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故事》。”一天李浩发来微信。“你帮我看看，”接着他又发了一条：“因为你熟悉《和尚与哲学家》，而且对佛教很有研究，看看符合不符合他们说的？”
　　这里，我先要声明，我对佛教别说很有研究，就连研究也谈不上，但我总是相信李浩这个家伙，对他深信不疑，包括《飞翔的故事》。
　　“呵呵，我看下。”我开始看。
　　很快就看完了，写的是我非常熟悉的人，极其亲切，并且惊讶。“我觉得很棒，非常棒，”我说，“你哪儿找到的这个故事？让-弗郎索瓦·何维勒的《沉重与轻逸的变奏》我还没看到，还有马修在杭州，这些太棒了！”
　　我接着又回了两条：“另一角度看梁祝故事，我们还没这样打量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身的故事更是轮回故事，是对线性时间的拒绝也是对生死沉寂的拒绝’，非常棒！”
　　李浩很狠地发来一句：“都是虚构。”当时我就蒙了。
　　“哈哈。”他笑，“这个，是你《天·藏》给我的。”他说。
　　“啊，我信以为真！”
　　以上的微信千真万确，我可以截屏，谁加我微信我可以马上发给他。我们俩都是小说家，都擅长虚构，但我显然是在地上的，而李浩是带翅膀的。
　　“如果没有《天·藏》就没有它。”他还在夸我，而我还像个孩子似的连发三条：“太真了！”“我觉得它不是虚构的。”“它已经是真实。”
　　这多像虚构，但绝对是真的，加我微信，截屏，我在心里叫着，我清楚地听到这个内心孩子般的声音。是的，在李浩面前，我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孩子——李浩永远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东西，一种高蹈的东西——关键这種东西是那么真，那么诚。我真正服膺的也是李浩的这种有温度的真诚，因此也或可叫热诚，但又觉得还是不准确，还是真诚，是的，我明白了，我想说这种真诚就是文学。我也见过拥有李浩那种居高临下的高蹈之人，这种人最怕的就是缺少真或真诚，一旦见到这种人我会立刻伸出内心之手将其扒拉开：玩去！在这种甚至凌驾于文学之上的人面前我很容易像如来一样。李浩的文学谱系之广阔丰厚——关键他身在其中——他是当代的文学真人，在李浩面前可以非常自然，自性，略去一切差别包括年龄差别，看看上面我和他可以截屏的对话，即可窥一斑。
　　三个飞翔的故事，智性相同，叙事风格不同，看起来变化多端，却又始终如一。如果说后现代写作本质上都是智性写作，无论戏仿也好，拼贴也好，互文也好，拆解也好，游戏精神也好，都与解构有关。解构即智性的表现，而解构的核心之一或者说动力之一是“反讽”。换句话说上面说的一切都是因为“反讽”精神或世界观，才有了那么多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手法，方法。不用说李浩是深谙其道的，反正我一眼就看出三个小说的“眼”都在“反讽”上。我一般看小说首先看这个小说的“眼”在哪儿，“眼”成立不成立，因为这个最体现一个作家也是李浩特别强调的“小说智慧”，而李浩这三个故事的“眼”至少有两个让我惊讶，击节，叹服。第一个“梁祝化蝶”的故事，本是一个凄美的浪漫的故事，“化蝶”之后这个故事千百年来便停止不前了，李浩的毒眼一下看到化蝶之后的第二重悲剧：其中一只蝶被人逮住，可能被做成了标本。
　　这个反讽太狠了。太毒了。但《白雪公主》不狠吗？《蒙娜丽莎》上的两撇小胡子不毒吗？一个白色便盆堂而皇之摆上艺术展不狠吗？不毒吗？问题不在这里。光狠，光毒没有意义（我们不乏这样的作品），问题在于包括李浩这个故事——它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在不可能的地方，不是窗的地方敲开了一扇窗，有窗外的气息透进来。或者移动了从来没人想到要移动的事物。说到这里，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但事实上远未结束。完成这个非同寻常的“小说眼”可不容易，这里我都想问问李浩是怎么找到这个精彩的无限敞开的“眼”？以我的经验通常往大处说有两个路径，一是先想到了这个“眼”——也叫灵感吧，然后寻找材料，手段，方法，结构这只“眼”，这个过程同样既需要灵感也需要技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浩居然找到了法国的“和尚与哲学家”两个人来结构作品，这同样是关键的灵感，致命的灵感。某种意义上说，灵魂有了之后，肉体就成为决定因素。肉体弄不好是盛不下这样非同一般的灵魂的，而灵魂再好肉体不好也会像叫花子一样，甚至以致灵魂都难以成立。找到和尚与哲学家这两个人，才与灵魂匹配，相称，这就是才华。
　　还有另一种路径，就是一开始并没有“眼”，但是开始写了。为什么开始写了？因为“和尚与哲学家”这两人深深吸引了李浩，他要为这两个人写一个并未想好的故事。写他们的思辨，沉思，他们的新书，他们来到杭洲——作为虚构这本身就很有趣——很多过程的东西含义极其丰富，如同海水质感、蔚蓝、充满光的内容。比如这两个人天然就涉及轻与重，生与死，生命的延续性，涅槃，轮回，梁祝化蝶！呵呵，突然，大概灵光一闪仿佛佛光一样想到了化蝶——这时候小说的半只眼出来了！许多甚至很不错的小说严格说都只有半只眼，就是说停留在了半只眼上，也成立了。那半只眼呢？非常难，那么李浩怎么就想到化蝶之后被和尚与哲学家各抓到一只，另一只被做成标本？这就是这最关键的半只眼！如果没有做成标本这件事，没有二次死亡这件事，这个故事就无法成立，有了就像定海神针一样，整个叙事的蓝色海洋都立体起来。
　　第二个美杜莎的故事也一样，所有人都杀不死美杜莎，因为有一个悖论：只要被美杜莎看一眼立刻石化，而要杀死美杜莎必须面向美杜莎举刀，不可能不被看到。英雄珀耳修斯用盾牌反光杀死了美杜莎。我想起有一次李静谈论我的长篇《三个三重奏》时说：作品的轻逸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实（尤其是权力造成的超幻现实）就像美杜莎女神的目光一样，直接面对她，就会变成石头。这个寓言很好地说明了文学和现实之间极其智慧和巧妙的关系，即文学观照现实不应该是短兵相接式的，血肉相搏式的，而是通过诗性、彼岸性、哲学性、神性的方式来观照现实，只有这样，“美杜莎的头”才能被砍下来，《三个三重奏》让我想到美杜莎的故事。李静谈得非常好，是在一个公开场合谈论的，所以我印象特别深。现在看到李浩解构的同时又重构了美杜莎故事，无比的亲切，仿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家人都对这个故事念念不忘，显然心有戚戚。那么李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在一个止步的地方止步，他总想移动什么，拆解什么。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非常稳定的东西他就是要试着移动。他建立了审判庭，这非常重要，出现了英雄的妈妈非常重要，都是小说之眼在慢慢露出——当然是后现代之眼，反讽之眼。但是如果没有小说的后半部一个装饰有云朵花纹的“金丝布袋”，如果没有这样的灵感：“‘不要轻易地打开它’，珀耳修斯说，‘你会变成白石头的。’”一个完整的创造性的小说之眼就不会露出。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也非常漂亮：“这个脸上带有伤疤的中年男人已经变成了白色的花岗岩雕像，那道伤疤依然清晰可辨。”到此，这只“后现代之眼”完全展出来。他怎么想出“有云朵花纹的金丝布袋”的呢？我真想问问李浩，好奇得要命！那么他是先建了法庭——小说家有权建立任何东西，不仅在中国建立甚至跑到希腊那里建立——才找到了金丝布袋，还是先找到了金丝布袋，才建立了可笑的审判庭？
　　我觉得莱特兄弟的故事没写好，当然是同上面两个故事比较而言。毫无疑问，两个声部设计得非常漂亮，独具匠心，一个不顾现实，一个总扯衣角，不同时空不同语境，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都在其中了。我们的“现实”太严重了，我知道李浩想借莱特兄弟的故事修理一下现实，应该说修理得也不错。但是两个声部之外好像还差了一个东西，感觉英雄如珀耳修斯的李浩还是被现实妖女美杜莎勾了一眼，虽没石化但嘴有点歪……李浩，你别打我，你已有两篇写得那么好，这个有点嘴歪很正常呀，你还是珀耳修斯。
　　（宁肯，小说家，曾旅居西藏。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藏》《蒙面之城》《三个三重奏》《环形山》《沉默之门》，小说集《词与物》《维格拉姆》，散文集《说吧，西藏》《北京：城与年》《我的二十世纪》《思想的烟斗》，非虚构《中关村笔记》等。）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