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了准备6月15日在深圳万科中心的讲座，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带上了一大堆礼品：两把自己设计的木质陀螺椅，一袋印有女王头像的茶巾和瓷盘，一件英格兰足球队的球衣。
这些纪念品，用赫斯维克的话说，是一些庸俗而刻板的英国元素，但作为礼品，也未尝不可。
在设计上海世博会英国馆时，赫斯维克一开始就放弃了大笨钟、红茶罐、雨伞、双层巴士等等这些想起英国就能立即联想到的元素，他做了一个外形像蒲公英的“柔美建筑”，看上去并不符合外界对英伦的想象，却刚好传达出一个有活力、注重创新的国家形象。
在最后的竞标阶段，寂寂无名的赫斯维克，以这个方案一举击败了功成名就的大牌、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扎哈·哈迪德，让外界大跌眼镜。这次竞标的成功，成为赫斯维克命运的转折点。
设计这个场馆之前，赫斯维克是媒体眼中的新人，没有承接任何大项目的经验。按照英国建筑师的一般成长规律，他在五十岁之前大概只能做装修的工作，设计一些家具，不会有什么大的项目降临到这样一个无名“菜鸟”身上。
但在上海世博会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赫斯维克继续是一名年轻的建筑师，但他已经是全球最著名的一位。
打滚的甲方
万科CEO郁亮在演讲现场直接对赫斯维克说，英国馆是上海世博会万科馆之外，他最喜欢的建筑，“没有之一”。
在英国馆的设计中，赫斯维克做到了花最少的钱建最漂亮的房子的目标，这是任何一个甲方都欢迎的建筑师。
英国馆的预算少得可怜，是其他馆的一半，只有2500万英镑，但政府却提出要进入最佳场馆前五名的要求。赫斯维克想到的办法是将展馆的体量缩小，把5/6的区域用作公共空间。
他还预想到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进展馆，外观上就有必要反映展馆的内容和特质，将设计与展示的内容融为一体。
于是，建筑体上穿插了大量杆棒，向外延伸，随风摆动，杆棒的另一端连接的是66000颗种子。这个可以长曼轻舞的种子圣殿，迅速吸引那些已经在世博园看烦了方盒子建筑、已经视觉疲劳的观众。
赫斯维克做的入口，像一只宠物狗被踢掉了一块毛。而要讲解这个场馆的创意来源，他还会播一段儿时看过的动画片《新型培乐多炫彩发廊》，蒲公英的造型，准确来说，是玩具中的“毛发”。
就是这个上海世博会上最小的展馆，成为了220个国家馆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并获得“世博会奖”A类展馆设计奖的金奖。这个好消息，让项目的甲方、英国贸易投资部部长兴奋得在展区的人工草坪上“打滚”。
从赫斯维克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和甲方都保持着还不错的关系，他不仅让政府满意，还能和一些喜欢“蒲公英”的中国地产开发商愉快地交流。赫斯维克表示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兴趣，以此拉近和这个国家和客户的关系，至于其中到底有多少奉承的成分，很难说清，因为他至今在中国内地还没有一个建成项目。
一些开发商还会向他推介苏州园林。赫斯维克说，在英国，他从来不可能在地产商那里得到什么启发。
不难看出，赫斯维克已经非常熟悉中国的人情，他能敏锐地触摸到“甲方”的需求和兴奋点，做好“乙方”的工作。在讲座中，他会呼应主办方的说法，称赞演讲所在的万科中心，是他最喜欢的中国建筑，并赞叹一个地产商竟然能够办学术性质的公开讲座，实属难得，乃至在欧洲，也都是罕见的。赫斯维克的这些话，赢得了“甲方”的喝彩。
毕竟，谁都愿意听奉承话。而这些，看上去是一名职业建筑师在盖房子之外必须要做的工作。
小建筑更有神韵
赫斯维克于1971年出生在伦敦，先后就读于曼切斯特城市大学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并在1994年成立工作室。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位珠宝商的儿子，没有什么施展的机会，真正的突破是在皇家艺术学院念书时，设计师特伦斯·考伦爵士成为他的第一个甲方，委托他设计一个后花园的观景台。
他早期的项目都是自己亲手做的，乃至让一些甲方觉得他们很主动，将更多工作丢给了他们，这让赫斯维克回想起来觉得吃了亏。
赫斯维克做的项目足够小，但却引人注意。他曾为伦敦桥四周的Guy’s医院设计了一座200万英镑的新的入口。这个项目的核心是一座“汽锅”，用立面包裹的锅炉为这座医院提供动力。立面是用108块织纹不锈钢片组成的，到了夜晚，“汽锅的外衣”成为迎接医院员工和到访者的标志。
赫斯维克在伦敦大联盟运河上修建的卷桥，也是赫斯维克早期的代表作，由于这座桥既要方便工人和居民通行，又要能够打开，方便过往的船只，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设计一座单一的直板吊桥，而赫斯维克让桥身卷起来，成了一个圆筒雕塑。
“赫斯维克工作室凭借那些看似无奇的工程发展壮大——他们总能化腐朽为神奇。”英国建筑策展人凯特·顾特琳在《绽放蒲公英》一书中这样介绍赫斯维克：从小就热爱发明创造，他的好奇心和创造天赋，让他敢于挑战与众不同的项目。
在香港上环，赫斯维克将酒店的保险箱、电视机、冰箱、衣柜等造型做到了外墙上，他让路人从外面就知道酒店里是什么，这个的灵感的来源，是上环干货店门前悬挂的鱼干，因为你看到鱼干，就知道这家店里还卖些什么；在英国蒂斯河边，他将摊开布局的电站的功能进行重新整合，设计成一个垂直型的建筑，节省出来的空间用来做绿化，他希望将一个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电站，设计成一个可以举行成人礼和酒会的公园。
在赫斯维克的设计中，都是以功能为出发点。他经常说，在设计小作品的时候，从大工程获得灵感。同样，在设计大项目时，从小作品获得启发。尽管他如今已经不必和小项目终老一生，但他仍然认为：小建筑更有神韵，比如一个精美的耳环，它远远比那些无神的、冷酷的大建筑要更能吸引他。
在赫斯维克小时候，家里开了家珠宝店，他的很多时光都是和这些精美的珠宝一起度过的，而这些璀璨的宝贝，毫无疑问都是小的，它们代表了某种工艺的水准，“设计师也应该向它们学习，力争成为一名工艺师”，赫斯维克说。
一定要能亲手操作
在赫斯维克工作室的团队中，有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景观工程师，赫斯维克看重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他们的专业水平。
虽然他们从未设计过一个剧院，但他们有一个剧院设计师。她正在为一个建筑项目工作，并且正在调查是否有一种办法将自行车拿上楼。
这是一个注重动手的团队，事务所是赫斯维克亲手设计和建造的，包括前面说到的椅子，也都是他亲手制作的。
在工作室最核心的空间，摆有许多材料和工具，有木材、塑料、激光切割、3D印染等工具，在建造英国馆之前，他们就在工作室建了一个模型，并尝试不同的材料，建筑的触须最先是竹子，而不是亚克力管，后来因为重量问题才放弃。
赫斯维克觉得，在设计小型项目过程中，设计师可以既动脑又动手，但在设计大型建筑项目中，设计师就不动手了，他们完全是靠自己的思想，而他更感兴趣的不只是大脑的活动，他对脑手并用也很感兴趣。
赫斯维克在香港太古商场的翻新中，特意设计了一个波浪状的U形折状木门，他为此作为用户，拍摄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他的愉悦体验，赫斯维认为，设计小型项目，恰好给了他动手动脑的机会，让他亲手尝试材料，以致对材料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因为要做一个好的工艺师，就一定要能够亲手操作”。
太古商场项目是赫斯维克在中国已经收工的项目，也是他完成的几个不多的大项目之一。赫斯维克在中国的项目会越来越多，他的助手对那些没有获得专访机会的记者说，“他会再来深圳的，一定的！”
赫斯维克没有发现深圳这个城市和他去过的城市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记得这个城市的沐足技师，那还是十年前，赫斯维克为了印刷自己的画册来到深圳，为了打发闲暇，他被带去沐足，赫斯维克一直很好奇那些技师怎样将两个小时分配到十个脚趾头上，在他看来，那也是脑手并用的工作。
他们都属于手艺人这个行当。
这些纪念品，用赫斯维克的话说，是一些庸俗而刻板的英国元素，但作为礼品，也未尝不可。
在设计上海世博会英国馆时，赫斯维克一开始就放弃了大笨钟、红茶罐、雨伞、双层巴士等等这些想起英国就能立即联想到的元素，他做了一个外形像蒲公英的“柔美建筑”，看上去并不符合外界对英伦的想象，却刚好传达出一个有活力、注重创新的国家形象。
在最后的竞标阶段，寂寂无名的赫斯维克，以这个方案一举击败了功成名就的大牌、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扎哈·哈迪德，让外界大跌眼镜。这次竞标的成功，成为赫斯维克命运的转折点。
设计这个场馆之前，赫斯维克是媒体眼中的新人，没有承接任何大项目的经验。按照英国建筑师的一般成长规律，他在五十岁之前大概只能做装修的工作，设计一些家具，不会有什么大的项目降临到这样一个无名“菜鸟”身上。
但在上海世博会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赫斯维克继续是一名年轻的建筑师，但他已经是全球最著名的一位。
打滚的甲方
万科CEO郁亮在演讲现场直接对赫斯维克说，英国馆是上海世博会万科馆之外，他最喜欢的建筑，“没有之一”。
在英国馆的设计中，赫斯维克做到了花最少的钱建最漂亮的房子的目标，这是任何一个甲方都欢迎的建筑师。
英国馆的预算少得可怜，是其他馆的一半，只有2500万英镑，但政府却提出要进入最佳场馆前五名的要求。赫斯维克想到的办法是将展馆的体量缩小，把5/6的区域用作公共空间。
他还预想到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进展馆，外观上就有必要反映展馆的内容和特质，将设计与展示的内容融为一体。
于是，建筑体上穿插了大量杆棒，向外延伸，随风摆动，杆棒的另一端连接的是66000颗种子。这个可以长曼轻舞的种子圣殿，迅速吸引那些已经在世博园看烦了方盒子建筑、已经视觉疲劳的观众。
赫斯维克做的入口，像一只宠物狗被踢掉了一块毛。而要讲解这个场馆的创意来源，他还会播一段儿时看过的动画片《新型培乐多炫彩发廊》，蒲公英的造型，准确来说，是玩具中的“毛发”。
就是这个上海世博会上最小的展馆，成为了220个国家馆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并获得“世博会奖”A类展馆设计奖的金奖。这个好消息，让项目的甲方、英国贸易投资部部长兴奋得在展区的人工草坪上“打滚”。
从赫斯维克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和甲方都保持着还不错的关系，他不仅让政府满意，还能和一些喜欢“蒲公英”的中国地产开发商愉快地交流。赫斯维克表示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兴趣，以此拉近和这个国家和客户的关系，至于其中到底有多少奉承的成分，很难说清，因为他至今在中国内地还没有一个建成项目。
一些开发商还会向他推介苏州园林。赫斯维克说，在英国，他从来不可能在地产商那里得到什么启发。
不难看出，赫斯维克已经非常熟悉中国的人情，他能敏锐地触摸到“甲方”的需求和兴奋点，做好“乙方”的工作。在讲座中，他会呼应主办方的说法，称赞演讲所在的万科中心，是他最喜欢的中国建筑，并赞叹一个地产商竟然能够办学术性质的公开讲座，实属难得，乃至在欧洲，也都是罕见的。赫斯维克的这些话，赢得了“甲方”的喝彩。
毕竟，谁都愿意听奉承话。而这些，看上去是一名职业建筑师在盖房子之外必须要做的工作。
小建筑更有神韵
赫斯维克于1971年出生在伦敦，先后就读于曼切斯特城市大学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并在1994年成立工作室。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位珠宝商的儿子，没有什么施展的机会，真正的突破是在皇家艺术学院念书时，设计师特伦斯·考伦爵士成为他的第一个甲方，委托他设计一个后花园的观景台。
他早期的项目都是自己亲手做的，乃至让一些甲方觉得他们很主动，将更多工作丢给了他们，这让赫斯维克回想起来觉得吃了亏。
赫斯维克做的项目足够小，但却引人注意。他曾为伦敦桥四周的Guy’s医院设计了一座200万英镑的新的入口。这个项目的核心是一座“汽锅”，用立面包裹的锅炉为这座医院提供动力。立面是用108块织纹不锈钢片组成的，到了夜晚，“汽锅的外衣”成为迎接医院员工和到访者的标志。
赫斯维克在伦敦大联盟运河上修建的卷桥，也是赫斯维克早期的代表作，由于这座桥既要方便工人和居民通行，又要能够打开，方便过往的船只，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设计一座单一的直板吊桥，而赫斯维克让桥身卷起来，成了一个圆筒雕塑。
“赫斯维克工作室凭借那些看似无奇的工程发展壮大——他们总能化腐朽为神奇。”英国建筑策展人凯特·顾特琳在《绽放蒲公英》一书中这样介绍赫斯维克：从小就热爱发明创造，他的好奇心和创造天赋，让他敢于挑战与众不同的项目。
在香港上环，赫斯维克将酒店的保险箱、电视机、冰箱、衣柜等造型做到了外墙上，他让路人从外面就知道酒店里是什么，这个的灵感的来源，是上环干货店门前悬挂的鱼干，因为你看到鱼干，就知道这家店里还卖些什么；在英国蒂斯河边，他将摊开布局的电站的功能进行重新整合，设计成一个垂直型的建筑，节省出来的空间用来做绿化，他希望将一个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电站，设计成一个可以举行成人礼和酒会的公园。
在赫斯维克的设计中，都是以功能为出发点。他经常说，在设计小作品的时候，从大工程获得灵感。同样，在设计大项目时，从小作品获得启发。尽管他如今已经不必和小项目终老一生，但他仍然认为：小建筑更有神韵，比如一个精美的耳环，它远远比那些无神的、冷酷的大建筑要更能吸引他。
在赫斯维克小时候，家里开了家珠宝店，他的很多时光都是和这些精美的珠宝一起度过的，而这些璀璨的宝贝，毫无疑问都是小的，它们代表了某种工艺的水准，“设计师也应该向它们学习，力争成为一名工艺师”，赫斯维克说。
一定要能亲手操作
在赫斯维克工作室的团队中，有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景观工程师，赫斯维克看重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他们的专业水平。
虽然他们从未设计过一个剧院，但他们有一个剧院设计师。她正在为一个建筑项目工作，并且正在调查是否有一种办法将自行车拿上楼。
这是一个注重动手的团队，事务所是赫斯维克亲手设计和建造的，包括前面说到的椅子，也都是他亲手制作的。
在工作室最核心的空间，摆有许多材料和工具，有木材、塑料、激光切割、3D印染等工具，在建造英国馆之前，他们就在工作室建了一个模型，并尝试不同的材料，建筑的触须最先是竹子，而不是亚克力管，后来因为重量问题才放弃。
赫斯维克觉得，在设计小型项目过程中，设计师可以既动脑又动手，但在设计大型建筑项目中，设计师就不动手了，他们完全是靠自己的思想，而他更感兴趣的不只是大脑的活动，他对脑手并用也很感兴趣。
赫斯维克在香港太古商场的翻新中，特意设计了一个波浪状的U形折状木门，他为此作为用户，拍摄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他的愉悦体验，赫斯维认为，设计小型项目，恰好给了他动手动脑的机会，让他亲手尝试材料，以致对材料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因为要做一个好的工艺师，就一定要能够亲手操作”。
太古商场项目是赫斯维克在中国已经收工的项目，也是他完成的几个不多的大项目之一。赫斯维克在中国的项目会越来越多，他的助手对那些没有获得专访机会的记者说，“他会再来深圳的，一定的！”
赫斯维克没有发现深圳这个城市和他去过的城市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记得这个城市的沐足技师，那还是十年前，赫斯维克为了印刷自己的画册来到深圳，为了打发闲暇，他被带去沐足，赫斯维克一直很好奇那些技师怎样将两个小时分配到十个脚趾头上，在他看来，那也是脑手并用的工作。
他们都属于手艺人这个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