下的看门大爷都清楚，“卞博士”凌晨3点以前不会离开实验室。他拿着大量病例自己看，对照图谱反复辨认，甚至把图描绘下来；他对经手的每个病例都很熟悉，甚至只要拿到切片编号，就能回忆出切片图像；他看了大量的病理切片，由于天天看显微镜，夜里睡觉眼前全是切片画面……
　　在反复的实验中，年轻的卞修武很快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医学，尤其是病理学的研究，靠的不是天赋，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首先得努力积累经验，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悟性。

当求证成为一种信念

　　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卞修武留意到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杰若米·佛克曼在1971年提出的观点：肿瘤的生长和转移依赖血管，抑制血管生成对对抗肿瘤有着重要作用。
　　那时，卞修武看了数万张病理切片，摸索到了一些规律，认识到肿瘤血管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都说肿瘤血管没有规律可寻，实际上这些血管的生长是有一定规律的。”卞修武决定对脑肿瘤内的血管进行研究。
　　听说卞修武在研究血管，有老一辈病理专家感到很诧异：“你怎么这么糊涂，肿瘤诊断是靠肿瘤细胞，你怎么去研究血管呢？肿瘤血管对诊断和治疗有什么价值？”
　　一直以来，病理专家们对肿瘤的研究都集中在肿瘤细胞上，很少有人去关注肿瘤血管。当大家都在埋头“死磕”肿瘤细胞时，卞修武选择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集中精力研究肿瘤血管。
　　紧盯国际前沿，但又不囿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卞修武通过大量的病理观察以及实验，经过不断地推测、验证，终于证实了血管对肿瘤生长和侵袭以及治疗所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他的实验数据也表明：佛克曼教授的结论并不全面。
　　“他的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也有不足。不足的地方就在于他只提出了肿瘤血管减少能抗癌，但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发现肿瘤血管是不一样的。既然肿瘤血管存在差异（肿瘤血管异质性），那就需要从病理上把这种异质性识别出来，作为治疗的靶标，指导临床治疗的个体化以及研发药物的模型筛选，让这些血管‘正常化’。”卞修武说。
　　2002年，卞修武到美國做访问学者。回国之前，他很想见一见佛克曼教授。
　　通过朋友引荐，卞修武从美国纽约来到波士顿，终于见到了这位肿瘤血管新生领域的开拓者。
　　在佛克曼教授面前，卞修武畅谈了自己对血管生成以及抗血管生成的一些看法。
　　其实在见面之前，佛克曼教授早已仔细读过卞修武发表的论文，他认可卞修武的观点，很希望能有机会和卞修武开展合作。
　　2004年，卞修武完成一篇名为《血管生成是炎症和癌症的免疫药理学靶标》的文章，发表在《国际免疫药理学》杂志上，详细阐述了肿瘤血管和非肿瘤血管的差别和治疗意义，总结提炼出肿瘤微血管的不同类型，成为世界上首先提出“肿瘤微血管构筑表型异质性及其治疗价值”的科学家。
　　在研究肿瘤血管的过程中，卞修武还开始探索肿瘤干细胞对肿瘤血管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并发现肿瘤干细胞在肿瘤血管生成、侵袭转移和复发中有着关键作用，澄清了肿瘤干细胞的作用、诊断价值和治疗意义。
　　2012年，卞修武带领团队研究的“肿瘤血管生成机制及其在抗血管生成治疗中的应用”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项科研成果，开辟了血管生成研究新领域，能够进一步指导癌症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当“寻找美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卞修武的书柜里有两本特别的书：一本是书画集，另一本是摄影集。
　　两本书的作者都是程天民。
　　程天民是陆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系全军复合伤研究所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位老院士兴趣颇广，不仅擅长绘画、摄影、京剧，书法也极好。
　　进入耄耋之年后，程天民还做过一个讲座，主题是“科学与艺术”。
　　卞修武敬仰程天民的艺术情怀，他认为美学和科学其实是统一的。
　　卞修武也一直在追寻“美”。除了科研工作，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摄影，还经常为研究生讲授摄影艺术。
　　“卞老师对摄影精益求精的追求和对待科研的态度如出一辙。”时雨也上过卞修武的摄影课，受导师影响，他现在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卞修武年轻时就沉迷于摄影。那时只有胶片相机，但他的玩法很高端，不仅会自己分装胶片，冲洗照片，还会制作染色幻灯片。尽管用的相机并不是很贵，但创作出来的作品却很美。
　　“会摄影的人都比较热爱生活。”卞修武笑着说。
　　比如，熬了通宵，他正好能够沐浴朝霞；遇到美丽的夕阳，他会从忙碌的工作中起身久久注视；生活中的一切微小变化他都格外留意，哪怕是一朵花的盛开……有时工作至凌晨，他抬头看到深夜中的路灯很美，也会赶紧鼓捣相机，把眼前的美好画面抓拍下来。
　　在卞修武眼中，探索真理的过程也很美好。显微镜下的细胞形态各异，血管结构错综复杂，有的细胞非常漂亮，每个细胞和每根血管都需要由他去及时捕捉、发掘，解构隐藏在它们身上的秘密。
　　有时看到特别美的细胞，卞修武会立马把它拍下来。遇到拍得好的照片，他还会与其他科学家和病理学同行分享。他一直这样享受着工作和生活带来的美好。
　　“你看我哪里辛苦了，我反倒觉得乐趣无穷呢！”卞修武说。
　　悠悠三十载，岁月在这位科学家心里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他依旧和30多年前一样，只是单纯地想要探索更多未知的世界，让自己看得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