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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俘虏和逮捕了许多战犯和其他敌对分子。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展开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如何处理战犯就成为我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的一个建议，使许多家庭有了“月圆”的希望，也极大地促进了对台工作的顺利开展。
1956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这样，如何处理战犯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批示。
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周恩来的建议进行了讨论，认为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已经具备，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实现，“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来看，他们虽然有过重大罪恶，但经过几年的改造，他们中的多数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悔过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另外，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了对国民党去台人员凡返回祖国大陆者则既往不咎的政策。在这个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3月14日，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阐明了释放战犯政策的积极建议。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并对释放战犯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安排意见，第一步先集中释放的战犯在北京参观，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其间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最后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特赦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人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名，其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还包括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同日，特赦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这批刚刚释放的人员见到周恩来，个个惊喜万分。周恩来总理同他们一一握手后，详细询问每个人的学习、家庭、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出狱后的感想，使大家如沐春风。这次会见，不但使释放人员更加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而且对加强统战和对台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和政府分六批特赦了战犯296人。随着战犯改造工作的不断进展，以后又陆续予以特赦，至1975年3月19日，在押战犯554名全部释放，其中包括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
祖国大陆的一系列特赦行动，引起台湾当局的极大恐慌。1975年4月，国务院应特赦人员王秉钺等10人的请求，批准他们转香港回台湾与家人团聚。消息公布后，台湾当局立即想方设法阻止。4月22日，台湾当局扬言：不准这10个人回台。他们还公开诬蔑王秉钺等人为“间谍”、“统战工具”，逼迫他们发表“反共声明”，要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回台湾。
祖国大陆对战犯的特赦政策，不仅赢得了民心，加强了对外统战工作，而且使台湾当局陷入震惊和不知所措之中。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团结各方面代表都联合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是几十、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
（摘自七一网/《党史文汇》）
特赦政策出台背景
1956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这样，如何处理战犯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批示。
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周恩来的建议进行了讨论，认为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已经具备，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实现，“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来看，他们虽然有过重大罪恶，但经过几年的改造，他们中的多数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悔过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另外，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了对国民党去台人员凡返回祖国大陆者则既往不咎的政策。在这个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3月14日，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阐明了释放战犯政策的积极建议。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并对释放战犯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安排意见，第一步先集中释放的战犯在北京参观，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其间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最后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喜悅和羞愧之情的交织
特赦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人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名，其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还包括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同日，特赦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这批刚刚释放的人员见到周恩来，个个惊喜万分。周恩来总理同他们一一握手后，详细询问每个人的学习、家庭、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出狱后的感想，使大家如沐春风。这次会见，不但使释放人员更加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而且对加强统战和对台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知所措的台湾当局
“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和政府分六批特赦了战犯296人。随着战犯改造工作的不断进展，以后又陆续予以特赦，至1975年3月19日，在押战犯554名全部释放，其中包括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
祖国大陆的一系列特赦行动，引起台湾当局的极大恐慌。1975年4月，国务院应特赦人员王秉钺等10人的请求，批准他们转香港回台湾与家人团聚。消息公布后，台湾当局立即想方设法阻止。4月22日，台湾当局扬言：不准这10个人回台。他们还公开诬蔑王秉钺等人为“间谍”、“统战工具”，逼迫他们发表“反共声明”，要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回台湾。
祖国大陆对战犯的特赦政策，不仅赢得了民心，加强了对外统战工作，而且使台湾当局陷入震惊和不知所措之中。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团结各方面代表都联合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是几十、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
（摘自七一网/《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