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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尝试通过信托平台走向阳光化，而制度的缺失使得绝大多数私募基金不得不游离在灰色地带
非常难得，一大批平时异常神秘的客人能够集聚一堂。
3月24日下午2时，正常容纳150人的深圳东方银座酒店纽约厅一下子涌进了200多人，还有几百人被挡在门外。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大大小小的私募机构负责人，另外还有法律界人士和政府官员。
这个被命名为“2007（首届）中国私募基金高峰会”（以下称高峰会）的圆桌会议，虽然仅有短短4小时，能够有机会发言的不过20人，但会上传出的观点和信息足以使人振聋发聩：“私募基金完全合法”、“中国私募基金元年的开局”、“私募基金的春天即将来临”等以前从没出现过的观点冲击着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
“以前（私募基金）没有正常的交流平台，现在有了。”此次高峰会主办方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秘书长李春瑜对《经济》表示，高峰会让人们对私募基金有了正面了解，包括他们的投资理念、管理方式以及运作模式等。
深圳是中国基金业的第一重镇，50％的公募基金和1/3创投机构均设在深圳。当然，深圳也是私募基金的聚集地。据业内人士估算，目前活跃在深圳的私募基金规模在1500亿－2000亿元之间。李春瑜说，此次峰会吸引的私募机构所管理的私募基金在700亿－800亿元之间。
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王国刚副所长推算，从全国来看，私募基金在8000亿－9000亿元。业内人士普遍估计全国私募基金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私募与公募在规模上已旗鼓相当。同一天，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会披露，目前我国公募基金规模即将突破1万亿元。
所谓私募基金，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将其定义为“集富人之财进行投资”。按照所投方向，可分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前者主要是投资于未上市的企业股权，国际上此类基金包括美国最大的黑石基金、富达基金、凯雷资本等，后者主要投资于已上市的证券，包括对冲基金，比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等。目前，人们普遍热议的是后一种（以下除特别注明外，私募基金特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称国研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早在6年前撰写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中指出，中国金融市场中常说的“私募基金”或“地下基金”，是相对于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向不特定投资人公开发行受益凭证的证券投资基金而言，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的集合投资。
“如果说公募基金是国立普通公园，那么私募基金就是私立主题乐园。”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震国在接受《经济》采访时打了一个形象比喻，“前者门票价格低，甚至免费，针对普通市民，而后者收费高，针对特定人群。”
与公募基金恰恰相反，非公开和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是私募基金的两大特点。在设立组织模式上，目前国内最普遍的是契约式，有人估计要占到80％以上，国外私募基金还有公司制和合伙制。
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跟股市沉浮密切相关。1993年－1995年间是私募基金的形成时期，期间证券公司与大客户逐渐形成了不规范的信托关系，后来上市公司将闲置资金委托承销商进行投资，众多的咨询顾问公司成为私募基金操盘手；到2000年进入盲目发展阶段，跟庄坐庄不断；一年以后进入逐步规范、调整阶段，其操作策略由保本业务向集中投资策略的转变。
从2001年到2005年，在股市长达4年的熊市期间，私募基金偃旗息鼓。去年，我国股市重现牛市，沪深两市基准指数涨幅均超130％，成为全球涨幅最大的股市。与此同时，私募基金又开始活跃起来，成为股市中最赚钱的大热门，有的私募基金收益高达600％。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春天的确来临了。”李春瑜认为，中小企业板的设立、股改实施等一系列举措完善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机制。去年年底，国内第一只全中资背景的国字号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渤海产业基金正式挂牌，总规模200亿元，首期金额60.8亿元。
不过，李春瑜认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还处在萌芽状态，其运作模式“还在摸索之中”。刘震国也认为，私募证券基金还处在朦胧地带，“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定义。”
借道信托
尽管没有“法律定义”，但现实中的私募基金自身并没有放弃合法化的努力，相反还带来了群体效应。
2004年2月20日，深圳赤子之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率先尝试，与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深国投）联手发起开放式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随后，深圳包括明达投资、晓扬投资、东方港湾投资等私募机构，又相继与深国投、平安信托开展了类似的合作。这些私募基金率先与信托公司联手，通过信托平台发行证券类信托产品，私募基金开始浮出水面，从隐秘地带走向了阳光化（部分新私募基金见附表）。
仅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就有15只私募基金借道信托平台蜂拥入市。在发生“2·27”大跌的2月，却是私募基金信托化的高峰。借道平安信托的私募就有6只，他们的集合信托资金量从1000多万到2个亿不等；借道深国投信托入市的私募也有4只。
在上海，一些私募基金与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国投）联手发行了多个信托型产品。
信托型私募基金一般的运作组织架构是这样的：信托公司为该信托产品的受托人，投资者将资金直接委托给他们，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是该信托产品的投资顾问，提供解决方案，而投资与该信托计划的资金由银行托管。私募机构和信托公司一起享受20％的利润分成，其余80％为投资者所有。
那么，一向隐秘的私募基金为何纷纷主动走向阳光化？
“这是目前他们取得合法化的惟一路径。”国研中心金融所研究员范建军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按照信托型集合理财产品管理办法规定，对非现金类的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可约定实行第三方保管，“这样可以受信托法的保障和约束。”
在实际中，信托型私募基金自发产生了两种运作模式：深圳模式和上海模式。所谓深圳模式，是由总部位于深圳的深国投和平安信托来设计的，主要采用了风险共担的模式，其特点是私募机构在其中担任投资顾问角色，收取投资顾问管理费和特定信托计划利益。
而上海模式是由总部位于上海的上国投和华宝信托推出的结构性产品。私募机构在信托产品中担当一般受益人的角色，需要按照一定比例投入资金，这部分资金将会作为保底的资金，同时在获取的收益超出预期的时候，一般受益人也可以获取超出预期部分的绝大部分收益。
在监管上，除了信托法规外，市场上正在运行的规范的证券投资信托产品为信托型私募基金提供一个模板。目前，此类型产品已经形成了信托公司、券商、银行和银监局四方监管的体系：由信托公司负责信用监管和整体投资监管，其旗下的证券公司负责专项证券账户投资的监管，银行负责专项资金托管的监管，地方银监局负责资金的整体监管。
范建军认为，有保底的上海模式意味着私募基金可以做市商，收取差价，实际上是融资，“严格说来已不是私募基金了”。
北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基金法起草小组副组长曹凤岐教授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作为投资，是不能保底的，“过去的委托理财，因为保底都跨掉了。”
业内人士认为，上海模式更适合去年那样单边上扬的大牛市，在熊市和震荡市里很容易出问题，很多采用此方式的私募就是在过去的熊市中被消灭掉的。而深圳模式对基金管理人压力小，可以长线投资。
曹凤岐认为，私募基金信托化法律是允许的，但作为一种信托凭证，和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还不是一回事。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的区别表现在募集方式、募集对象、信息披露要求三个方面不同。如果严格按标准来衡量国内的私募基金，无论从其来源、用途、性质、概念、运作、监管、法律程序等方面，都与这个概念相差甚远，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制度困境
由于私募基金本身并没有法律地位，还游离在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因此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弊端。
“投资者和私募机构私下签订的契约没有法律保障，即使亏了，也不敢打官司，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法官也不敢判。”曹凤岐认为，现在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不仅要承担投资风险，还要承担法律风险。
另一方面，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震国认为，现实中私募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发生纠纷后，比如投资者拖欠管理费，前者几乎都采取低调了处理方式，没有私募机构会跟投资者对簿公堂。“私募机构自身的利益也难以保障。”
还有，目前普遍存在的契约式私募基金，很容易导致非法集资，一旦触及这条法律高压线，私募基金必死无疑。
不过，在国研中心研究员范建军看来，私募基金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我国大量的银行储蓄，实际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需要更多的投资渠道。而公募基金有赎回压力，容易造成股市波动。据了解，春节前曾有一个星期，公募基金每天遭遇200亿的赎回，春节后第二天上午大跌100余点。
“2·27大跌就是一个警告。”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秘书长李春瑜认为，在大跌中公募基金的风险更大，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因为投资者为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差。数据显示，我国的基民数量预计已突破1500万人。而私募基金针对特定的富人，资金门槛高，其风险承受力要比普通投资者强很多。因此私募基金是稳定、健康的资本市场中不可或缺的投资主体。
高峰会上，刘震国以目前现行所有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私募基金的禁止性条款为由，提出私募基金是完全合法的。他认为，公司法为公司型私募基金设立提供了基础，合伙法为合伙型私募基金奠定了法律基础，还有证券法，信托法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募基金存在的基本法律条件已经具备，但从相关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看，还不完善不成熟。”
刘震国认为，再制定一部专门的私募基金法很困难，也没有必要。事实上，国外也没有针对私募基金的专门法律，私募基金的政策也是散见在其他相关法律条文中。“要紧的是在现行法律基础上制定可操作性强的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
契约型、公司型和合伙制是私募基金的三种设立模式，其中公司制最被业内人士看好，而且法律环境相对更成熟。但是，实际中很少有采取这种模式的。刘震国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税收政策。“其他两种模式投资者只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即可，而公司型模式，投资者除了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外，公司还要交纳企业所得税，造成了双重征税。”
公司制私募基金还有一个资金管理问题。投资者的钱打入公司账户上，这和公司账户上自有资金便混在一起。范建军认为，客户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应该分离，上述不规范的做法很容易出问题。不过，根据现有规定，公司不准开多个账户。因此，需要出台政策鼓励私募基金通过银行托管基金资产。
今年3月1日，银监会发布了新的《信托型集合理财产品管理办法》，规定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对此，上海睿信投资董事长李振宁在高峰会上指出，这个修改与现实相背离，因为私募基金主要是为先富起来的个人服务的，其门槛一般50万元甚至200万元以上，富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强，所以应该扩大到200份到300份。
新修订的企业合伙法将于今年6月1日实施。其中第六条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这是否会吸引私募基金采用合伙制？刘震国认为，这对私募基金的确是个激励机制，但由于合伙制在国内还是个新事物，人们的认识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近期不会对私募基金的现有形式产生直接影响。
行业自律
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对私募基金的实施政策监管便无从谈起。
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也应邀参加了深圳的高峰会。最近他对《经济》表示，私募基金的相关政策正在研究中，目前还没有什么结论。据悉，国家发改委也在做私募基金的课题研究。
作为半官方的社团组织，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是国内首家同类组织，成立于2006年2月28日，由从事金融业及相关业务的企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自愿组成。秘书长李春瑜说，很多会员也是投资者，因此协会离私募基金很近。从去年 9 月到今年 3 月，协会先后举办了“私募基金发展的机遇与风险防范研讨会”，“首届私幕基金沙龙”以及“中国私募基金高峰会”。
李春瑜表示，从今年起每年将举办一次高峰会，同时还将举办一系列的相关培训教育、法律政策咨询等活动。“私募基金还比较弱，发展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一个平台去争取。”
投资灵活，高风险偏好，操作隐蔽，不受监管，这是私募基金的投资精髓所在。正因如此，私募基金的坏名声要远高于其声望。以前私募基金出现过很多的坐庄行为，在股票市场上操纵市场价格，使本来就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它给人们留下恶劣印象。
“说私募基金处于灰色地带，主要是心理上的。”刘震国认为，私募基金本身并不神秘，只是其操作手段比较隐秘，不像公募基金那样要公开信息接受监管和约束。
去年5月中旬，上海六家信托公司共同签订《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业务自律守则》，规定对违反有关规定，有内幕交易、反向操作、操纵市场、明显偏离市场均价等情况的交易指令，视为无效指令。并由托管银行与信托公司对私募基金的委托指令进行双重监管。
李春瑜认为，在没有立法之前，通过民间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私募基金可以实现自律和诚信运作，比如订立私募基金行业公约来达到自律效果，“把好人与坏人区分开来。”显然，李春瑜希望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能充当私募基金的行业组织。
业内人士认为，设立私募基金行业组织除了进行自我约束外，还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向主管部门将会员申报备案，让私募基金彻底阳光化。
非常难得，一大批平时异常神秘的客人能够集聚一堂。
3月24日下午2时，正常容纳150人的深圳东方银座酒店纽约厅一下子涌进了200多人，还有几百人被挡在门外。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大大小小的私募机构负责人，另外还有法律界人士和政府官员。
这个被命名为“2007（首届）中国私募基金高峰会”（以下称高峰会）的圆桌会议，虽然仅有短短4小时，能够有机会发言的不过20人，但会上传出的观点和信息足以使人振聋发聩：“私募基金完全合法”、“中国私募基金元年的开局”、“私募基金的春天即将来临”等以前从没出现过的观点冲击着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
“以前（私募基金）没有正常的交流平台，现在有了。”此次高峰会主办方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秘书长李春瑜对《经济》表示，高峰会让人们对私募基金有了正面了解，包括他们的投资理念、管理方式以及运作模式等。
深圳是中国基金业的第一重镇，50％的公募基金和1/3创投机构均设在深圳。当然，深圳也是私募基金的聚集地。据业内人士估算，目前活跃在深圳的私募基金规模在1500亿－2000亿元之间。李春瑜说，此次峰会吸引的私募机构所管理的私募基金在700亿－800亿元之间。
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王国刚副所长推算，从全国来看，私募基金在8000亿－9000亿元。业内人士普遍估计全国私募基金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私募与公募在规模上已旗鼓相当。同一天，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会披露，目前我国公募基金规模即将突破1万亿元。
所谓私募基金，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将其定义为“集富人之财进行投资”。按照所投方向，可分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前者主要是投资于未上市的企业股权，国际上此类基金包括美国最大的黑石基金、富达基金、凯雷资本等，后者主要投资于已上市的证券，包括对冲基金，比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等。目前，人们普遍热议的是后一种（以下除特别注明外，私募基金特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称国研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早在6年前撰写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中指出，中国金融市场中常说的“私募基金”或“地下基金”，是相对于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向不特定投资人公开发行受益凭证的证券投资基金而言，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的集合投资。
“如果说公募基金是国立普通公园，那么私募基金就是私立主题乐园。”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震国在接受《经济》采访时打了一个形象比喻，“前者门票价格低，甚至免费，针对普通市民，而后者收费高，针对特定人群。”
与公募基金恰恰相反，非公开和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是私募基金的两大特点。在设立组织模式上，目前国内最普遍的是契约式，有人估计要占到80％以上，国外私募基金还有公司制和合伙制。
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跟股市沉浮密切相关。1993年－1995年间是私募基金的形成时期，期间证券公司与大客户逐渐形成了不规范的信托关系，后来上市公司将闲置资金委托承销商进行投资，众多的咨询顾问公司成为私募基金操盘手；到2000年进入盲目发展阶段，跟庄坐庄不断；一年以后进入逐步规范、调整阶段，其操作策略由保本业务向集中投资策略的转变。
从2001年到2005年，在股市长达4年的熊市期间，私募基金偃旗息鼓。去年，我国股市重现牛市，沪深两市基准指数涨幅均超130％，成为全球涨幅最大的股市。与此同时，私募基金又开始活跃起来，成为股市中最赚钱的大热门，有的私募基金收益高达600％。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春天的确来临了。”李春瑜认为，中小企业板的设立、股改实施等一系列举措完善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机制。去年年底，国内第一只全中资背景的国字号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渤海产业基金正式挂牌，总规模200亿元，首期金额60.8亿元。
不过，李春瑜认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还处在萌芽状态，其运作模式“还在摸索之中”。刘震国也认为，私募证券基金还处在朦胧地带，“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定义。”
借道信托
尽管没有“法律定义”，但现实中的私募基金自身并没有放弃合法化的努力，相反还带来了群体效应。
2004年2月20日，深圳赤子之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率先尝试，与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深国投）联手发起开放式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随后，深圳包括明达投资、晓扬投资、东方港湾投资等私募机构，又相继与深国投、平安信托开展了类似的合作。这些私募基金率先与信托公司联手，通过信托平台发行证券类信托产品，私募基金开始浮出水面，从隐秘地带走向了阳光化（部分新私募基金见附表）。
仅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就有15只私募基金借道信托平台蜂拥入市。在发生“2·27”大跌的2月，却是私募基金信托化的高峰。借道平安信托的私募就有6只，他们的集合信托资金量从1000多万到2个亿不等；借道深国投信托入市的私募也有4只。
在上海，一些私募基金与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国投）联手发行了多个信托型产品。
信托型私募基金一般的运作组织架构是这样的：信托公司为该信托产品的受托人，投资者将资金直接委托给他们，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是该信托产品的投资顾问，提供解决方案，而投资与该信托计划的资金由银行托管。私募机构和信托公司一起享受20％的利润分成，其余80％为投资者所有。
那么，一向隐秘的私募基金为何纷纷主动走向阳光化？
“这是目前他们取得合法化的惟一路径。”国研中心金融所研究员范建军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按照信托型集合理财产品管理办法规定，对非现金类的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可约定实行第三方保管，“这样可以受信托法的保障和约束。”
在实际中，信托型私募基金自发产生了两种运作模式：深圳模式和上海模式。所谓深圳模式，是由总部位于深圳的深国投和平安信托来设计的，主要采用了风险共担的模式，其特点是私募机构在其中担任投资顾问角色，收取投资顾问管理费和特定信托计划利益。
而上海模式是由总部位于上海的上国投和华宝信托推出的结构性产品。私募机构在信托产品中担当一般受益人的角色，需要按照一定比例投入资金，这部分资金将会作为保底的资金，同时在获取的收益超出预期的时候，一般受益人也可以获取超出预期部分的绝大部分收益。
在监管上，除了信托法规外，市场上正在运行的规范的证券投资信托产品为信托型私募基金提供一个模板。目前，此类型产品已经形成了信托公司、券商、银行和银监局四方监管的体系：由信托公司负责信用监管和整体投资监管，其旗下的证券公司负责专项证券账户投资的监管，银行负责专项资金托管的监管，地方银监局负责资金的整体监管。
范建军认为，有保底的上海模式意味着私募基金可以做市商，收取差价，实际上是融资，“严格说来已不是私募基金了”。
北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基金法起草小组副组长曹凤岐教授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作为投资，是不能保底的，“过去的委托理财，因为保底都跨掉了。”
业内人士认为，上海模式更适合去年那样单边上扬的大牛市，在熊市和震荡市里很容易出问题，很多采用此方式的私募就是在过去的熊市中被消灭掉的。而深圳模式对基金管理人压力小，可以长线投资。
曹凤岐认为，私募基金信托化法律是允许的，但作为一种信托凭证，和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还不是一回事。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的区别表现在募集方式、募集对象、信息披露要求三个方面不同。如果严格按标准来衡量国内的私募基金，无论从其来源、用途、性质、概念、运作、监管、法律程序等方面，都与这个概念相差甚远，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制度困境
由于私募基金本身并没有法律地位，还游离在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因此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弊端。
“投资者和私募机构私下签订的契约没有法律保障，即使亏了，也不敢打官司，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法官也不敢判。”曹凤岐认为，现在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不仅要承担投资风险，还要承担法律风险。
另一方面，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震国认为，现实中私募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发生纠纷后，比如投资者拖欠管理费，前者几乎都采取低调了处理方式，没有私募机构会跟投资者对簿公堂。“私募机构自身的利益也难以保障。”
还有，目前普遍存在的契约式私募基金，很容易导致非法集资，一旦触及这条法律高压线，私募基金必死无疑。
不过，在国研中心研究员范建军看来，私募基金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我国大量的银行储蓄，实际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需要更多的投资渠道。而公募基金有赎回压力，容易造成股市波动。据了解，春节前曾有一个星期，公募基金每天遭遇200亿的赎回，春节后第二天上午大跌100余点。
“2·27大跌就是一个警告。”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秘书长李春瑜认为，在大跌中公募基金的风险更大，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因为投资者为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差。数据显示，我国的基民数量预计已突破1500万人。而私募基金针对特定的富人，资金门槛高，其风险承受力要比普通投资者强很多。因此私募基金是稳定、健康的资本市场中不可或缺的投资主体。
高峰会上，刘震国以目前现行所有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私募基金的禁止性条款为由，提出私募基金是完全合法的。他认为，公司法为公司型私募基金设立提供了基础，合伙法为合伙型私募基金奠定了法律基础，还有证券法，信托法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募基金存在的基本法律条件已经具备，但从相关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看，还不完善不成熟。”
刘震国认为，再制定一部专门的私募基金法很困难，也没有必要。事实上，国外也没有针对私募基金的专门法律，私募基金的政策也是散见在其他相关法律条文中。“要紧的是在现行法律基础上制定可操作性强的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
契约型、公司型和合伙制是私募基金的三种设立模式，其中公司制最被业内人士看好，而且法律环境相对更成熟。但是，实际中很少有采取这种模式的。刘震国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税收政策。“其他两种模式投资者只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即可，而公司型模式，投资者除了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外，公司还要交纳企业所得税，造成了双重征税。”
公司制私募基金还有一个资金管理问题。投资者的钱打入公司账户上，这和公司账户上自有资金便混在一起。范建军认为，客户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应该分离，上述不规范的做法很容易出问题。不过，根据现有规定，公司不准开多个账户。因此，需要出台政策鼓励私募基金通过银行托管基金资产。
今年3月1日，银监会发布了新的《信托型集合理财产品管理办法》，规定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对此，上海睿信投资董事长李振宁在高峰会上指出，这个修改与现实相背离，因为私募基金主要是为先富起来的个人服务的，其门槛一般50万元甚至200万元以上，富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强，所以应该扩大到200份到300份。
新修订的企业合伙法将于今年6月1日实施。其中第六条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这是否会吸引私募基金采用合伙制？刘震国认为，这对私募基金的确是个激励机制，但由于合伙制在国内还是个新事物，人们的认识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近期不会对私募基金的现有形式产生直接影响。
行业自律
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对私募基金的实施政策监管便无从谈起。
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也应邀参加了深圳的高峰会。最近他对《经济》表示，私募基金的相关政策正在研究中，目前还没有什么结论。据悉，国家发改委也在做私募基金的课题研究。
作为半官方的社团组织，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是国内首家同类组织，成立于2006年2月28日，由从事金融业及相关业务的企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自愿组成。秘书长李春瑜说，很多会员也是投资者，因此协会离私募基金很近。从去年 9 月到今年 3 月，协会先后举办了“私募基金发展的机遇与风险防范研讨会”，“首届私幕基金沙龙”以及“中国私募基金高峰会”。
李春瑜表示，从今年起每年将举办一次高峰会，同时还将举办一系列的相关培训教育、法律政策咨询等活动。“私募基金还比较弱，发展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一个平台去争取。”
投资灵活，高风险偏好，操作隐蔽，不受监管，这是私募基金的投资精髓所在。正因如此，私募基金的坏名声要远高于其声望。以前私募基金出现过很多的坐庄行为，在股票市场上操纵市场价格，使本来就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它给人们留下恶劣印象。
“说私募基金处于灰色地带，主要是心理上的。”刘震国认为，私募基金本身并不神秘，只是其操作手段比较隐秘，不像公募基金那样要公开信息接受监管和约束。
去年5月中旬，上海六家信托公司共同签订《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业务自律守则》，规定对违反有关规定，有内幕交易、反向操作、操纵市场、明显偏离市场均价等情况的交易指令，视为无效指令。并由托管银行与信托公司对私募基金的委托指令进行双重监管。
李春瑜认为，在没有立法之前，通过民间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私募基金可以实现自律和诚信运作，比如订立私募基金行业公约来达到自律效果，“把好人与坏人区分开来。”显然，李春瑜希望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能充当私募基金的行业组织。
业内人士认为，设立私募基金行业组织除了进行自我约束外，还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向主管部门将会员申报备案，让私募基金彻底阳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