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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早期作品的优秀代表，本文将从叙事视角、人物、情节等方面进行梳理，一览张艺谋改编电影的魅力。
关键词：电影；小说；改编；《红高粱》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1
1987年，张艺谋以一部《红高粱》完成了他由摄影师到导演的转变，根据莫言成名作《红高粱家族》中的前两部《红高粱》和《高粱酒》改编的这部电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的表现方式是文字语言，“文字语言有着抽象性、间接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而影视叙事则主要使用声像语言，它是由画面、声响、符号等组成”[1]。两种传播媒介的不同决定了当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叙事视角、人物、情节等方面必定会发生变化。
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对传统叙事结构的颠覆。莫言从余占鳌领着“我”父亲去袭击日本兵开始写起，第一部《红高粱》的第一、四、六、七部分完整的叙述同日本车队战斗的故事，第二部《高粱酒》的第三、七、十一部分时对第一部战斗的补充，这是一条主线。小说的其他部分则以不同人的视角对这一主线进行补充叙述，或设置悬念，或揭开谜底，整部小说就是在这种叙事视角的不断转化中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而电影《红高粱》采用了普通的直线顺序式结构，从奶奶“被”嫁给李大头开始，再以奶奶被日本兵打死、负责袭击的兄弟们全部牺牲结束。同时影片有一个画外音——“我”对故事的发展作交代。这个画外音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开头“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画外音的使用一下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在这个叙述过程中超前出现的声音造成期待、悬念的心理效果”[2]，不仅推动情节发展，也避免由于人物视角过多而给观众观影造成困扰。
在人物上，电影主要是改变了某些人物的名字、命运，如小说中余占鳌后来成了土匪头目，电影中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否成了土匪，且小说写余占鳌率领武装土匪袭击日军，他们有枪有武器，而电影中写他率领的是酿酒坊的伙计，他们的武器只是高粱酒火焰瓶和少许炸药。在观影中笔者一直有疑问，为什么设置土匪头目三炮这样的结局？小说中的花脖子虽然是死在同样为土匪的余占鳌手里，但是他死时毫不畏惧，这样的精神正能体现出故乡人民的精神状态，连土匪都死得其所。也许导演与编剧是想把土匪放在民族主义这个大背景下，让他的死成为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部分。
在故事情节上，电影也做了较大改动，例如在对余占鳌带领武装袭击日本车队的描写上，小说着墨甚多。从第89页到92页，战斗的惨烈振聋发聩，撼人心弦。作者通过对方七、刘大号、痨痨四等人的细节描写，让我们看到了高密东北乡汉子们的铮铮傲骨。电影《红高粱》除了一个镜头，并没有给牺牲的英雄们特写。电影结尾镜头聚焦于幸存的余占鳌父子的轮廓像。从1小时24分40秒开始，直到1小时26分16秒结束，画面上全是触目惊心的大红色，导演用众多空镜头，来表现像被鲜血染红的太阳、高粱乃至整个东北乡大地。血红的高粱，不仅为牺牲的兄弟们致敬，也为死去的“我奶奶”哀悼。而增加的日食镜头，更是给影片增加了浓重的神话性色彩。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说，小说与影视的接受方不同，小说主要是阅读，在阅读中通过对文本的解析，通过想象来完成对于小说艺术形象的再造”[3]，而影视则通过视听似的方式将形象固定下来。因此电影改编需要导演对诸如内心独白等内容运用灯光、色彩、摄像移动等进行弥补或重新制作。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一直注重对“高粱”的描写，电影中也多次出现红高粱的特写镜头，尤以表现余占鳌与戴凤莲的野合这一段最为印象深刻。仓皇晃动的高粱在镜头下急剧闪过，狂风劲吹下的红高粱急剧摆动又隐喻了两人的野合过程。从20分56秒到21分38秒，画面中全是逆光下发着耀眼光芒、剧烈晃动的绿色高粱，导演通过逆光、摄像快速移动等手法，将两人对爱情的渴望、对自然本性的释放、对人性压抑的反抗全部表现出来，观众一下就抓住了影片所要表达的情感内核——人的野性与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可以突破一切阻碍，使最原始的生命力得以迸发。而小说在这一段中对高粱的描写仅用了一句话：“风平、浪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带有朦胧美的语言，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张艺谋在谈到自己改编电影的原则时说道他并不以“电影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为基本改编原则。《红高粱》是他的成功实践，电影以合适的切入点和叙事模式，以及浓烈的色彩表现、粗犷的音乐，展现了原始生命意识的迸发，使电影《红高粱》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牛晓东.电影《红高粱》与文学原著的对比分析[J].电影文学，2009，（5）：47-48.
[2]王红霞.现代像传统的一次回归——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的叙事分析[J].小说评论，2006，（1）：291-293.
[3]韩鲁华，马茹.从文本到图本：影视改编叙事转换及其接受[N].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4-6-23（2）.
关键词：电影；小说；改编；《红高粱》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1
1987年，张艺谋以一部《红高粱》完成了他由摄影师到导演的转变，根据莫言成名作《红高粱家族》中的前两部《红高粱》和《高粱酒》改编的这部电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的表现方式是文字语言，“文字语言有着抽象性、间接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而影视叙事则主要使用声像语言，它是由画面、声响、符号等组成”[1]。两种传播媒介的不同决定了当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叙事视角、人物、情节等方面必定会发生变化。
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对传统叙事结构的颠覆。莫言从余占鳌领着“我”父亲去袭击日本兵开始写起，第一部《红高粱》的第一、四、六、七部分完整的叙述同日本车队战斗的故事，第二部《高粱酒》的第三、七、十一部分时对第一部战斗的补充，这是一条主线。小说的其他部分则以不同人的视角对这一主线进行补充叙述，或设置悬念，或揭开谜底，整部小说就是在这种叙事视角的不断转化中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而电影《红高粱》采用了普通的直线顺序式结构，从奶奶“被”嫁给李大头开始，再以奶奶被日本兵打死、负责袭击的兄弟们全部牺牲结束。同时影片有一个画外音——“我”对故事的发展作交代。这个画外音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开头“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画外音的使用一下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在这个叙述过程中超前出现的声音造成期待、悬念的心理效果”[2]，不仅推动情节发展，也避免由于人物视角过多而给观众观影造成困扰。
在人物上，电影主要是改变了某些人物的名字、命运，如小说中余占鳌后来成了土匪头目，电影中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否成了土匪，且小说写余占鳌率领武装土匪袭击日军，他们有枪有武器，而电影中写他率领的是酿酒坊的伙计，他们的武器只是高粱酒火焰瓶和少许炸药。在观影中笔者一直有疑问，为什么设置土匪头目三炮这样的结局？小说中的花脖子虽然是死在同样为土匪的余占鳌手里，但是他死时毫不畏惧，这样的精神正能体现出故乡人民的精神状态，连土匪都死得其所。也许导演与编剧是想把土匪放在民族主义这个大背景下，让他的死成为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部分。
在故事情节上，电影也做了较大改动，例如在对余占鳌带领武装袭击日本车队的描写上，小说着墨甚多。从第89页到92页，战斗的惨烈振聋发聩，撼人心弦。作者通过对方七、刘大号、痨痨四等人的细节描写，让我们看到了高密东北乡汉子们的铮铮傲骨。电影《红高粱》除了一个镜头，并没有给牺牲的英雄们特写。电影结尾镜头聚焦于幸存的余占鳌父子的轮廓像。从1小时24分40秒开始，直到1小时26分16秒结束，画面上全是触目惊心的大红色，导演用众多空镜头，来表现像被鲜血染红的太阳、高粱乃至整个东北乡大地。血红的高粱，不仅为牺牲的兄弟们致敬，也为死去的“我奶奶”哀悼。而增加的日食镜头，更是给影片增加了浓重的神话性色彩。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说，小说与影视的接受方不同，小说主要是阅读，在阅读中通过对文本的解析，通过想象来完成对于小说艺术形象的再造”[3]，而影视则通过视听似的方式将形象固定下来。因此电影改编需要导演对诸如内心独白等内容运用灯光、色彩、摄像移动等进行弥补或重新制作。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一直注重对“高粱”的描写，电影中也多次出现红高粱的特写镜头，尤以表现余占鳌与戴凤莲的野合这一段最为印象深刻。仓皇晃动的高粱在镜头下急剧闪过，狂风劲吹下的红高粱急剧摆动又隐喻了两人的野合过程。从20分56秒到21分38秒，画面中全是逆光下发着耀眼光芒、剧烈晃动的绿色高粱，导演通过逆光、摄像快速移动等手法，将两人对爱情的渴望、对自然本性的释放、对人性压抑的反抗全部表现出来，观众一下就抓住了影片所要表达的情感内核——人的野性与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可以突破一切阻碍，使最原始的生命力得以迸发。而小说在这一段中对高粱的描写仅用了一句话：“风平、浪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带有朦胧美的语言，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张艺谋在谈到自己改编电影的原则时说道他并不以“电影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为基本改编原则。《红高粱》是他的成功实践，电影以合适的切入点和叙事模式，以及浓烈的色彩表现、粗犷的音乐，展现了原始生命意识的迸发，使电影《红高粱》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牛晓东.电影《红高粱》与文学原著的对比分析[J].电影文学，2009，（5）：47-48.
[2]王红霞.现代像传统的一次回归——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的叙事分析[J].小说评论，2006，（1）：291-293.
[3]韩鲁华，马茹.从文本到图本：影视改编叙事转换及其接受[N].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4-6-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