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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首次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全会。我是一名高校教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对政协的职能与有关活动了解不多，加入民革成为民革浙江省委员会的领导时间也不长。尽管自己学识、见解等各方面水平有限，但努力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反映一些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进口汽车大量进入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务用车大都是进口轿车。各级政府的领导也在争相配备各种款式、各种品牌的进口轿车，一时间进口汽车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助长了相互攀比的不正之风。一些行政级别很低的基层领导，不管当地财政状况如何，坐的也都是豪华的高档进口汽车，既造成了国家外汇的大量流失，又影响了党政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在社会上、在老百姓中造成负面影响。我本人也听到过周围同志的一些意见和怨言，当年老百姓的反腐要求，有不少就是针对一些领导的进口豪华汽车的。
于是，我决定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思考，以“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为题，向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全会提了提案。
全会结束后，机电部机办[1988]118号文正式答复了我的提案。
我觉得这个答复主要是针对“国产轿车”的生产的，但我本人的提案是侧重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
因此，在对该提案办理的意见和建议中，我写道：“机电部机办[1988]118号答复中宣称已在组织力量尽快提高国产化水平，还将在1至2年内恢复‘红旗’轿车生产，对此我表示满意，但尚有下列意见：1.这提案不能只送机电部，更重要的是要送呈党中央和国务院，让最高层领导下决心带头乘坐‘国产汽车’，要以比对待压缩楼堂馆所更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好这件事，以大力振兴民族工业、树立民族自尊心和弘扬勤俭建国精神，狠刹社会上互相比阔、比排场的铺张浪费歪风。中央振臂一呼，下面省、市、地、县各级干部必然效法，那些觉悟不高的干部就会有所收敛。不仅几十万美金一辆的轿车不应进口，一般轿车进口也应从严掌握。2.希望机电部订出规划，在1至2年内作为政治任务突出生产出足够供应部级、省级以上干部使用的轿车，并在较短时间内使各级政府不再进口轿车而用国产车。”
全国政协提案委办很快就将我的反馈意见送到国务院办公厅，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席德华做了批示，并建议送请邹家华（1926-，上海人，邹韬奋之子，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审阅。
邹家华是当时的机电部部长，他迅速做了较为详细的批示：“不是中央领导不愿意坐国产车，而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生产出合格的车。我们还要抓紧把国产车的质量搞好，早日提供给中央领导同志。此件请光远同志阅，还要和一汽商议一下。”
当时国务院主管机电部的副总理姚依林
（1917-1994，197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升任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也做了阅示，全国政协提案委办把写有领导人批示的复印件寄给了我。
收到回复以后，我感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领导对一个政协委员的提案是相当重视的，所作批示基本是针对我提的具体意见的。全国政协提案办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态度也相当不错。从有关领导人批示的字里行间，我也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的问题原来已相当重视，并对付诸实施有所考虑，而且积极地从技术方面努力解决生产问题。
当时在社会上一些人的观念中曾以为政协委员的呼声不太会被重视，起初我也有这样的顾虑，但从这次的提案办案事实来看，并非如人们所戏传的那样，政协委员只有鼓鼓掌的份，提意见和建议是说了也白说。政协委员的提案是能得到比较迅速和积极的反应的，可见党和政府对政协工作的重视程度。我作为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这次在政协全会上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的经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健康发展。
不久，我就从一些媒介上获悉，一汽加速了新一代国产“红旗”轿车的技术攻关步伐，新“红旗”即将奔驰在新中国新时期的高速公路上。
“红旗”轿车曾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骄傲，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出行或检阅，大都乘坐国产的“红旗”轿车，这使得“红旗”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史上辉煌的一页。但由于技术、费用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形成批量生产，“红旗”一度停产。
1995年，我国自行设计、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红旗”，终于从一汽的自动生产流水线上驰向中国大地。
如今，“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已经成为现实。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部级、省级领导的工作车，基本是国产的“红旗”或者国产化程度相当高的一汽大众“奥迪”、上海通用“别克”。
当然，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坐国产车，不是完全因为我的一个提案才成为现实，正是由于群众有此强烈愿望，才会通过各种民主渠道表达出来，使党中央体察到民意，引起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
附注：
汪希萱，1928年生，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浙江大学化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第八和第九届中央常委、浙江省委主委，第七、八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当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进口汽车大量进入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务用车大都是进口轿车。各级政府的领导也在争相配备各种款式、各种品牌的进口轿车，一时间进口汽车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助长了相互攀比的不正之风。一些行政级别很低的基层领导，不管当地财政状况如何，坐的也都是豪华的高档进口汽车，既造成了国家外汇的大量流失，又影响了党政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在社会上、在老百姓中造成负面影响。我本人也听到过周围同志的一些意见和怨言，当年老百姓的反腐要求，有不少就是针对一些领导的进口豪华汽车的。
于是，我决定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思考，以“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为题，向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全会提了提案。
全会结束后，机电部机办[1988]118号文正式答复了我的提案。
我觉得这个答复主要是针对“国产轿车”的生产的，但我本人的提案是侧重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
因此，在对该提案办理的意见和建议中，我写道：“机电部机办[1988]118号答复中宣称已在组织力量尽快提高国产化水平，还将在1至2年内恢复‘红旗’轿车生产，对此我表示满意，但尚有下列意见：1.这提案不能只送机电部，更重要的是要送呈党中央和国务院，让最高层领导下决心带头乘坐‘国产汽车’，要以比对待压缩楼堂馆所更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好这件事，以大力振兴民族工业、树立民族自尊心和弘扬勤俭建国精神，狠刹社会上互相比阔、比排场的铺张浪费歪风。中央振臂一呼，下面省、市、地、县各级干部必然效法，那些觉悟不高的干部就会有所收敛。不仅几十万美金一辆的轿车不应进口，一般轿车进口也应从严掌握。2.希望机电部订出规划，在1至2年内作为政治任务突出生产出足够供应部级、省级以上干部使用的轿车，并在较短时间内使各级政府不再进口轿车而用国产车。”
全国政协提案委办很快就将我的反馈意见送到国务院办公厅，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席德华做了批示，并建议送请邹家华（1926-，上海人，邹韬奋之子，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审阅。
邹家华是当时的机电部部长，他迅速做了较为详细的批示：“不是中央领导不愿意坐国产车，而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生产出合格的车。我们还要抓紧把国产车的质量搞好，早日提供给中央领导同志。此件请光远同志阅，还要和一汽商议一下。”
当时国务院主管机电部的副总理姚依林
（1917-1994，197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升任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也做了阅示，全国政协提案委办把写有领导人批示的复印件寄给了我。
收到回复以后，我感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领导对一个政协委员的提案是相当重视的，所作批示基本是针对我提的具体意见的。全国政协提案办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态度也相当不错。从有关领导人批示的字里行间，我也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的问题原来已相当重视，并对付诸实施有所考虑，而且积极地从技术方面努力解决生产问题。
当时在社会上一些人的观念中曾以为政协委员的呼声不太会被重视，起初我也有这样的顾虑，但从这次的提案办案事实来看，并非如人们所戏传的那样，政协委员只有鼓鼓掌的份，提意见和建议是说了也白说。政协委员的提案是能得到比较迅速和积极的反应的，可见党和政府对政协工作的重视程度。我作为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这次在政协全会上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的经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健康发展。
不久，我就从一些媒介上获悉，一汽加速了新一代国产“红旗”轿车的技术攻关步伐，新“红旗”即将奔驰在新中国新时期的高速公路上。
“红旗”轿车曾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骄傲，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出行或检阅，大都乘坐国产的“红旗”轿车，这使得“红旗”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史上辉煌的一页。但由于技术、费用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形成批量生产，“红旗”一度停产。
1995年，我国自行设计、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红旗”，终于从一汽的自动生产流水线上驰向中国大地。
如今，“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已经成为现实。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部级、省级领导的工作车，基本是国产的“红旗”或者国产化程度相当高的一汽大众“奥迪”、上海通用“别克”。
当然，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坐国产车，不是完全因为我的一个提案才成为现实，正是由于群众有此强烈愿望，才会通过各种民主渠道表达出来，使党中央体察到民意，引起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
附注：
汪希萱，1928年生，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浙江大学化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第八和第九届中央常委、浙江省委主委，第七、八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