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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军人，他三次参加戍边战役，立有战功；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他著书50多本，6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作为一名收藏家，他有上万件藏品。军事、理论、艺术的思想和实践在他身上密切结合。他就是国防大学教授黄宏少将。为了解其军旅经历和理论研究之路，记者采访了他。
深刻认识军人的职责与使命
记 者：您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入伍的？请谈谈您的战争经历。
黄 宏：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系，母亲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我入伍与小时候打乒乓球有关。1962年的某一天，我在云南少年体校打乒乓球时，被部队首长一眼看中。当时正值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我便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士兵，从此与军队结缘。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部队回撤，驻训马关县。当时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生，成绩通过，但由于工作需要，我还是留在了部队。
我随部队3次参加保卫边疆作战，1979年，获提前晋级奖励。1981年参加扣林山作战时，我作为军宣传处处长，成功组织了扣林山九勇士和九骏图的宣传，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处受军区通报表扬。1983年底，我所在团接受收复老山主攻任务，此时，我已收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前身）商调函，政治学院两次来人与军区协商，我再次要求留队参战。1984年，部队胜利收复老山，全团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个人荣立三等功。
记 者：您在作战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黄 宏：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军人的职责与使命，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老山战役后，我先后向军委、总政呈送了10多份咨询建议和报告，引起了军委、总政领导的重视，肯定了我对军队建设的多方面探索和建议。我提出的组织老山英模报告团到北京作报告的建议得到老一辈革命家和总政机关的重视，当战斗英雄史光柱在人民大会堂唱起《小草》时，全国人民被深深感动。我以“作战归来的思索”为主题发表了50多篇探讨军队政治工作改革的文章，出版了第一本自选集。我还5次深入前线各轮战部队调查，亲自策划并组织了我军第一个研究作战心理的研讨会，组织出版了《作战心理研究》一书。由我主编、国防大学原校长张震题写书名、原政委李德生作序的《边境局部作战政治工作探讨》一书，总政发至全军建制团学习。由于在中央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关注，1990年初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开始了人生又一段新的旅程。
理论工作者要有理论担当和理论责任
记 者：从战争前线到理论研究岗位，您怎样看待您的理论研究之路？
黄 宏：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引发了我对理论研究的兴趣。1990年1月，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组负责人。在此期间，我先后参与了中央30多份文稿的起草，主持了10多项研究课题，向中央提交了20多份调研报告。其中我主编的《东欧剧变与执政党的建设》一书，经中宣部发文，供全国党政干部学习参考。1997年1月，在我主动要求下回到军队，在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工作。这段时间我深感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始终关注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除在我们党战胜3次重大风险的斗争中，写出几十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外，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我都以极大的热情组织马列所的同志积极宣传。我还向上级机关呈递了一份份咨询建议，其中有10多份研究报告引起了军委和总部机关的重视，有的已经纳入军委和总部的决策。其中，关于加强我军军事科学与政治理论研究的建议，经胡锦涛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后，形成军委三号文件，对军队政治理论建设有所帮助。
记 者：在理论创新、理论研究方面，您有什么经验与大家分享？
黄 宏：我认为，理论工作者要有理论担当和理论责任，要有敢于面对现实的胆识和勇气，敢于建言。理论工作本身是一种奉献性的工作，理论工作者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不管世事如何变化，都要保持理想主义的情怀；不论外部世界有多大的诱惑，都要保持内心的淡定。
通过实践，我认识到理论研究和宣传是应该而且必须统一起来的整体。如果只重视理论研究，不重视通过宣传把研究成果变成广大干部群众手中的武器，那就达不到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意味着理论工作者的失职。一个优秀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播火者”。多年来，我始终坚持把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及时做好研究成果向教学成果的转化。我先后策划了6部电视理论文献片，就是希望能做一点大众化的工作。
做中华文明的守望者
记 者：许多人都知道您是军人，也是理论家，但您还有一个身份是收藏家，您是如何开始您的收藏之路的？您对艺术品收藏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
黄 宏：收藏给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我的收藏涉猎较广，从书籍、字画到瓷器，从砚台到铜镜，共有十多个系列，近万件藏品。对于收藏，我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一件藏品一定要有较多的文化内涵，注重每一件器物的文物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收藏上，还注重系列性和完整性，努力使之成为体系，如陶瓷发展源流、晚清以来绘画发展源流、中国砚文化发展源流等。
在我的收藏过程中，捡漏是常态，捡的是社会审美误区之漏。我的收藏体会，一是人取我舍，人舍我取，不盲目跟风；二是不买最贵，但求最美；三是残缺也是一种美，重要的是有唯一性和稀缺性；四是整体大于个体，收藏要追求系统化；五是酒以陈的好，收藏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沉淀。
记 者：对于数目众多的藏品，您未来有什么打算？
黄 宏：我从来没有把这些藏品视作私人财产，而是作为社会财富来对待。目前我正在进行藏品的登记、拍照工作。2012年10月，我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瓷枕展”，出版《千年梦华，块冰岚染》上、下两本画册，共收录350个宋元瓷枕；2012年12月底又在云南举办“中国古代茶具展”，之后将以《茶和天下》为题出版上、下两本画册，其中收录近500件古代茶具。我计划把收藏品按照系列整理出来，逐一展览，将我的个人收藏转化为社会收藏。
将来，我打算把这些藏品运到家乡云南，在那里搭建一个文化平台，把这些藏品的内在价值挖掘出来，最大限度地提升藏品价值，进而发挥出多方面的效应，为家乡的文化建设作一份贡献。■
深刻认识军人的职责与使命
记 者：您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入伍的？请谈谈您的战争经历。
黄 宏：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系，母亲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我入伍与小时候打乒乓球有关。1962年的某一天，我在云南少年体校打乒乓球时，被部队首长一眼看中。当时正值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我便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士兵，从此与军队结缘。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部队回撤，驻训马关县。当时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生，成绩通过，但由于工作需要，我还是留在了部队。
我随部队3次参加保卫边疆作战，1979年，获提前晋级奖励。1981年参加扣林山作战时，我作为军宣传处处长，成功组织了扣林山九勇士和九骏图的宣传，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处受军区通报表扬。1983年底，我所在团接受收复老山主攻任务，此时，我已收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前身）商调函，政治学院两次来人与军区协商，我再次要求留队参战。1984年，部队胜利收复老山，全团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个人荣立三等功。
记 者：您在作战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黄 宏：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军人的职责与使命，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老山战役后，我先后向军委、总政呈送了10多份咨询建议和报告，引起了军委、总政领导的重视，肯定了我对军队建设的多方面探索和建议。我提出的组织老山英模报告团到北京作报告的建议得到老一辈革命家和总政机关的重视，当战斗英雄史光柱在人民大会堂唱起《小草》时，全国人民被深深感动。我以“作战归来的思索”为主题发表了50多篇探讨军队政治工作改革的文章，出版了第一本自选集。我还5次深入前线各轮战部队调查，亲自策划并组织了我军第一个研究作战心理的研讨会，组织出版了《作战心理研究》一书。由我主编、国防大学原校长张震题写书名、原政委李德生作序的《边境局部作战政治工作探讨》一书，总政发至全军建制团学习。由于在中央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关注，1990年初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开始了人生又一段新的旅程。
理论工作者要有理论担当和理论责任
记 者：从战争前线到理论研究岗位，您怎样看待您的理论研究之路？
黄 宏：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引发了我对理论研究的兴趣。1990年1月，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组负责人。在此期间，我先后参与了中央30多份文稿的起草，主持了10多项研究课题，向中央提交了20多份调研报告。其中我主编的《东欧剧变与执政党的建设》一书，经中宣部发文，供全国党政干部学习参考。1997年1月，在我主动要求下回到军队，在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工作。这段时间我深感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始终关注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除在我们党战胜3次重大风险的斗争中，写出几十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外，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我都以极大的热情组织马列所的同志积极宣传。我还向上级机关呈递了一份份咨询建议，其中有10多份研究报告引起了军委和总部机关的重视，有的已经纳入军委和总部的决策。其中，关于加强我军军事科学与政治理论研究的建议，经胡锦涛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后，形成军委三号文件，对军队政治理论建设有所帮助。
记 者：在理论创新、理论研究方面，您有什么经验与大家分享？
黄 宏：我认为，理论工作者要有理论担当和理论责任，要有敢于面对现实的胆识和勇气，敢于建言。理论工作本身是一种奉献性的工作，理论工作者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不管世事如何变化，都要保持理想主义的情怀；不论外部世界有多大的诱惑，都要保持内心的淡定。
通过实践，我认识到理论研究和宣传是应该而且必须统一起来的整体。如果只重视理论研究，不重视通过宣传把研究成果变成广大干部群众手中的武器，那就达不到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意味着理论工作者的失职。一个优秀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播火者”。多年来，我始终坚持把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及时做好研究成果向教学成果的转化。我先后策划了6部电视理论文献片，就是希望能做一点大众化的工作。
做中华文明的守望者
记 者：许多人都知道您是军人，也是理论家，但您还有一个身份是收藏家，您是如何开始您的收藏之路的？您对艺术品收藏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
黄 宏：收藏给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我的收藏涉猎较广，从书籍、字画到瓷器，从砚台到铜镜，共有十多个系列，近万件藏品。对于收藏，我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一件藏品一定要有较多的文化内涵，注重每一件器物的文物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收藏上，还注重系列性和完整性，努力使之成为体系，如陶瓷发展源流、晚清以来绘画发展源流、中国砚文化发展源流等。
在我的收藏过程中，捡漏是常态，捡的是社会审美误区之漏。我的收藏体会，一是人取我舍，人舍我取，不盲目跟风；二是不买最贵，但求最美；三是残缺也是一种美，重要的是有唯一性和稀缺性；四是整体大于个体，收藏要追求系统化；五是酒以陈的好，收藏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沉淀。
记 者：对于数目众多的藏品，您未来有什么打算？
黄 宏：我从来没有把这些藏品视作私人财产，而是作为社会财富来对待。目前我正在进行藏品的登记、拍照工作。2012年10月，我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瓷枕展”，出版《千年梦华，块冰岚染》上、下两本画册，共收录350个宋元瓷枕；2012年12月底又在云南举办“中国古代茶具展”，之后将以《茶和天下》为题出版上、下两本画册，其中收录近500件古代茶具。我计划把收藏品按照系列整理出来，逐一展览，将我的个人收藏转化为社会收藏。
将来，我打算把这些藏品运到家乡云南，在那里搭建一个文化平台，把这些藏品的内在价值挖掘出来，最大限度地提升藏品价值，进而发挥出多方面的效应，为家乡的文化建设作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