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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57年"百花"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一些青年作家写的被称为"干预生活"的小说,如果将之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则不难发现它们非但不是"非主流",相反,恰恰是当时高层路线斗争和"社会主义高潮"大环境的产物。本文通过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及《本报内部消息》的历史化解读,显示其作为当时反保守思想、反官僚主义文本所具有的"继续革命"诉求。这种诉求及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诉诸的是"最高权威"及其代表的路线,这显示了它们与体制的双重关联。"当代文学"及左翼内部的自我否定性实肇于此,它贯穿于"当代文学"和"当代历史"的整个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