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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聂隐娘》里有许多“空”，譬如云层聚合的天空，一片晃动的纱幕，或者太阳升起前，把岛屿村落和一片湖水笼在一处的薄雾。影片尾声，隐娘在山间向师傅复命，淡的云雾从山谷里升上来，继而变得浓烈了，覆盖了山，只剩下一个人影。
那些都是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张震说，拍这部戏，好长时间就是在等，等得大家都疯了。“疯了”可能是个事后的看法，回到当时，他说，等的时候也没想什么。这跟导演侯孝贤的答案一样。
“我觉得回归到拍电影本身是很有趣的事情。能拍电影很幸福，就专心好好拍，好好享受。”在那个由各领域工作人员煞费苦心营造出来的唐朝情境里，按照他本来的样子去行动。“侯导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电影就好像一个种子，你把它放在那边，它就会长成它应该长的样子。”
张震同意，那些空镜，可能是比聂隐娘的故事、数位各具特色的演员更重要的东西，他把那些漂浮在整个电影之上的东西称为电影和观众之间的“空间”，人都在那空间后头。
“现在这样子的电影越来越少，大家都是强迫式的，强迫你看这个画面，强迫你听这个音乐，强迫你眼泪流下来。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是要回归到观众本身对电影的感受，这也是我喜欢这个电影的原因。它留下空间给观众和电影对话。”
张震喜欢讲述他和侯孝贤导演合作的故事，第一次是《最好的时光》，他拿到的剧本只有一页纸，在片场，导演告诉他要进到房间，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就照做了，连摄像机什么时候开都不知道，因为侯孝贤往往不喊“开机”。
驱使张震行动的内在力量就展现在电影里，冠以角色的名字。张震隐在那些名字下，露出让人迷惑的沉静面色。
侯孝贤可能是最知道张震是什么样的导演。拍完《最好的时光》，侯孝贤讲起他拍武侠片的想法，不要飞檐走壁，每一招都显现出招者的性格，那样的片子，他还是希望张震和舒淇来拍。
张震立刻允诺了。他觉得侯导就像一个个头不大但凝聚了很大能量的固体。往后的几年，侯导先是让他看日本作家藤泽周平的小说，“每个故事都在讲述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发生，这个主人公的性格是什么，为什么会用这个招式。你是什么性格，你就会怎么打”；又让他看唐人小说，再复印了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历史资料给他，“很好心地在重点部分旁边画了线”。
片中着墨不算多的田季安跟随张震前前后后两三年，终于拍完，张震常常碰到《聂隐娘》的剪辑师，“开始剪了吗？”“已经在剪了。”“剪到哪里了？”“还在剪开头。”同样的对话重复了很多遍。
“那些期待感，越来越增加。侯导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有很多好奇都在他身上。我问过他，是不是拍得太多。他说，只要戏拍到，怎么剪都行，不可能剪不出来的。”
片子终于剪完，在戛纳，张震看了这部电影，这也是他头一次看自己演的电影，以往他拒绝看，因为直面自己，觉得尴尬，但《聂隐娘》把田季安、把张震，都隐藏在那一片“空”后面了，这一次张震在电影中藏得最深，也最愉悦。
当他戴着头盔，只露出一双眼睛，你不会认出那是张震。黑色摩托车在位于一条窄街的影棚门口停下来，他摘下头盔，露出乱蓬蓬的头发，然后左右张望着，进了化妆间。除了探询，他没有别的表情。每个人都在继续手中的活计，好像也没有看见他。
当然，谁都看见了他。能站在银幕中心的人一定是会发光的。
张震出身于电影家庭，父亲和哥哥都是演员。他认识的电影不是通向名利的捷径，而是一个年轻人打了一份顺手的工，是安身之所。拍第二部戏《麻将》时，他还在杨德昌的公司做道具。魏德圣是副导演，张震每天和他开一辆车，道具就放在车上。在片中饰演“小活佛”的演员其实是场务，三个人常常厮混在一处，一早到现场开始布置，等演员都来化妆了，统筹喊一声，张震，你也去化妆！他就乖乖去，再站到镜头前。
他记得那时候“很热血”，刚刚毕业就能到电影公司打工，很兴奋，很认真。后来拍出《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的魏德圣那时还在拍短片，家里放着一只2000cc的汽水罐子，每天往里存钱，存满了就拿着罐子开拍。他还给张震看自己写的剧本。那是台湾电影衰败的年份，可这些年轻人总聚在一块聊，“想要把电影做得更有意思一点儿。”但当时给他们的机会并不多。
张震觉得自己是个偷懒的人，因为喜欢出去玩儿才做了演员，也想转到幕后，但幕后做什么呢？做导演，他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做美术，一时也没有获得机会。片约不多，但总是来了，还是演戏。有时因为公司缺人，他去做临时演员，当临演不能太演，否则戏过了，抢了主角的戏份。他也不觉得委屈，但渐渐发现，“有些人在那个画面里，就是会有存在感；有些人哪怕站在镜头中央，你也不想看到他。”
而他是那个站在边角也会发亮的人。发现这一点，已经是拍完《赤壁》之后的事情了。
这是一种天分，跟镜头的选择有关，跟一往无前的决心、夜以继日的努力，倒关系没那么大。张震觉得自己过了好些年“不知道在干吗”的日子，他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而电影选择了他。他后来觉得，那可能就是早就安排好的时间表。
“好像是一个坎儿，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去演学生或者青少年，要演稍微成熟又做不到很成熟，正好《赤壁》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古装片，得到孙权这个角色，觉得可以演。”孙权是个备受压抑、渴望爆发的角色，像当时的张震。
《聂隐娘》有个被反复提及的注脚，“一个人，没有同类。”
这句话被用在侯孝贤身上，也被用在张震身上。电影宣传李楠说，“张先生”——这真是称呼张震最合适的词儿，不带江湖气，混合了敬意与绅士般的旖旎想象——“张先生是独一份儿的，华语男演员里谁还有他那样的气质？”
张震承认，电影演员很孤独。“分享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但演员很多事情没办法分享”，连他太太都问，那种情欲戏，怎么拍的？
张震答，拍情欲戏很痛苦，你要顾这个顾那个，还要帮人家顾这个顾那个。画面要好看，要浪漫，又不能粗俗，于是情欲戏就变成了一件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子的事情。但你要解释这件事，还很难。 不过他尽量不往孤独的方向想。“生活要开心一点儿，要有一个态度，让自己在里头过得舒服，那样比较真实。”
于是谈到《爱神》里他和巩俐那场情欲戏，“我很向往巩俐那样的演员，”张震说，“我希望能够像她那么深刻，我还有很多东西差得远。”
《爱神》和《吴清源》之后，张震下定决心做演员，之后的事，像一个具天分的人开始潜心修炼。
陆川说，拍摄《王的盛宴》时，张震永远在现场，永远很安静。他和吴彦祖是剧组中仅有的两个在拍摄间隙不脱戏服的人。为了营造汉代效果，戏服采用纯棉面料，一层层穿上再加上三四十斤重的铠甲，又重又热。那是夏天，其他演员往往镜头一结束就扯下戏服躺在地上，张震站着，顶多靠着，他说，一脱戏服劲儿都泄了。
拍摄他所饰演的韩信被绞死那场戏，张震拒绝了道具人员在绞索上做个小机关的建议，这个小机关可以避免压到他的颈动脉，张震说，那样他就感觉不到绞索的力量了，他就真的被吊了那么久。坐在监视器前，陆川心惊胆战；饰演萧何的沙溢在旁边看着，边看边哭。
“整个片子他的戏份不算多，但他给我的东西都是充分准备的、最好的东西。”陆川说。
“做演员还是要有一些深度、一些厚度。演员最大的资本是时间，这段时间可以做的决策很有限，应该把握好每一次机会，每次都呈现不同的变化，让观众有惊喜，让自己也感到乐趣。我并不是不愿意多曝光，是要看曝光对角色有没有帮助，如果对角色没帮助，只是对我自己有帮助，那我并不是卖自己，我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去直面观众。”
电影是张震隐藏自己的地方，这些年勃发的电影工业对他似乎没什么影响。时代像浪潮从他身上溜过去，姿态平滑。他还是骑他的摩托车。只不过大概不会在后座上打蜡了——他说自己毕业之后赚了一点儿钱，立刻去买了辆车，后座打上蜡，女孩子会往前滑，贴上他的背。
“你去看他娶的女人就知道，他向往什么样的生活。”陆川说。
陆川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喝倒的记忆来自张震，那时他来北京为《王的盛宴》试戏，晚上陆川请他吃饭，叫了刘烨一起。席间张震一直说自己酒量很差，陆川和刘烨合谋灌他，结果是刘烨断片儿，被抬走，陆川接着被抬走。张震完胜。
“他很可怕，很厉害，很狡猾！”陆川笑道。拍戏时，他们又一块去唱歌，那一次张震喝大了。“像孩子一样上蹿下跳，他跳舞，他唱歌，他那个一哎呀我不能多说。”
“我特别喜欢他，他很单纯很善良，崇尚艺术，并不觉得这是在装逼。像我们在大陆跟别人说自己特别喜欢文艺片就怕被说，他完全不惧这事，他很自然地说出他对艺术的喜爱，这让我觉得很感动，可能跟他受的教养、教育和所处的环境都有关系。”
张震结婚的时候，陆川去台北参加他的婚礼，发现现场恨不得有4万人，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几乎所有电影人都去了，陆川在楼上远远看张震行完了礼，把自己的礼物——一个中国艺术家做的六七十厘米高的雕塑——放下，走了。
他相信自己的礼物会被淹没在各种各样的礼物中。但在陆川结婚那天，张震给他发来一段视频，提到陆川送的雕塑，还有它的名字：“一定要幸福”。回国之后，陆川收到了张震寄来的结婚礼物：一台老式的德国胶片相机。
“胶片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很多经典电影人都有点儿找不着北，正在寻觅新的坐标和奋斗的方向，但他用这种方式给我鼓励。”陆川有点儿动情，“张震就是给了我一个坐标，让我知道在现在这么一个红尘名利场中依然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那种生活就是，别让“自我”溢出电影。演员藏在电影里，是张震认为的本分。
在《一代宗师》之前，张震是一部分资深影迷的心头好，那部电影之后，他才真正成为大众明星。虽然他只有三场戏，台词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字“操”，但因为坚持练拳并获得全国神枪杯八极拳大赛一等奖，他被媒体渲染成“神都无法阻止的人”。
“我觉得做任何事，如果你没有天分，努力就会有一些回馈。当时的付出对我来讲是值得的。突然让我演传统武术的角色，我心里没底，你叫我去练，我有时间，我就跟你耗，时间耗下来，过程中我感受到很多，包括对事隋的判断，我知道自己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我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就会很轻松，因为我知道他是怎样变成师傅级的人物的。”
此后，几乎关于他的每篇报道都谈到他努力练拳的往事，还有人专门去寻访被他打了半年的那棵树。有时张震觉得，大家把“应该的”变成了“珍稀的”。
“所以我觉得成功人士特别少，因为太多人可能偷懒。天分很重要，后天努力更重要，否则天分随时可能会用完。我见到的成功的人就是一直在为喜欢的事情付出。像侯孝贤导演，他一直为了电影付出，他所有的累积，从小时候看书到后来拍每部电影，累积到最后才会成为现在的他。没有累积，不可能有《聂隐娘》。付出当然要看值不值得，这件事不值得，就选别的值得的。但能有一件事让你在现代社会不断地去追求、去付出是美好的，这种美好能永远延续下去。”
他承认也有过浮躁的时候，但时常问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钱，一直觉得够用就好；风头，我经过很多，红过，也不红过。红当然很爽，不红，还是做这件事，也很爽。”
这种话近于心灵鸡汤，几乎每个名利场里挣扎的人都讲过，听得多了，不容易相信。
但在台北，比较容易相信张震说的是真的。
那条小街的一头，两家老理发铺子挨在一起，一家只做男客，一家只做女客。拍摄是在男客那家，人把小店站满了，衣服架子只能放在外头，挡住了另一家店的橱窗。
一只柴犬从那店里出来嗅了嗅，又扭身回去。我们都担心老板娘出来表达不满。忽而下雨了，热带的不计成本的雨。老板娘果然出来，担心的口吻，叫把衣服挂到她家去，别淋湿了，人也好进去避避雨。
原来普通人的生活该是这样的。
就好像一个演员的生活该是那样的——拍完了，他跟所有人简短打过招呼，叠好雨衣，戴上头盔，骑上摩托车走了。在工作时他的经纪团队会把他包裹得很严密，但一旦工作结束，他就汇入台北街道上骑摩托车的人流，他又把自己隐匿了。
《一代宗师》之后，张震认识了徐皓峰，他看了后者不少关于武林的书，也说过“功夫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
如果回到那个时候，你会是什么身份？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他有点儿为难的神色，“真的没有想过。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站起身来，预备结束这次采访。像他演的电影，留一个暖昧的然而很“张震”的尾巴。
陆川的语气要肯定得多。
“张震肯定不是行走江湖除暴安良的人，他一定是个一身绝学却要把自己藏起来的侠客一对，侠隐。”
那些都是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张震说，拍这部戏，好长时间就是在等，等得大家都疯了。“疯了”可能是个事后的看法，回到当时，他说，等的时候也没想什么。这跟导演侯孝贤的答案一样。
“我觉得回归到拍电影本身是很有趣的事情。能拍电影很幸福，就专心好好拍，好好享受。”在那个由各领域工作人员煞费苦心营造出来的唐朝情境里，按照他本来的样子去行动。“侯导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电影就好像一个种子，你把它放在那边，它就会长成它应该长的样子。”
张震同意，那些空镜，可能是比聂隐娘的故事、数位各具特色的演员更重要的东西，他把那些漂浮在整个电影之上的东西称为电影和观众之间的“空间”，人都在那空间后头。
“现在这样子的电影越来越少，大家都是强迫式的，强迫你看这个画面，强迫你听这个音乐，强迫你眼泪流下来。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是要回归到观众本身对电影的感受，这也是我喜欢这个电影的原因。它留下空间给观众和电影对话。”
张震喜欢讲述他和侯孝贤导演合作的故事，第一次是《最好的时光》，他拿到的剧本只有一页纸，在片场，导演告诉他要进到房间，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就照做了，连摄像机什么时候开都不知道，因为侯孝贤往往不喊“开机”。
驱使张震行动的内在力量就展现在电影里，冠以角色的名字。张震隐在那些名字下，露出让人迷惑的沉静面色。
侯孝贤可能是最知道张震是什么样的导演。拍完《最好的时光》，侯孝贤讲起他拍武侠片的想法，不要飞檐走壁，每一招都显现出招者的性格，那样的片子，他还是希望张震和舒淇来拍。
张震立刻允诺了。他觉得侯导就像一个个头不大但凝聚了很大能量的固体。往后的几年，侯导先是让他看日本作家藤泽周平的小说，“每个故事都在讲述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发生，这个主人公的性格是什么，为什么会用这个招式。你是什么性格，你就会怎么打”；又让他看唐人小说，再复印了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历史资料给他，“很好心地在重点部分旁边画了线”。
片中着墨不算多的田季安跟随张震前前后后两三年，终于拍完，张震常常碰到《聂隐娘》的剪辑师，“开始剪了吗？”“已经在剪了。”“剪到哪里了？”“还在剪开头。”同样的对话重复了很多遍。
“那些期待感，越来越增加。侯导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有很多好奇都在他身上。我问过他，是不是拍得太多。他说，只要戏拍到，怎么剪都行，不可能剪不出来的。”
片子终于剪完，在戛纳，张震看了这部电影，这也是他头一次看自己演的电影，以往他拒绝看，因为直面自己，觉得尴尬，但《聂隐娘》把田季安、把张震，都隐藏在那一片“空”后面了，这一次张震在电影中藏得最深，也最愉悦。
当他戴着头盔，只露出一双眼睛，你不会认出那是张震。黑色摩托车在位于一条窄街的影棚门口停下来，他摘下头盔，露出乱蓬蓬的头发，然后左右张望着，进了化妆间。除了探询，他没有别的表情。每个人都在继续手中的活计，好像也没有看见他。
当然，谁都看见了他。能站在银幕中心的人一定是会发光的。
张震出身于电影家庭，父亲和哥哥都是演员。他认识的电影不是通向名利的捷径，而是一个年轻人打了一份顺手的工，是安身之所。拍第二部戏《麻将》时，他还在杨德昌的公司做道具。魏德圣是副导演，张震每天和他开一辆车，道具就放在车上。在片中饰演“小活佛”的演员其实是场务，三个人常常厮混在一处，一早到现场开始布置，等演员都来化妆了，统筹喊一声，张震，你也去化妆！他就乖乖去，再站到镜头前。
他记得那时候“很热血”，刚刚毕业就能到电影公司打工，很兴奋，很认真。后来拍出《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的魏德圣那时还在拍短片，家里放着一只2000cc的汽水罐子，每天往里存钱，存满了就拿着罐子开拍。他还给张震看自己写的剧本。那是台湾电影衰败的年份，可这些年轻人总聚在一块聊，“想要把电影做得更有意思一点儿。”但当时给他们的机会并不多。
张震觉得自己是个偷懒的人，因为喜欢出去玩儿才做了演员，也想转到幕后，但幕后做什么呢？做导演，他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做美术，一时也没有获得机会。片约不多，但总是来了，还是演戏。有时因为公司缺人，他去做临时演员，当临演不能太演，否则戏过了，抢了主角的戏份。他也不觉得委屈，但渐渐发现，“有些人在那个画面里，就是会有存在感；有些人哪怕站在镜头中央，你也不想看到他。”
而他是那个站在边角也会发亮的人。发现这一点，已经是拍完《赤壁》之后的事情了。
这是一种天分，跟镜头的选择有关，跟一往无前的决心、夜以继日的努力，倒关系没那么大。张震觉得自己过了好些年“不知道在干吗”的日子，他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而电影选择了他。他后来觉得，那可能就是早就安排好的时间表。
“好像是一个坎儿，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去演学生或者青少年，要演稍微成熟又做不到很成熟，正好《赤壁》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古装片，得到孙权这个角色，觉得可以演。”孙权是个备受压抑、渴望爆发的角色，像当时的张震。
《聂隐娘》有个被反复提及的注脚，“一个人，没有同类。”
这句话被用在侯孝贤身上，也被用在张震身上。电影宣传李楠说，“张先生”——这真是称呼张震最合适的词儿，不带江湖气，混合了敬意与绅士般的旖旎想象——“张先生是独一份儿的，华语男演员里谁还有他那样的气质？”
张震承认，电影演员很孤独。“分享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但演员很多事情没办法分享”，连他太太都问，那种情欲戏，怎么拍的？
张震答，拍情欲戏很痛苦，你要顾这个顾那个，还要帮人家顾这个顾那个。画面要好看，要浪漫，又不能粗俗，于是情欲戏就变成了一件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子的事情。但你要解释这件事，还很难。 不过他尽量不往孤独的方向想。“生活要开心一点儿，要有一个态度，让自己在里头过得舒服，那样比较真实。”
于是谈到《爱神》里他和巩俐那场情欲戏，“我很向往巩俐那样的演员，”张震说，“我希望能够像她那么深刻，我还有很多东西差得远。”
《爱神》和《吴清源》之后，张震下定决心做演员，之后的事，像一个具天分的人开始潜心修炼。
陆川说，拍摄《王的盛宴》时，张震永远在现场，永远很安静。他和吴彦祖是剧组中仅有的两个在拍摄间隙不脱戏服的人。为了营造汉代效果，戏服采用纯棉面料，一层层穿上再加上三四十斤重的铠甲，又重又热。那是夏天，其他演员往往镜头一结束就扯下戏服躺在地上，张震站着，顶多靠着，他说，一脱戏服劲儿都泄了。
拍摄他所饰演的韩信被绞死那场戏，张震拒绝了道具人员在绞索上做个小机关的建议，这个小机关可以避免压到他的颈动脉，张震说，那样他就感觉不到绞索的力量了，他就真的被吊了那么久。坐在监视器前，陆川心惊胆战；饰演萧何的沙溢在旁边看着，边看边哭。
“整个片子他的戏份不算多，但他给我的东西都是充分准备的、最好的东西。”陆川说。
“做演员还是要有一些深度、一些厚度。演员最大的资本是时间，这段时间可以做的决策很有限，应该把握好每一次机会，每次都呈现不同的变化，让观众有惊喜，让自己也感到乐趣。我并不是不愿意多曝光，是要看曝光对角色有没有帮助，如果对角色没帮助，只是对我自己有帮助，那我并不是卖自己，我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去直面观众。”
电影是张震隐藏自己的地方，这些年勃发的电影工业对他似乎没什么影响。时代像浪潮从他身上溜过去，姿态平滑。他还是骑他的摩托车。只不过大概不会在后座上打蜡了——他说自己毕业之后赚了一点儿钱，立刻去买了辆车，后座打上蜡，女孩子会往前滑，贴上他的背。
“你去看他娶的女人就知道，他向往什么样的生活。”陆川说。
陆川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喝倒的记忆来自张震，那时他来北京为《王的盛宴》试戏，晚上陆川请他吃饭，叫了刘烨一起。席间张震一直说自己酒量很差，陆川和刘烨合谋灌他，结果是刘烨断片儿，被抬走，陆川接着被抬走。张震完胜。
“他很可怕，很厉害，很狡猾！”陆川笑道。拍戏时，他们又一块去唱歌，那一次张震喝大了。“像孩子一样上蹿下跳，他跳舞，他唱歌，他那个一哎呀我不能多说。”
“我特别喜欢他，他很单纯很善良，崇尚艺术，并不觉得这是在装逼。像我们在大陆跟别人说自己特别喜欢文艺片就怕被说，他完全不惧这事，他很自然地说出他对艺术的喜爱，这让我觉得很感动，可能跟他受的教养、教育和所处的环境都有关系。”
张震结婚的时候，陆川去台北参加他的婚礼，发现现场恨不得有4万人，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几乎所有电影人都去了，陆川在楼上远远看张震行完了礼，把自己的礼物——一个中国艺术家做的六七十厘米高的雕塑——放下，走了。
他相信自己的礼物会被淹没在各种各样的礼物中。但在陆川结婚那天，张震给他发来一段视频，提到陆川送的雕塑，还有它的名字：“一定要幸福”。回国之后，陆川收到了张震寄来的结婚礼物：一台老式的德国胶片相机。
“胶片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很多经典电影人都有点儿找不着北，正在寻觅新的坐标和奋斗的方向，但他用这种方式给我鼓励。”陆川有点儿动情，“张震就是给了我一个坐标，让我知道在现在这么一个红尘名利场中依然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那种生活就是，别让“自我”溢出电影。演员藏在电影里，是张震认为的本分。
在《一代宗师》之前，张震是一部分资深影迷的心头好，那部电影之后，他才真正成为大众明星。虽然他只有三场戏，台词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字“操”，但因为坚持练拳并获得全国神枪杯八极拳大赛一等奖，他被媒体渲染成“神都无法阻止的人”。
“我觉得做任何事，如果你没有天分，努力就会有一些回馈。当时的付出对我来讲是值得的。突然让我演传统武术的角色，我心里没底，你叫我去练，我有时间，我就跟你耗，时间耗下来，过程中我感受到很多，包括对事隋的判断，我知道自己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我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就会很轻松，因为我知道他是怎样变成师傅级的人物的。”
此后，几乎关于他的每篇报道都谈到他努力练拳的往事，还有人专门去寻访被他打了半年的那棵树。有时张震觉得，大家把“应该的”变成了“珍稀的”。
“所以我觉得成功人士特别少，因为太多人可能偷懒。天分很重要，后天努力更重要，否则天分随时可能会用完。我见到的成功的人就是一直在为喜欢的事情付出。像侯孝贤导演，他一直为了电影付出，他所有的累积，从小时候看书到后来拍每部电影，累积到最后才会成为现在的他。没有累积，不可能有《聂隐娘》。付出当然要看值不值得，这件事不值得，就选别的值得的。但能有一件事让你在现代社会不断地去追求、去付出是美好的，这种美好能永远延续下去。”
他承认也有过浮躁的时候，但时常问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钱，一直觉得够用就好；风头，我经过很多，红过，也不红过。红当然很爽，不红，还是做这件事，也很爽。”
这种话近于心灵鸡汤，几乎每个名利场里挣扎的人都讲过，听得多了，不容易相信。
但在台北，比较容易相信张震说的是真的。
那条小街的一头，两家老理发铺子挨在一起，一家只做男客，一家只做女客。拍摄是在男客那家，人把小店站满了，衣服架子只能放在外头，挡住了另一家店的橱窗。
一只柴犬从那店里出来嗅了嗅，又扭身回去。我们都担心老板娘出来表达不满。忽而下雨了，热带的不计成本的雨。老板娘果然出来，担心的口吻，叫把衣服挂到她家去，别淋湿了，人也好进去避避雨。
原来普通人的生活该是这样的。
就好像一个演员的生活该是那样的——拍完了，他跟所有人简短打过招呼，叠好雨衣，戴上头盔，骑上摩托车走了。在工作时他的经纪团队会把他包裹得很严密，但一旦工作结束，他就汇入台北街道上骑摩托车的人流，他又把自己隐匿了。
《一代宗师》之后，张震认识了徐皓峰，他看了后者不少关于武林的书，也说过“功夫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
如果回到那个时候，你会是什么身份？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他有点儿为难的神色，“真的没有想过。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站起身来，预备结束这次采访。像他演的电影，留一个暖昧的然而很“张震”的尾巴。
陆川的语气要肯定得多。
“张震肯定不是行走江湖除暴安良的人，他一定是个一身绝学却要把自己藏起来的侠客一对，侠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