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前新华社记者戴煌这一生的关键词，几乎是20世纪的中国历史：新四军军人、抗美援朝战地记者、右派、劳改、判刑、改正……而他性格中最核心的要素——一种正直的精神，决定了他用一种反骨的姿态度过这些动荡的岁月。后世将铭记的也是他足够的正直，而凭这种精神，他在中国新闻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印迹。
　　2月19日，度过88岁寿辰一周后，戴煌在北京去世。
　　戴煌不是在旧式书香家庭长大的文人。他父亲只是江苏一个小镇的中医大夫。还没上学，他就跟着大6岁的四哥练拳脚，想着长大了劫富济贫，让穷苦人也过上好日子。后来他上了4年私塾，记住了私塾老师出的一句对联，“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他也读过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加强了他对正派道德的尊崇。
　　进入写作生涯前他是一名军人。16岁那年，他参加新四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3年后调入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做记者。这位战地记者经历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支持越南抗法战争。其成名作讲述了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少年，之后全中国的小学生都可以在语文课本读到这个故事。
　　这段经历一定对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有人问他，为何骨头那么硬，他的回答朴素见真知，“我只是觉得我们打天下死了那么多人，天下打下来了，又出现这么多腐败黑暗的现象，如果我们不管，天下还会丢掉的。”
　　然而太平世界难寻。他没预料到自己会遇上不比枪林弹雨更少险恶的右派斗争。因直言反对神话和特权，1957年戴煌被打为右派，判刑流放。他当时的妻子选择离婚，先后带走两个女儿。
　　戴煌曾将北大荒称为“死亡场”：因为饥饿、缺营养、高强度劳动的艰苦“改造”，北大荒不断有人饿死、病死、自杀。戴煌则从196斤掉到92斤。他回忆道，“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脱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把被单揭下来。”
　　1978年，年过五旬的戴煌右派身份去除，恢复党籍，重返新华社。
　　他不容易被打倒。回到新华社后，他长期深入调查各种冤案，最典型的是作家古鉴兹的小说《穷棒子王国》被告案。当过县委书记的王国藩捕风捉影，起诉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侵害他的名誉权。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枉判王国藩胜诉。戴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最后结集成书，名为《新格斗》。
　　他的笔更像是一把枪。1994年，戴煌在全国各地连续采访8个多月，走访和电话访谈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以及冤假错案的受害人，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之后便有了著名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书写之外，年入耄耋的他还接待访民，替他们转交材料，陪着他们去上访，联系记者、律师。这种堪称行侠仗义的举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感同身受——他本人也经历过巨大的冤屈，却没得到任何赔偿。“这不叫‘平反’，而是‘改正’，没有赔偿。牢是白坐了。像我这样受苦，要补我几百万才对啊。”
　　在一张照片中，年老的戴煌面带笑意，拄着拐杖，精神挺拔。他一如既往地爱恨分明，情绪外露。戴煌后来的老伴叫潘京容，他为她改名“潘雪媛”，意为“雪中支援”。他们结婚9个月后，戴煌再次劳改，潘雪媛挺着大肚子为他送行。这次劳教一直持续了14年。潘雪媛因长期在工厂遭受压迫精神失常，某年春节没能认出终于回家的丈夫。后来她在戴煌的照顾下又恢复健康。这个故事简直是现实版的《归来》，不过结尾美好一些。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戴煌每天在书桌前坐5个小时以上。即便是凌晨三四点，他也时常起身、开灯、来到书桌前，戴上花镜、摊好稿纸。
　　戴煌称自己是个刺头，但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他说：“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