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挫折，是他整个人生尤其是其创作的转折点，正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也是儒道禅这几种精神力量在他内心纠结得最紧、矛盾冲突最厉害的时期。比之于苏轼其他时期的词作，黄州词所表露出来的心灵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生命状态的多元性更为特出、鲜明。
　　苏轼一经科举，便是取得了科考第二的成绩，又被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所赏识，这样看来，他的仕途应是与晏殊一般平步青云才对。但奈何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冗官、冗兵繁多，国家积贫积弱，外交更是与前朝相比显得羸弱不堪。皇帝也急于改变现状，王安石便由此一步步展开了变法，但用林语堂的话来说，王安石是个“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的政客，致使尽管变法初期小有成效，却也终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由此变法受到了群臣的反对，渐渐地，王安石便与些不忠不孝的小人为伍。以至于后来的北宋朝廷，直抒己见之人被贬，一心为国之人被免，甚至稍有二心之人都历经了牢狱之灾。而苏东坡，便也是此次政治改革的受害者。
　　他凭借自己如泉涌般的灵思写下的佳作，此时却是成了御史官员寻找他罪证的最佳物品。奸佞小人牵强附会，说他讥讽皇帝，诋毁朝廷，把他逮捕，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次年他被贬谪，安置黄州。
　　此时的苏轼，带着政局上无比的失意，带着政敌泼给他的浑身脏水，只身一人来到了这破落不堪的黄州。汴京至黄州路途遥远，此间他也看遍了在变法压迫下百姓的流离失所，看厌了朝廷的龙虎之争，终于，对自然与思想的追求掩盖了官场对他造成的伤害——历经了太守到阶下囚的人生跌宕，苏轼由情势所迫，生活上要变为一介农夫；由气质和对自然的爱好所驱使，要变成一个隐士。之前，朝政上群臣对功名利禄的角逐，终究是束缚住了这心向远方的诗人。
　　而在黄州的他，才是褪去了锦衣华服，被岁月洗刷掉官场浮气的苏东坡。
　　贬谪之地也许狭小，也许相对于京城来讲破烂不堪，但此微小之地却使他乐得自在。尽管身上金钱不多，但空闲却是一点不少。白日里与百姓同耕作，入了夜又与好友斗棋喝酒。在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的闲暇日子里，他也对陶渊明的生活越发爱好和向往，写下的“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昨夜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里，他活成了真真切切的一个农人，并实实在在地以一个农夫的身份来生活——久旱不雨的日子里下了雨，苏东坡便无比快活满足；孩子跑来说他们打的井里出了水，栽的作物发了新苗，他会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他看那直挺的稻穗，看那初生的麦苗，看那月光下如串串的明珠，都是无比得意满足。
　　他活得自由解脱，如此的自得其乐，笔下之文也随之改变。林语堂评价此时的他：“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是黄州此静谧又狭小之地给苏轼以遐想的空间，是被贬黄州的经历给了他沉思的空间，也是苏轼自然的天性使他在此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完成自我的蜕变。
　　这时的苏东坡，全然忽略了官场失意与否，他更加专注于自然风景与耕耘内心世界。更是在朝云之子遁儿初生之时，写下“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又以“老来事业转荒唐”自嘲自己前半生的为官之道。自此，他再不是活在官场里的苏轼，而是为了内心充裕而活的苏东坡。
　　回想苏子在朝为官那些年，社会上起主导的儒家思想先是使他迷恋，其中的治国之道与实用之学更是让他受益匪浅，积极入世的思想又使他在官场中摸爬滚打，终是遍体鳞伤，但他却又并非全如儒家思想教诲的那般逆来顺受。苏轼的伟大之处，在我看来，是在逆境中眼光依旧长远，既不拘泥于自己所經受的苦难而消极处世，又不将自己前半生的官场失意摒弃，他反倒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沉着又乐观地面对着荣辱得失。正所谓“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藏也”。待他贬至黄州后，在对社会的发掘与人生的参悟中，苏轼逐渐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的实相与对于他来说人生的真谛，并将自身融于自然，超然物外，抛弃了尘世的条条框框与种种桎梏，尽管依旧对朝廷保有一定关注，却在思想上转向了绝对的自由——他在农耕中与农人乐，春日里因游鱼喜，秋日收获，冬季与雪吟诗作对。他在乡间自得其乐，“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更加接近于道家经典《逍遥游》中宋荣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就连他自己也写道“自喜渐不为人知”。也许在东坡先生看来，入自然寻欢，与朋友饮酒作乐，远比入朝为官受人排挤或敬仰来得痛快。
　　在我看来，这朝廷的贬谪带给诗人的也许在初期有不快有不甘，但慢慢地也被苏东坡真正的心之所向所替代。他真切地享受这种生活，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考虑何以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安宁，为了真正的自律和内心的宁静开始钻研佛教，研读灵魂的奥秘，终是给天下留下了四篇他最精的作品。
　　其一《赤壁怀古》，蒋勋评价他此时“可以和历史对话”，且“已不在乎活在当下”。首句若是拿来与南唐后主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纯粹的悲哀相比，苏东坡则是多了一抹悲壮，一丝悲哀。迦陵教授评此种感情“感慨中有一种通脱，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苏东坡立于赤壁之下，将自己糅合于古今之中，置身于古今才志之士的成败中。我在读这首诗时，惊讶于苏轼的心境仿佛不受前段时间乌台诗案的半分影响——几近处死的悲惨境况，反而是让诗人更加深刻地理解起生活，更加开阔了自己的内心，也许此时的苏东坡，的的确确如同蒋勋所说，不再是活在北宋百年，而是活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抛下了前半生的羁绊，身上也并不只有自己个人的盛衰荣辱，而是古往今来的成败。但他又并非全然无视自己在官场所受的伤害，诗中有他政治理想落空的悲哀，却也有背景开阔的历史兴衰——这是他的通达，更是人格魅力之所在。
　　作于被贬第三年夏的《前赤壁赋》，则更为直观地表达出来他此时的内心。字面上看，苏子在被贬第三年竟仿佛已经忘却生前身后事，江面上与三两好友吟唱起《月出》，恍若对女子的美好容颜有所眷恋，但如此曼妙的女子却是只可远观，便使人感到“劳心悄兮”“劳心慅兮”“劳心惨兮”。作者转而又置身于无尽的历史中。感叹三国的世事无常，感叹这时光匆匆又无情，感叹生命的短促——将自己置身于人世中，我这一生真是重要极了；可若是处于无尽的天地间，我个人的欢喜得失、如今的政治纠纷，又算得了什么呢？只当对我们生来就有的与后来得到的“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罢了。至于那些我们曾拥有过却又失去的，我们又何必无端地羡慕他们呢？此时的苏轼，内心早已皈依于道家的自然与超脱。 　　此时的苏轼，文人的旷达展露无疑，既然时间的长河中荣辱得失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只要我坚持本心，就其不变而言，物于我终究是不变的，那我又何必计较得失呢？
　　而三个月后的《后赤壁赋》却是出世的情绪更为浓烈，相比于在《前赤壁赋》中还有的隐约的对于人生得失的探讨，此时的苏子，已然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期，他逐渐有了“倚杖听江声”的人生豁达，有了“江海寄余生”的归隐向往。同段时期的《记承天寺夜游》，也以极其闲适的手法写下，处处流露出他精神上的宁静欣悦。尽管当时是作为一介罪人被贬至黄州，但已经调剂内心以达到豁然开朗的境界，此时的东坡先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脱出官场，活出自我的人生高度。更能体现他心境的是于贬谪第三年写下的《定风波》，东坡先生的心境已然没了消极迹象，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豁达豪迈。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时的苏东坡，有在恶劣环境中能自我调节的“莫听穿林打叶声”；有坚持自我的“何妨吟啸且徐行”；有“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有“回首向来萧瑟处”的迟疑；也有“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释然。
　　也许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的诗作中都体现着些许悲情色彩。诸如盛唐文豪李白，有着闻名中外的惊人才华，却仍旧在官场上败下阵来；又如提携苏子的欧阳修，在朝为官数十年，鞠躬尽瘁，却还是经历了从当朝宰相到一方太守的大起大落，發出了“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的感叹。
　　但我也常想，中国古代文人经由贬谪，一定是获得了什么。如那南唐后主李煜，才华横溢却不通治国之术也无治国之心，终是将李家三代打下的家国付诸一炬，自己的愁绪也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倘若单看李煜，我会认为这李后主与苏东坡有些许的相似——李后主有了从一代帝王到阶下囚的人生经历，才有了文风从“手提金缕鞋”到“垂泪对宫娥”再到“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的转变，并因此得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苏东坡虽然在经历人生跌宕前便以极高的文学造诣与政治才华在当时的社会广为人知，但单以些许“祭妻文”、与其弟苏辙的“风雨对床之思”和给当朝皇帝的政治建议，是很难在以人民为主体的后世引起多大反响的——于是乌台诗案接踵而至，将诗人从万众瞩目拉入阶下囚的处境，给他以时间释放，给他以机会超脱。
　　倘若没有政局上的失意，没有过分的降级，没有政敌硬塞给他的数年空闲，历史留给我们的会是怎样的苏轼？毫无疑问，那一定是一个处世智慧圆通，为官清正廉洁，文学造诣极高的文人——但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有血有肉的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