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两家朋友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应约造访我的老家。乡居简约，无以为乐，到山上田间出出汗，倒是题中之义。我们挎了篮子，揣了袋子，携了竹竿，上山捡板栗去。那时，秋收已接近尾声，板栗早被主人家采摘过，漏网之果，当不起人工，就是留给松鼠、田鼠、雀鸟、虫蚁和得空的农人们的礼物。跟稻子、麦子一样，收割之后，遗落在田地中的穗子，任何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拾取，主人不能有任何留难的。
　　行经已经收获过的花生地，不需特别眼尖，就能发现东一颗西一颗的花生，给没到过乡下的孩子，诸多惊喜，“这儿有一颗”，“这儿有一颗”的叫声，撞在一起。地边上的豆角藤翻在一旁，藤上挂着无人顾惜的豆角，两位亲历三年饥荒的阿姨，连叫心疼，随手就摘了好大两把，“不能这么糟蹋东西嘛”。到得山上，两三个人一组，树下的指挥，“这边有很多”，树上的持竿敲击，已炸口青黄刺包中的褐色板栗，要么如弹丸般飞出，要么随刺包落地。跟掉落在草丛中被人忽略的板栗一起，给我们这帮人带来发现的乐趣。不过个把小时，十来个人就捡了三十来斤。有哥们儿就感慨了：“这个地方，怎么可能饿死人！”
　　我家乡那个地方，不该饿死人的，但在那三年，确实有人饿死。只不过相比再北面的光山、罗山、信阳等平原县，新县的情况要好得多。“八山一水一分田”，以粮为纲的年代，固然难以温饱，但在灾年，山上还有点野果树叶之类的，可供救荒。不像光山，很多村落，据说十室九空，成了真正的“光州”。
　　吾乡陈店在新县的最南端，新县在河南的最南端，像只楔子楔进湖北红安。东北和西北方向各大约二十几华里，溯箭厂河、郭家河而上，分别越过低矮的石门关和白沙关，就是淮河流域。学过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秦岭-淮河是中国地理和气候的重要分界线，这条分界线附近，亚热带、温带的水果、谷物、蔬菜，多数都能种植。譬如新县，号称“银杏之乡”、“板栗之乡”，也确实当得起，银杏和板栗烂在地上没人捡，是常见的景象。但我小的时候，整个自然村，没有一棵银杏树，板栗树倒是数得过来：介庄五棵、上窑洼两棵、河南湾十几棵——还是后来栽种的。原先的银杏和板栗老树，给砍掉了，在大炼钢铁的窑炉里，化为乌有。
　　除了到公社交公粮，大人除了数九寒天给支使到县里哪个乡修水库挖梯田，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962年挖通的那条公路上，整天的都不见有辆汽车经过。姑奶奶那个村靠近公社，我在那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碰到有汽车经过，我们一帮孩子追着车，汽油味是天底下我嗅过最好的味道了。公社那辆解放大卡的司机，在我眼中，威风凛凛有若天神。市场没有了，去乌龙潭赶集都是父辈童年的记忆，爷爷辈偶尔说起年轻时三天下汉口，我都怀疑是吹牛。
　　因为只有“一分田”可以种植，交公粮的死任务，让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家庭、每一位社员（当时县下，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在有限的耕地耕田里，任由水稻、小麦、油菜等有数的大田作物为主，没有空间去尝试、去经营稍微丰富点的种植，也没有精力去精耕细作。大田作物压缩了其他菜蔬的空间，缩小了的菜蔬种植，难免就退化，偶有水旱甚至牛羊的贪嘴，某种菜蔬就会在一个村子里绝了种。“莫弄脱了种”，这句叮嘱，我小时候听得耳朵都起了茧。田边、地头，种上菜蔬，最要紧的是，不必特别打理的，比如南瓜、葫芦，不占地方的，比如豇豆、沿篱豆，耐旱耐贫的，比如苋菜、苦荬。
　　1982年，我上了高中，头一回进县城，头一次在市场上见到鲜红欲滴的西红柿，头一次在学校饭堂吃到土豆——这两样现在我家年年种植也许在全中国都分布最为广泛的寻常菜蔬，当年在中国南北气候之交的地方，居然有块小小的种植空白。从公社到县城，也不过五十华里的距离，固定在土地上的父辈，却如同隔着浩瀚的沙漠，接受不了寻常的滋养。
　　翻过以粮为纲的那一页，农人有了一点选择的自由后，种子就随风而入，葡萄、番茄、土豆、西葫芦、佛手瓜、红菜苔，都有了。已经绝迹的板栗、银杏、柿、桃、梨、枣，都开始招摇了。闭塞，很多时候，跟地理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