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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是一部备受争议和热议的作品。自《废都》面世以来，多位批评家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解读，促使中国当代文坛形成了独特的“《废都》现象”。关于《废都》的评价不计其数，其中学者评价的重点多在于探究作家创作心理，分析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沉沦，讨论作品中的两性问题和女性、媚俗与翻译问题等。梳理《废都》的评价史也使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彰显。
关键词：《废都》 《废都》现象 《废都》研究
一、《废都》现象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自面世以来，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代文坛也形成了所谓的“《废都》现象”。1993年7月，《废都》在《十月》第4期上全文发表，扉页印有作家本人的声明：“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随后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的单行本，首印48万册;虽然1993年下半年相关部门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为由将其列为禁书，但正因为市场与读者的“禁书”心理情结，再加上一些酷评将其封为“当代《金瓶梅》”，《废都》被禁前正式的发行量加上被禁后各种盗版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了100万册。2009年《废都》解禁后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并再次带动批评界对《废都》的热评。仅仅在1993年10月，关于《废都》的评论性文章被结集出版的就有肖夏林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废都）废谁》，陈辽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废都）与“（废都）热”》，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废都啊，废都》，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废都）滋味》等。作为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当代文学的重要批评家几乎都评价过《废都》，既有人认为它是反映社会转型的力作，也有人批评它强烈的颓废性。从1993年到今天围绕这部小说的评论已经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梳理二十五年来《废都》的评价问题也成为一件极为迫切与重要的事情。
二、探究作家创作心理
作为贾平凹第一部描写城市和知识分子的小说，他创作《废都》的心理动机与心理状态，成为评论家较早探讨的问题。
贾平凹将《废都》称之为一部“安妥灵魂”之作。批评家大都注意到《废都》的创作与作家个人生活的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作家本人经历了官司、疾病、丧父等多重打击，他看惯了社会的世态炎凉却无能为力，内心充满焦躁与不安。雷达在《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中提出，《废都》是贾平凹怀着苦闷之心表现自己“心灵的挣扎”的作品。小说中展现出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巨变难以适应的世纪末情绪正是作者自我“心灵挣扎”的具象表现。李红军在《走出伊甸园——贾平凹小说论》中指出，《废都》是作家内心情感历程的反映，是贾平凹借庄之蝶与几位女性之间的纠葛来“表现他对人情世态的焦虑和失望”。
但也有人认为贾平凹创作《废都》是個人欲望的“宣泄”。贾平凹在创作过程中随心所欲，丝毫没有想过作品传播中可能带来的后果，缺乏社会责任感。栾保俊在《不值得评价的评价——（废都牍后感》中以强烈的批判立场指出，创作《废都》时的贾平凹“持自得的态度”：“他认为他写这部小说是一种‘觉悟’，并从而‘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而这种“自得”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创作态度。李建军在《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中认为，《废都》是一种“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作者只关注自己和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立足于自己经历的痛苦，视野极其狭窄，以一种“异化性质的写作赋予自己的痛苦以超越的性质”，而不是通过作品传递给读者正面的价值观。李洁非也在《（废都）的失败》中认为，贾平凹通过创作《废都》而尝试一种自传体小说创作，庄之蝶也是他作品中“唯一一个含有自传色彩的人物形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部小说带有某种自传色彩，但并不能将庄之蝶等同于贾平凹。但庄之蝶的身上一定寄寓了作家本人的某种思想。
三、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沉沦
《废都》中主要人物形象大都是知识分子，很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了贾平凹笔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韩鲁华较早从文化情结角度来分析以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看来，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庄之蝶的“苦闷”与“焦虑”，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在新的社会现实冲击下，庄之蝶身上传统的文化人格结构开始破裂，但又无法重塑一种新的文化人格，由此形成一种“苦闷”与“焦虑”。吴亮在《城镇、文人和旧小说》中指出，《废都》塑造的是旧式的知识分子。作品“让人们从一面乡土折镜中去了解一群新时代的旧文人”，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时代变化但由于思想观念尚未成熟，只是畸形的历史故事的机械重复，不但没有迎合文化发展的需要，反而是在对抗已成时代潮流的现代文明。
批评家白烨认为，庄之蝶的故事反映出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在他看来，庄之蝶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文人，忙忙碌碌的闲人，浪浪荡荡的男人，又是一个不甘沉沦但又难以自拔，因而苦闷异常的文人”。虽然庄之蝶的形象颇为特殊，但从他混沌的人生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知识分子“已有和即将有的那种生活形式和心态”却颇具代表性。陈骏涛在《说不尽的（废都）》中认为，《废都》主要表现的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矛盾和彷徨，迷惑和思考，颓废和沉沦”。这种状态明显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转型时期，一部分失去了精神支点并难以适应变化的知识分子的世纪末情绪。在整个社会转型之际，《废都》中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积极进行自我调整来面对社会的变化，反倒呈现出自我的迷失与沉沦，显现出某种旧式文人的侧影。王尧在《重评（废都）兼论90年代知识分子》中认为，《废都》淋漓尽致地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孤立无援。知识分子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精神状况普遍不良，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消失，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面对时代的洪流，失去了信仰，也就难以在洪流中立足。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是“一种无根状态”，极力想融入现实却又难以摒弃早已成型的落后而陈旧的文化环境，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停滞不前。丁帆在《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中指出，《废都》产生于特殊时期，改革给“知识分子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眩晕，然而历史又必然伴随着这些眩晕与痛苦同行”。知识分子在这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前明明深有感触却无能为力，贾平凹只能通过给予暂时性的“文化休克”，以求让他们“重塑自我”，寻找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 温儒敏在《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中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分析这部作品。在他看来，《废都》“以矛盾痛苦的心情去体验当今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混乱，表现现代人生命困厄与欲望”。混乱的文化表象背后正是同样混乱的社会关系，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不仅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是社会文化建设发展不健全的后果。谢有顺在《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中指出，《废都》担负着社会转型的精神负担，承载了特定时代的文学意义：“它通过对虚无、颓废、无聊等精神废墟景象的书写，反证了一个时代在理想上的崩溃、在信念上的荒凉。它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命运和存在境遇的探查，的确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
四、引发争议的“性”与两性关系
在《废都》研究中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是小说中的“性”与两性关系。小说中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之间的两性关系以及较为露骨的情色描写而招致的批评层出不穷。
在中国“乐而不淫”的文化传统中，“性”与“两性关系”常常是文学创作的禁区。尽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郁达夫等人以较为大胆的性描写展现出“人的解放”的积极意义，但作家在书写性时仍然面临着如何写与写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白烨在《说不尽的（废都）》中认为《废都》中的性描写“却无特色”，只是千篇一律的复制，仅停留在性行为的描写上，没有包含太多情感和意识，也没有人物心态的表现和环境的渲染，不过是招揽读者的噱头。陈长生在《（废都）现象透视》中指责小说中的性描写宛如一部三级片，“低级下流，俗不可耐”，完全是对丑恶的展示。张法在《（废都）：多滋味的成败》中认为《废都》中的两性关系描写带来了艺术上的失败。
在《废都》中，引发争议的性描写主要集中在庄之蝶与几位女性人物的两性关系上。陈晓明在《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里指出，《废都》通过女性粉丝仰慕庄之蝶而主动献身和庄之蝶试图在与女性的两性关系中重新确认自我价值，以此满足作家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而这种试图通过两性关系确认自我价值的行为不仅显得极为荒诞，更暴露了一种男性中心主义与男性作家的高度自怜与自恋。刘红林在《“人”的失落——（废都）妇女观简论》中也认为，混乱的两性关系折射出贾平凹思想中较为落后的妇女观，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妇女的悲哀。
一些批评者更是从市场的层面来谈小说中的“性”。在他们看来，《废都》中的“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极具商业性的卖点，也是为了迎合某种低俗的阅读趣味而有意为之的。孟繁华在《拟古之风与东方奇观》中认为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荒唐而低俗，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理欲望“直奔主题”，《废都》正是为了迎合读者对于“性文化”这一异样心理期待而出现的“嫖妓小说”。陈辽则指责《废都》中大量露骨的性描写是扫黄机构熟视无睹的结果，社会只看到其经济价值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而对其意识形态的扭曲不闻不问。过于出格的性描写引发争议并不罕见，即使是在“性”文化逐渐放开的今天，这类争议也难以避免。
五、女性、媚俗与翻译
《废都》中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如何评价《废都》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一问题上，批评家之间出现了较为两极化的观点。批判观点认为《废都》中的女性人物大都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王晓音在《当代女性精神的缺席——试析贾平凹小说的女性形象》中指出，无论是用肉体色诱庄之蝶的唐宛儿和柳月，还是恪尽职守做一位好妻子的牛月清，甚至是自尊却卑微的汪希眠老婆，都是“病态”的女人。她们活在男权的阴影下，缺乏独立性和时代感，她们的存在恰好证明了“当代女性精神的缺席”。而在另一些批评家看来，《废都》中的女性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是极其复杂的，她们对性爱的追求又显示出其主动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张连义在《论（废都）的女性意识》中认为，唐宛儿、柳月、阿灿与庄之蝶的性关系“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主动的占有;不仅是肉体的占有，更是精神的占有”，她们从中获得的除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愉悦之外，更体会到了“作为女人存在的社会价值”，是一种对自我认可的不懈追求和挑战。
贾平凹是一位公认的纯文学作家，《废都》的面世让人瞠目结舌，不少人就认为这是一部单纯面向市场的、媚俗的通俗小说。在《平凹真的俗起来了？——有关（废都）的几则日记》中，刘斌就指出在一些女性读者眼中《废都》是俗不可耐的，同时他也认为这部小说的异常火爆和盗版横行是贾平凹采取的一种“顽皮的活法儿”。尹昌龙也在《媚俗而且自娱——谈（废都）》中认为《废都》是一部媚俗的作品。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作家们面临生存危机，在彷徨失措的情况下，“一反启蒙而为媚俗，借此引发些轰动效应，名利双收”。1997年《废都》法澤本在法国出版，2016年《废都》英泽本在美国出版。尤其是关于《废都》的英语翻译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闫怡恂在《贾平凹（废都）英译出版及其他》中以葛浩文的英译版为例，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废都》的翻译手法，尤其是葛浩文如何通过“实数虚化”“虚数实化”等“变译”手法将中文翻译成英文。邵霞也在《葛浩文英译（废都）策略研究》中指出，葛浩文通过“文化缺省与归化补偿策略”的解读方法将小说中的方言、民俗文化等如数译出，特殊的汉语文化也因为特定的英语读者进行了“变异”。《废都》翻译的最终完成不仅是对贾平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是让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有效途径，最终让更多读者能感受到《废都》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
六、小结
《废都》进入读者的接受视野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二十五年来对《废都》的评价史也成为各种不同话语乃至意识形态交锋的演武场。在这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社会语境的历史变化，更有中国社会关于“文学”“知识分子”等的想象与定位的观念变迁。《废都》的评价史恰好证明了它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其文学价值和意义也在不同的评价声中日益凸显。
关键词：《废都》 《废都》现象 《废都》研究
一、《废都》现象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自面世以来，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代文坛也形成了所谓的“《废都》现象”。1993年7月，《废都》在《十月》第4期上全文发表，扉页印有作家本人的声明：“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随后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的单行本，首印48万册;虽然1993年下半年相关部门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为由将其列为禁书，但正因为市场与读者的“禁书”心理情结，再加上一些酷评将其封为“当代《金瓶梅》”，《废都》被禁前正式的发行量加上被禁后各种盗版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了100万册。2009年《废都》解禁后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并再次带动批评界对《废都》的热评。仅仅在1993年10月，关于《废都》的评论性文章被结集出版的就有肖夏林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废都）废谁》，陈辽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废都）与“（废都）热”》，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废都啊，废都》，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废都）滋味》等。作为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当代文学的重要批评家几乎都评价过《废都》，既有人认为它是反映社会转型的力作，也有人批评它强烈的颓废性。从1993年到今天围绕这部小说的评论已经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梳理二十五年来《废都》的评价问题也成为一件极为迫切与重要的事情。
二、探究作家创作心理
作为贾平凹第一部描写城市和知识分子的小说，他创作《废都》的心理动机与心理状态，成为评论家较早探讨的问题。
贾平凹将《废都》称之为一部“安妥灵魂”之作。批评家大都注意到《废都》的创作与作家个人生活的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作家本人经历了官司、疾病、丧父等多重打击，他看惯了社会的世态炎凉却无能为力，内心充满焦躁与不安。雷达在《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中提出，《废都》是贾平凹怀着苦闷之心表现自己“心灵的挣扎”的作品。小说中展现出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巨变难以适应的世纪末情绪正是作者自我“心灵挣扎”的具象表现。李红军在《走出伊甸园——贾平凹小说论》中指出，《废都》是作家内心情感历程的反映，是贾平凹借庄之蝶与几位女性之间的纠葛来“表现他对人情世态的焦虑和失望”。
但也有人认为贾平凹创作《废都》是個人欲望的“宣泄”。贾平凹在创作过程中随心所欲，丝毫没有想过作品传播中可能带来的后果，缺乏社会责任感。栾保俊在《不值得评价的评价——（废都牍后感》中以强烈的批判立场指出，创作《废都》时的贾平凹“持自得的态度”：“他认为他写这部小说是一种‘觉悟’，并从而‘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而这种“自得”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创作态度。李建军在《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中认为，《废都》是一种“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作者只关注自己和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立足于自己经历的痛苦，视野极其狭窄，以一种“异化性质的写作赋予自己的痛苦以超越的性质”，而不是通过作品传递给读者正面的价值观。李洁非也在《（废都）的失败》中认为，贾平凹通过创作《废都》而尝试一种自传体小说创作，庄之蝶也是他作品中“唯一一个含有自传色彩的人物形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部小说带有某种自传色彩，但并不能将庄之蝶等同于贾平凹。但庄之蝶的身上一定寄寓了作家本人的某种思想。
三、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沉沦
《废都》中主要人物形象大都是知识分子，很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了贾平凹笔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韩鲁华较早从文化情结角度来分析以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看来，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庄之蝶的“苦闷”与“焦虑”，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在新的社会现实冲击下，庄之蝶身上传统的文化人格结构开始破裂，但又无法重塑一种新的文化人格，由此形成一种“苦闷”与“焦虑”。吴亮在《城镇、文人和旧小说》中指出，《废都》塑造的是旧式的知识分子。作品“让人们从一面乡土折镜中去了解一群新时代的旧文人”，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时代变化但由于思想观念尚未成熟，只是畸形的历史故事的机械重复，不但没有迎合文化发展的需要，反而是在对抗已成时代潮流的现代文明。
批评家白烨认为，庄之蝶的故事反映出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在他看来，庄之蝶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文人，忙忙碌碌的闲人，浪浪荡荡的男人，又是一个不甘沉沦但又难以自拔，因而苦闷异常的文人”。虽然庄之蝶的形象颇为特殊，但从他混沌的人生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知识分子“已有和即将有的那种生活形式和心态”却颇具代表性。陈骏涛在《说不尽的（废都）》中认为，《废都》主要表现的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矛盾和彷徨，迷惑和思考，颓废和沉沦”。这种状态明显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转型时期，一部分失去了精神支点并难以适应变化的知识分子的世纪末情绪。在整个社会转型之际，《废都》中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积极进行自我调整来面对社会的变化，反倒呈现出自我的迷失与沉沦，显现出某种旧式文人的侧影。王尧在《重评（废都）兼论90年代知识分子》中认为，《废都》淋漓尽致地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孤立无援。知识分子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精神状况普遍不良，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消失，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面对时代的洪流，失去了信仰，也就难以在洪流中立足。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是“一种无根状态”，极力想融入现实却又难以摒弃早已成型的落后而陈旧的文化环境，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停滞不前。丁帆在《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中指出，《废都》产生于特殊时期，改革给“知识分子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眩晕，然而历史又必然伴随着这些眩晕与痛苦同行”。知识分子在这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前明明深有感触却无能为力，贾平凹只能通过给予暂时性的“文化休克”，以求让他们“重塑自我”，寻找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 温儒敏在《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中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分析这部作品。在他看来，《废都》“以矛盾痛苦的心情去体验当今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混乱，表现现代人生命困厄与欲望”。混乱的文化表象背后正是同样混乱的社会关系，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不仅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是社会文化建设发展不健全的后果。谢有顺在《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中指出，《废都》担负着社会转型的精神负担，承载了特定时代的文学意义：“它通过对虚无、颓废、无聊等精神废墟景象的书写，反证了一个时代在理想上的崩溃、在信念上的荒凉。它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命运和存在境遇的探查，的确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
四、引发争议的“性”与两性关系
在《废都》研究中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是小说中的“性”与两性关系。小说中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之间的两性关系以及较为露骨的情色描写而招致的批评层出不穷。
在中国“乐而不淫”的文化传统中，“性”与“两性关系”常常是文学创作的禁区。尽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郁达夫等人以较为大胆的性描写展现出“人的解放”的积极意义，但作家在书写性时仍然面临着如何写与写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白烨在《说不尽的（废都）》中认为《废都》中的性描写“却无特色”，只是千篇一律的复制，仅停留在性行为的描写上，没有包含太多情感和意识，也没有人物心态的表现和环境的渲染，不过是招揽读者的噱头。陈长生在《（废都）现象透视》中指责小说中的性描写宛如一部三级片，“低级下流，俗不可耐”，完全是对丑恶的展示。张法在《（废都）：多滋味的成败》中认为《废都》中的两性关系描写带来了艺术上的失败。
在《废都》中，引发争议的性描写主要集中在庄之蝶与几位女性人物的两性关系上。陈晓明在《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里指出，《废都》通过女性粉丝仰慕庄之蝶而主动献身和庄之蝶试图在与女性的两性关系中重新确认自我价值，以此满足作家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而这种试图通过两性关系确认自我价值的行为不仅显得极为荒诞，更暴露了一种男性中心主义与男性作家的高度自怜与自恋。刘红林在《“人”的失落——（废都）妇女观简论》中也认为，混乱的两性关系折射出贾平凹思想中较为落后的妇女观，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妇女的悲哀。
一些批评者更是从市场的层面来谈小说中的“性”。在他们看来，《废都》中的“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极具商业性的卖点，也是为了迎合某种低俗的阅读趣味而有意为之的。孟繁华在《拟古之风与东方奇观》中认为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荒唐而低俗，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理欲望“直奔主题”，《废都》正是为了迎合读者对于“性文化”这一异样心理期待而出现的“嫖妓小说”。陈辽则指责《废都》中大量露骨的性描写是扫黄机构熟视无睹的结果，社会只看到其经济价值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而对其意识形态的扭曲不闻不问。过于出格的性描写引发争议并不罕见，即使是在“性”文化逐渐放开的今天，这类争议也难以避免。
五、女性、媚俗与翻译
《废都》中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如何评价《废都》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一问题上，批评家之间出现了较为两极化的观点。批判观点认为《废都》中的女性人物大都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王晓音在《当代女性精神的缺席——试析贾平凹小说的女性形象》中指出，无论是用肉体色诱庄之蝶的唐宛儿和柳月，还是恪尽职守做一位好妻子的牛月清，甚至是自尊却卑微的汪希眠老婆，都是“病态”的女人。她们活在男权的阴影下，缺乏独立性和时代感，她们的存在恰好证明了“当代女性精神的缺席”。而在另一些批评家看来，《废都》中的女性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是极其复杂的，她们对性爱的追求又显示出其主动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张连义在《论（废都）的女性意识》中认为，唐宛儿、柳月、阿灿与庄之蝶的性关系“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主动的占有;不仅是肉体的占有，更是精神的占有”，她们从中获得的除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愉悦之外，更体会到了“作为女人存在的社会价值”，是一种对自我认可的不懈追求和挑战。
贾平凹是一位公认的纯文学作家，《废都》的面世让人瞠目结舌，不少人就认为这是一部单纯面向市场的、媚俗的通俗小说。在《平凹真的俗起来了？——有关（废都）的几则日记》中，刘斌就指出在一些女性读者眼中《废都》是俗不可耐的，同时他也认为这部小说的异常火爆和盗版横行是贾平凹采取的一种“顽皮的活法儿”。尹昌龙也在《媚俗而且自娱——谈（废都）》中认为《废都》是一部媚俗的作品。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作家们面临生存危机，在彷徨失措的情况下，“一反启蒙而为媚俗，借此引发些轰动效应，名利双收”。1997年《废都》法澤本在法国出版，2016年《废都》英泽本在美国出版。尤其是关于《废都》的英语翻译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闫怡恂在《贾平凹（废都）英译出版及其他》中以葛浩文的英译版为例，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废都》的翻译手法，尤其是葛浩文如何通过“实数虚化”“虚数实化”等“变译”手法将中文翻译成英文。邵霞也在《葛浩文英译（废都）策略研究》中指出，葛浩文通过“文化缺省与归化补偿策略”的解读方法将小说中的方言、民俗文化等如数译出，特殊的汉语文化也因为特定的英语读者进行了“变异”。《废都》翻译的最终完成不仅是对贾平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是让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有效途径，最终让更多读者能感受到《废都》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
六、小结
《废都》进入读者的接受视野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二十五年来对《废都》的评价史也成为各种不同话语乃至意识形态交锋的演武场。在这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社会语境的历史变化，更有中国社会关于“文学”“知识分子”等的想象与定位的观念变迁。《废都》的评价史恰好证明了它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其文学价值和意义也在不同的评价声中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