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丁玲、曾克等老作家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讨论会上，对作协党组的文艺方针及组织政策指名道姓地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会后整理了一份简报，写上“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的字样。后来，邓小平作了批示。11月，中纪委来作协调查丁玲等人反映的情况，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认为是“诬告”，要求上级“查明更正”。这便是丁玲的秘书王增如在2000年写的《丁玲与“诬告信”事件》（《世纪》第7期）的内容。
　　王增如的文章说，丁玲等人开会的简报送到作协机关党委，党委让打字室打印，而在“作协机关打字室打印这份简报时，就曾吸引了机关许多同志前来探询”。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张光年日记所说的“诬告”信，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丁玲等人并没有“打小报告”。
　　当年读完这篇文章，我产生了一个疑惑：作者与曾克去中南海校对准备交给中央高层领导的简报，“原稿写在八开大的作协纸上，是复写件”。这就是说，这份转到邓小平手上的简报还是个手写件。既然简报上明确写有“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作协打字室也的确打印了，可为什么送到邓小平手上的还是一份复写件？因此，我断定，丁玲等人这份简报，不是通过作协机关党委报送邓小平的，而是另有渠道送上去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2002年3月8日，我致信丁玲的丈夫陈明讨教：“从王增如的文中我看不到答案，只好作点推测：一种可能是，丁玲等老作家，在将这份简报送作协机关党委时，虽然也写上了‘转邓小平同志’的字样，但出于某种考虑（不信任机关党委？），将复写件同时又直接送到了中南海，而机关党委又没有及时转送（或者是就没有转送），这样小平同志看到的就是一个‘复写件’；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老作家们给机关党委的简报与送邓小平同志的简报，虽然都是两次座谈会的发言整理，但可能不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内容可能有所不同。”
　　陈明没有回音，这个谜底也一直留存。直到最近读了王增如新出版的《丁玲办〈中国〉》一书，谜底才解开。
　　王增如的新书记录了丁玲80年代创办文学期刊《中国》的过程及这本文学杂志的坎坷命运。对于丁玲的这一举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
　　在新近出版的这本书中，关于“诬告信”这件事，王增如的陈述与此前不同。此前她是这样写的：“这些忧国忧民的老党员们，认为他们提出的一些意见、反映的一些问题，都很重要……因此有必要向中央反映，提请中央注意。经过议论，他们便在曾克同志整理的简报材料的抬头写到：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
　　而在本书中，她则是这样写的：“会后，支部书记曾克把这些意见写成一份学习简报，上报作协机关党委，并且通过私人关系的渠道，送到了邓小平那里。”这就是说，简报只是“上报作协机关党委”，并没有要求“并转邓小平”；而送给邓小平的则是曾克“通过私人关系的渠道”。
　　第二种陈述，基本解开了我当年的疑惑，也让读者明白为什么张光年认为这是丁玲等人的“诬告信”。至于第一种陈述中所言的“其实，关于作家支部‘上书’邓小平这件事, 当时就不是什么秘密，当时就在作协机关闹得沸沸扬扬”，也就不足为凭了。
　　当然，王增如的新书还披露了很多材料，对晚年丁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丁玲办〈中国〉》
　　作者：王增如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定价：29元
　　
　　《待兔轩文存》
　　作者：李零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定价：39元
　　 作者在考古发掘的“重新发现”中，对上古中国进行了“重新发现”，从器物想象追索上古中国的样貌。
　　
　　《奥·施特劳斯：思想传记》
　　作者：［法］丹尼尔·唐格维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
　　定价:32元
　　 作者关注了施特劳斯鲜为人知的思想形成时期（1920—1938），哲学家施特劳斯正是在此期间阐发了他命名为“神学—政治问题”的研究论题。
　　
　　《日本料理的社会史：和食与日本文化论》
　　作者：［日］原田信男
　　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
　　定价：29元
　　日本饮食文化历史悠久，沿着历史的长河，以和食为线索，将其放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氛围中，考察日本餐饮文化的演變。
　　
　　《赫本啊赫本》
　　
　　作者：蒋一谈
　　出版：新星出版社
　　定价：26元
　　八篇短篇小说，多角度展示了当下中国人脆弱、敏感、茫然无助的精神状态、以及困境迷惑中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追寻。
　　
　　《创意摄影》
　　作者：［澳］马克·盖勒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68元
　　本书提供了一个有条理的学习方法，让学生掌握研究、策划及系统执行摄影项目的专业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