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并不是对名人有所不满，而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势利表达不满。老百姓也需要名人一般的“福利”。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在杭州的一趟打车遭遇，风波迭起，发酵的程度估计连他自己都预想不到。
　　杨锦麟在11月16日上午连发5条微博，自述在杭州萧山机场“打的被宰”，并断言“此类现象已经在杭州萧山蔚然成风久矣”。微博发出后，杭州市的一名主管副市长便在深夜给他致电道歉，杭州市委书记还给运管部门下了“尽快处理、及时反馈”的批示，当事司机杨文涛因“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被罚款1000元，并被责令退还多收的车费，暂扣服务资格证15天。
　　杨锦麟打车挨宰事件算是得以“圆满”收场，公众大概也可以预料到这样的结局。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在微博上陈述“打车挨宰”，这势必影响到杭州的城市形象。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公众人物的话语权更得以充分发挥，任何“小”事经过公众人物的传播，都有可能升级为影响到城市形象的大事情。本着对城市形象负责的态度，杭州有关领导迅速出面解决，本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在于，“打车挨宰”并不是始于杨锦麟，之前有那么多普通百姓挨宰，为什么不见有关领导表达歉意，更不见领导出面批示呢？
　　事实上，杨锦麟的此番遭遇并非独家。国庆期间，导演许鞍华的手提包被小偷偷走，包里不仅有现金，还有《黄金时代》的剧本以及许鞍华本人的相关证件。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赵飞亲自过问此案。经过5天周密侦查，犯罪嫌疑人就被抓获，并将许鞍华丢失的提包找回。
　　对此，有舆论称“公众人物、知名人物总能享受非一般的国民待遇，假如他们都是你我等普通百姓，遇到此类事情大抵只能憋屈得自认倒霉。”普通人遭遇此类事情，憋屈并自认倒霉不假，但如果说“公众人物享受了非一般的国民待遇”确实有失厚道。打车挨宰、证件被盗，权益受到侵害自然应当投诉。公众人物是知名人物，但同样也是公民，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而剥夺了其维权的权利。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为什么公众人物的权益能够得以保障，而普通民众只能自认倒霉呢？
　　很多时候，公共服务部门，以及这些部门背后的公权力，都呈现出一种势利的姿态。在这些部门心中，他们明白公众人物话语权的分量，而普通百姓因为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即使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也不可能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伤及部门及城市形象。两相对照，公众人物的“威力”自然不可小觑，一旦事涉公众人物，无论大事小事从速解决几乎是相关部门的不二选择。
　　无论是杨锦麟在杭州打车挨宰，还是许鞍华在武汉手提包被盗，每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后，公众几乎都能预料到事情的“圆满”结局，只是在这“圆满”之中又隐藏着很多尴尬。“如果出事的不是名人呢？”公众并不是对名人有所不满，而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势利表达不满。老百姓也需要名人一般的“福利”。或者说，这压根算不上福利，而只是必须得到保障的权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