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香港永华影业公司购买了我两部中篇小说《盐场》和《红森林》的版权（《盐场》拍摄成影片，改名《怒潮》，舒适导演并担任主角）。永华主办人李祖永亲笔专函邀请我去香港任编剧。

上海“贵客”拜见孟老板

　　我到香港无熟人，去找《盐场》导演舒适。舒适父亲舒石文，是梅党（梅兰芳周围的超级粉丝、智囊团等统称为“梅党”），舒母常为梅兰芳缝制戏装。他自己又酷爱京剧，常登台演唱。我提起我看过孟小冬的《搜孤救孤》，可惜从此看不到她。舒适告诉我，孟小冬已是杜月笙的小妾，平时不出闺房，而李祖永与杜月笙相熟，常去杜家。我得到指点，就将我想拜望“冬皇”的心愿对李祖永透露。
　　三天后李祖永要我一起坐车到坚尼地台18号去拜见杜月笙。事先电话联络，一按门铃，一个女佣笑脸欢迎熟客。第一间是客厅，摆设简朴而有风度，正墙挂张大千画幅，有气派。杜月笙穿一件衬衫（他始终穿长袖，为掩盖手腕上的刺花），正襟危坐在大藤椅上，见知交上门，一摆手，请客人坐在他侧面的长藤椅上。李祖永壮实的半身占去大半座位，我在大亨面前，只有侧身而坐。

　　杜月笙和李祖永寒暄，对我这个20多岁、其貌不扬、又无名声的年轻小伙完全置之不理。我只得抬头看一只扁长的鸟笼，笼里百灵鸟只跳不叫。杜月笙和李祖永交谈几句别人听不懂的话后，凌厉的目光朝我瞥视。李祖永这才想起，说一句：“他是我从上海请来当永华编剧的沈先生。”
　　照理，我见大亨应该起身鞠躬，忽然心里有一种不卑不亢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使我不肯屈从强盗扮书生的落魄大亨。我记起上海的一位老友李之华事先告诉我，到香港凡与杜月笙等辈相见，只要提一个人的名字，碰到难事，便可以得到方便。于是在李祖永介绍之后，我随即有意无意地说一句：“上海的严先生要我向你问好！”
　　我口气随便，却惊动大亨，他居然撑起病弱的身体，恭敬地回复我：“严先生好伐？”我并不知道“严先生”是谁，但看到杜月笙如此郑重恭敬地向“严先生”问好，也只得站起来回答：“好！好！”两人为这位我从未见面、也不知何人的严先生致敬后坐下，在一旁的李祖永又惊又呆，一定在猜疑我这个小青年的不明来历。他连忙提出我到杜府的来意，杜月笙毫不犹豫，欣然拍掌，招呼女佣：“禀告孟老板，上海来贵客要见她！”
　　因为当时杜、孟尚未正式结婚，称太太不合适，只得以京剧界的尊称“老板”称之。而“贵客”又是谁？我是“贵客”？一定是因为“严先生”之身价使我这个无名小卒成为上海“贵客”。可是身为“冬皇”的孟小冬是否买账？她不肯见我，我又怎么下台？或许来自上海的“贵客”是非见不可的代号？
　　正在我（包括李祖永）为“冬皇”是否接见我们而心神不宁之际，忽然见门外女佣举手将门帘掀起，也就在这一忽儿，孟小冬轻步走到门前站定，一个光彩绚丽的“亮相”。“冬皇”在舞台上扮演老生，一身古装，或青衣布帽，或相巾道袍，清秀脸面，下挂长髯，虽洒脱也宽松。今天，她身穿一件淡米黄色的旗袍，贴身而苗条，乌黑的头发梳成略显蓬松的发髻，脂粉不敷，面净齿白，大方漂亮，仿佛一支出污泥而不染的水仙。她伫立在客厅门外，双眸朝客厅里流丽顾盼，令人惊喜。
　　杜月笙轻声重复一句：“上海贵客沈先生拜见——”谁都以为“冬皇”会步入客厅，没想到，孟小冬意外地向我做了一个舞台上“请”的舞势，然后回过身，朝自己閨房走去。
　　我一时为“冬皇”突然邀请发呆，连杜月笙也好久才回过神来，他笑着做个“请”的手势，我连忙走出客厅，卑逊地落后三步，轻脚慢步跟随“冬皇”。女佣又举手掀起闺房门帘，“冬皇”再回身用手势邀请，我才敢进入宁静的“皇室”。
　　只见一张白铜床罩着浅蓝珠罗纱帐子，四周是乳白色镶金边家具，既富丽又纯洁。床前一张搁脚绿色藤椅，对面一张小藤椅，白色墙上挂着一把胡琴，还有一张配着狭长镜框的有些模糊的旧相片：《武家坡》剧照。没有王宝钏，只有孟小冬饰演的薛平贵孤单一人，显得奇特和异常。
　　在我浏览闺房之际，女佣送上盖碗龙井茶和名伶上台前润喉解渴的精巧小茶壶。女佣退出，我不敢先开口，孟小冬沉默等待后才启齿问讯：“沈先生从上海来？”我回答：“是。”她喝一口香茗，又问：“上海还唱京戏？”我回答：“对。”又是半晌沉默，她双目向我怔视，再问：“程砚秋程老板可登台？”我点头。她还问：“麒麟童（周信芳）仍旧演戏？”她一一问候，唯独不提梅兰芳。
　　我猜想她是故意回避，有意不提，怕被非议。她不问，是要我主动提出。于是我只得提起梅兰芳，让她释怀和放心。我也就用刚才回答别人近况的语气，放慢声调地不问自答：“梅兰芳梅大师也上台演《穆桂英挂帅》，盛况不减当年，观众十分欢迎。”
　　我边说边观察“冬皇”的面色，她竟毫无表情，只漠然地点点头，表示听到。然后一片沉默，再也无话可说了。正好女佣掀起门帘，向女主人禀报：“客厅里李先生要回府，请客人——”我想面见“冬皇”的心愿已完成，就趁机起身告辞。我出房门，走几步，听到房门关上，“冬皇”仍将自己禁闭在“金丝笼”里。

孟小冬本不姓孟

　　李祖永已在客厅门口等候。我向杜月笙道谢，他竟起身送我——或许是送那位“严先生”到门口。据说杜月笙到香港后，从来不送客。“严先生”究竟是谁，我至今也不知道。
　　车夫拉开车门，我发现车厢里有鸟笼一只，就是我刚才在客厅无聊时观望的那只鸟笼。我不禁奇异，车夫郑重地解释：“这鸟笼是杜先生送给沈先生的。”我从不养鸟，香港狭小的住屋放不下这扁长的精巧鸟笼，就要车夫退还。李祖永在旁插言：“杜先生的东西，你要也要不到。他送给你，只许收，不许退。你不要，我拿回去。”

　　上车后，李祖永还没问我与孟小冬的见面情况，我就照实相告。李祖永边听边点头，好像知道所有内情：“那把胡琴，是杜先生气喘病发后，孟小冬自拉自唱余派戏，安慰老杜。那张照片？我猜想是她把梅兰芳扮王宝钏的半张照片反折了压在后面。”说罢，得意地哈哈大笑，忽然又泄露秘密似的告诉我：“孟小冬本不姓孟！”这对我是震动人心的隐私。不等我提问，李祖永便直言相告：“我听杜月笙说，清末民初一个冬天，孟家班去北京城郊宛平县，班主孟七率领十数人在董家村祠堂演出文武戏目，从未观看过京戏的乡民济济一堂，空前热闹。日夜两场，总有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姑娘衣着单薄立在戏台前，抬头仰视，戏台上帝王将相、锣鼓声、琴弦声及角色的唱腔都使小姑娘着迷。她目不转睛地从开锣戏看到完场，日场看完，她就消失，夜场还未开锣，又已抢先立在台前。直到夜场结束，她又不知去向。第二天，她照样无声无息地来来去去。第三天结束，戏班向观众告别，她就不走，又羡慕又难舍地目睹演员们躺下睡觉，她才悄悄离去。第四天早晨，戏班收拾戏箱，正要出发，小姑娘带人急急赶来，跪在孟七身前，恳求孟七让她入戏班。这几天，小姑娘看戏入迷，家里人根本找不到她影子，她的魂已被戏班勾了去，家里也留不住了。于是孟七一口答应，要付给他们一笔钱，父亲拒绝，他不是卖儿卖女，而是希望女儿找到一条生路。小姑娘姓董，无名，大家叫她小董，进了孟家戏班，要改姓孟，又是在冬天进戏班，艺名就叫‘孟小冬’。”

“一马离了西凉界”戛然而止

　　初见孟小冬后不到半月，李祖永又神秘兮兮地约我坐车去杜家。一进客厅，只见方桌上正有一对尺半高的寿烛，烛火照红客厅里从未有过的喜气，此时已经高朋满座：马连良，杨宝森杨宝忠兄弟，俞振飞，姚玉兰等。孟小冬和杜月笙并坐在沙发藤椅上。我们去晚了，女佣只得从别处搬来两张座椅。李祖永因自己是不速之客而向大家做了个手势打招呼，和我一起坐在屋角。
　　马连良继续他刚才的谈话，意思是今天是孟老板生日，为了纪念，请寿星唱一段余派戏。众人轻轻鼓掌。我当然高兴，可以听到我崇拜的“冬皇”近在身边清唱一曲。女佣从里面取来那把挂在墙上的胡琴，杨宝忠亲自操琴。不料孟小冬未唱先开言：“各位余派门生、兄长，今天承蒙光临，真是千载难得。我是理应请各位先唱一段余派，作为纪念。”
　　“冬皇”虚逊，说得也在理。各位谦让，马连良一马当先，带头唱《战太平》。我没想到马连良的余派戏也唱得如此好，一改他独特的马派腔调。大家鼓掌后，杜月笙问他：“马老板余派戏唱得真好，为啥不唱余派？”马连良用饰演诸葛亮的手势和声调，自叹自嘲：“如今有余派正宗嫡传‘冬皇’在世，区区马连良岂敢献丑。”说罢抱拳向大家作揖，大家都笑了。
　　接着轮到杨宝森，其兄杨宝忠操琴，珠联璧合。杨宝森唱一段《文昭关》里的快三板，真是快而不乱，一气呵成。大家连鼓掌也来不及，只得连声叫好。他一曲唱罢，众人才松口气。我这一次一连听到两位京剧大师平时不露的余派好戏，真是万幸。
　　接着是俞振飞，他双手摇摆：“我只会唱昆曲，昆曲里没有余派戏目。”
　　轮到姚玉兰（京剧女老生，杜月笙第四房夫人），她却伸手邀请孟小冬。大家的目光都注视孟小冬，期望她能在这千年难逢、群英汇集的时刻，唱一出纪念余叔岩、同时也是祝贺她自己生日的戏目。她慢慢地从座椅上起身，亭亭玉立，启齿开口。虽然近乎耳语，但琴师从她的口型可以领会她想唱哪出戏：《武家坡》导板。杨宝忠的京胡出名，在戏院里他一出场就满堂喝彩声。按菊坛规矩，角色未获彩，琴师不可先声夺人。杨宝忠不管，他的琴声总是先角色的唱声得彩。今天，只有今天，他竟老老实实、平平稳稳地拉出导板过门，說明他对“冬皇”的尊敬。杨宝忠的导板过门拉得比平时缓慢悠长，所有人都凝神聆听“冬皇”开口。
　　冬皇唱了，唱得那么低沉而余派韵味特浓：“一-马-离-了-西-凉-界！”真动听，真过瘾，似乎听到余叔岩本人在唱，又似乎听到三十年前孟小冬与梅兰芳合演《武家坡》时唱的那段导板的回音。大家正满怀激情，又聚精会神地等待她唱那段更令人倾倒的西皮原板，杨宝忠已操起“原板”过门，却谁也没有料到，“冬皇”忽然从薛平贵回到孟小冬，抱拳向大家拱手，不再继续唱了，还向女佣吩咐：“开饭吧！”她又对大家深深鞠躬，然后转身走出客厅，头也不回。难道怕人发现她内心的波澜，还是有其他原因？
　　“冬皇”的这一意外举动，令所有人都讶异，又都不敢出声，只有杜月笙依旧笑脸招待客人。
　　李祖永扯动我的袖子，在这场合不便告别，就悄悄离去。在车上，李祖永大惑不解地自问：“为啥只唱一句？只唱一句？”我也不明白，无法回答。几天后，我遇到舒适，提起此事。他想起来：“抗战胜利，天津电台邀请名伶广播，孟小冬也被请到。她唱《武家坡》，也只唱一句导板，就不唱了。”孟小冬与梅兰芳在热恋前后，多次在舞台上合演《武家坡》。薛平贵在出场前，先一句“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出场接着唱大段西皮原板，一句一彩，与饰演王宝钏的梅兰芳两人合唱合演，一直到夫妻相认，大团圆结束，是一出喜剧。可是“冬皇”与梅兰芳在舞台下、生活里，只有一场热恋，没有喜剧大团圆，而是悲剧永分离。他们的热恋只是他们漫长人生路上的一小段，是涓涓爱河里的一个漩涡，刚开始就一闪光即消失不见了。
　　“冬皇”在退出舞台、淡出人世后的隐居生活里，偶尔独唱当年与梅兰芳合作的《武家坡》，也只唱一句导板就戛然而止。这一小段饱含着凡人的悲欢之情和人生沧桑。这是一段不了情，也是一段未了情，永远不会终止，也终身不会忘记。

杜月笙老账房道破谜团

　　1986年，我在《新民晚报》连载发表长篇小说《大亨》。在刊登到杜月笙出场后不久，报社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具名黄国栋，信笺文字用钢笔誊写，自称是杜月笙生前雇用的老账房，抗战时，杜先生命他留在上海杜公馆处理一切事务。他写道，今见《新民晚报》连载《大亨》记述杜月笙生前事迹，怕有错误，希望作者近期内来家一叙，企盼至极。我接信后立即去报馆了解，得知黄国栋确实是杜月笙长期雇佣的账房，此人解放后曾入狱，后来被释放，系民主党派人士。对于见面，我不免犹豫，可又觉得非见不可，就按照他信封上的地址前去拜访。

　　可是在临终前，台湾方面派来陆京士（杜月笙门生，1949年去台），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慰问，并告之杜月笙遗嘱必须修改，将落葬地改为台湾，遗属须亲自送棺材到台湾，才能接受10万美金遗产，这是命令，也是要挟。杜月笙在弥留之际，为了这笔钱，也不得不修改遗嘱。
　　开吊之日，我过去旁观，只见孟小冬穿一身黑色丧服，低下头站在姚玉兰身后，不让别人注意。
　　陆京士要求杜家遗属随棺木去台湾。姚玉兰携带子女随行，却不见孟小冬。她自认服侍大亨杜月笙只是为了报恩，有恩无爱，如今“恩人”死了，无爱的恩情也还完了。她不愿以杜太太的身份出头露面去台湾领遗产，遭受人们的耻笑和奚落，她要维护“冬皇”的尊严。
　　姚玉兰从台湾回来后，将孟小冬应得的遗产交给她。孟小冬的租屋虽小，但屋宽勿如心宽，地点偏僻、清静，无人来往。她摆脱杜月笙小妾的名分，单身一人，独自生活。她丢弃原来那套华丽的家具，小屋里布置朴实简单，墙上依旧挂着胡琴，那张《武家坡》的剧照，不单是她饰演的薛平贵一人，而是将一直后折在背面的梅兰芳重又翻出，成为两个人的合影。
　　1967年9月，孟小冬接受姚玉兰的邀请到台湾定居，因自己已经不是杜月笙的未亡人，不去杜月笙的坟墓吊唁，也不和杜门后裔及徒子徒孙联系，单独一人栖居在台南一个小城市里。那里依山傍水，邻居们都不知道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妇人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坤伶“冬皇”。她自己也不出头露面，自称孟家妈妈，由一名女佣料理家务。她每晨早起吊嗓子练功，甚至放声高歌《游龙戏凤》《空城计》《卧龙吊孝》《搜孤救孤》等余派絕唱。
　　1977年5月25日，孟小冬病逝，享年70岁。她带走了坎坷的悲欢命运，与世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