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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大洲的印象中，这是南水镇——位于珠海市西南部的海边小镇——近十年来最热闹的端午节，鞭炮声响彻整个高栏港大浪湾码头；镇的另一头，林新兴和其他养殖户，也在享受这个期盼已久的舒心时刻。
6月13日，珠海警方向媒体发布一则通报称，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警方成功将以王军华兄弟为首、藏身于高栏港的犯罪团伙摧毁，破获一起长期欺压过往渔船、养殖户、非法盗沙的特大欺行霸市案。30名涉黑人员落网，多名官员接受调查，两人被逮捕，警方还查扣涉案赃款5000多万元，查封王军华的涉案房产多处、车辆多台，涉案总值上亿元。有媒体称，这是1949年以来破获金额最大的“海霸”案。
这起特大“海霸”案的核心举报人正是张大洲和林新兴。一个是在南水镇打工近20年的渔民，一个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养殖户。半年前，他们只是见面会打个招呼的同村人，并无更多接触，但从今年年初开始，张大洲和林新兴一起，先后收集了57名举报人的材料，数次到珠海市、广东省、中央相关部门实名举报王军华，最终导致王军华团伙落网。
“拥有海域面积最大的中国公司”
南水属珠海市管辖，离珠海市区有两三小时的车程，依托着南水、高栏半岛和十余个岛屿，全镇5万余人口，世世代代靠海为生。
今年43岁的张大洲是半个“南水人”。
19年前，他带着全家从老家广西柳州来到这里，花1万多块钱买了条木船，打捞高栏港海域的沙白（一种贝类）再卖到市场去，赶上运气好，一天几百斤沙白，能有两三百元的收入，“比在老家种田收益好得多”。
在高栏港大浪湾码头，像张大洲一样的有100多位广西老乡，涨潮出海，落潮回港，海滩上的一排木屋，就是他们的家，“老乡”在这里成了“手足”。
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打渔生活没过多久。2003年，张大洲和渔民们经常捕捞沙白的这片海被一个叫王军华的湖北商人承包了。
那一年，珠海市金湾区农业部门在高栏港区域招商引资，王军华的军安集团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以每年50万元的租金拿下高栏港区76平方公里的海域，从此自诩为“拥有海域面积最大的中国公司”。
张大洲和老乡们捕捞沙白的海域也在其中。军安公司承包这片海域后规定，凡在此从事捕捞的渔船，每条要交2000元押金；在这里捞到的沙白，只能卖给公司，但公司的收购价还不到市场价的四分之一，并且，渔民只能按照公司规定的时间捕捞作业。
有人不满，几次找到军安公司要求协商，但都被“这是公司规定”“你们要服从公司管理”几句话打发了；曾有一次，渔民们决定集体抗议，要求抬高沙白收购价，非但没得到谈判的机会，反而被军安公司以“不服从安排”为由，收购渔民们捕捞的沙白时每条船扣掉1000元；渔民们也想过以不出海为条件跟公司谈判，但他们耗不起，这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而在整个高栏港，只有这一片海域的沙白最优质，久而久之，渔民们也就被迫接受了这样的“公司管理”。
“他好像可以只手通天”
这个欺压在渔民身上的大山，给张大洲的第一印象却是“亲切”“爱笑”。
2003年，张大洲第一次见到王军华，是在军安公司总部——珠海市区的一幢写字楼里。
张大洲对他印象并不差，“四五十岁、胖乎乎、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那天，带渔民们去公司的是王军华的一个手下赵春来，他不断告诉渔民，“我们领导认识很多人，没什么事儿是搞不定的。”
公司里的“管理层”也总把王军华的背景挂在嘴边，“部队出身，是做过大官的”。或许由于这个原因，高栏港区的“生产基地”也实行“军事化管理”：门口挂着“闲人免进”的标识，公司“中高层”都身着迷彩服。
王军华的弟弟王森每周到“基地”来开会，主要内容就是讲述公司的背景，“王军华和政府领导很熟……”“在公安局、检察院也有很多朋友……”“接受了很多媒体采访……”
“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没见过世面，真的相信王军华是部队里的大官来的。”张大洲说。在他们看来，这个高高在上，一年只能见上一两次的董事长，“好像可以只手通天，出什么事都能解决”。
那时，王军华在珠海也小有名气，2010年12月，王军华以中国时代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当上珠海市湖北商会的会长。在广东省湖北商会网站上，王军华的身份信息为：工商管理硕士，武汉大学特聘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企业联合会功勋会长、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功勋会长，广东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时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澜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案发之后，珠海警方确认，王军华曾经当过兵，但绝不是传言中“做过大官的”。
“谁敢说出去就放火烧掉他的船”
为军安公司干了3年，张大洲没赚到钱，算上成本的话还亏了不少，他决定辞职。
好在他还有门手艺，在港口附近开了家修船店，之前抵押在军安公司的2000元钱，协商了几次都没要回来，他就放弃了，“一是觉得公司不会给，二是也想赶紧把店开起来，修船的收益可是捕捞的好几倍”。
其他老乡就没有张大洲这么好运气。如果想改行，改装渔船就有一大笔花销；如果离开海边，十几年来，他们只会捕捞沙白；更何况，换个地方就会好吗？在王军华的军安公司承包这里之前，也曾有其他承包商人打压渔民的事情发生，于是，多数人用“再怎么差也比去工厂打工好”来安慰自己。
但渐渐地，军安公司不只满足于低价收购沙白的利润，他们做“生意”的手段渐渐多样化了。
比如，从1998年就一直在当地做饲料运输生意的黄华，自从王军华承包海域之后，每次出海每包饲料要交5元钱“保护费”。一条船平均一天要拖500包饲料，黄华有四条船，一天就要交1万元。5年时间，黄华交了500万元保护费。
2004年时，黄华有几名新工人不知道王军华的规矩，经过王军华承包的海域时，没停下来让军安公司的人上船核算饲料的包数收费，军安公司十几个壮汉驾着快艇一路急追，硬闯上船大扇工人们耳光，黄华上前说和，也被打翻在地。 长期经营运沙船的曹毅一直在南水水域从事建材生意，军安公司来了以后，他便要额外上交“资源费”“过路费”和“搁浅费”，不交，军安公司就打人扣船，他算了算账，十年来，他已经被强征2124万元。
受害者还有运沙船船主姚伟。起初他不交，军安公司就派几十个人围攻，大打出手不说，还扬言有更厉害的手段，不得已，姚伟只好屈服，几年间共交了1700多万元。
老板有背景，员工有手段，军安公司很快成为这一带海域的霸主。虽然在2002年军安公司与金湾区海洋渔业局签订的《金湾区南水浅海滩涂生态环境保护贝类增养殖投资开发合同》中，这片海域的承包目的是“从事以适应该海域自然条件的沙白、白蚬、翡翠贻贝三个贝类品种的养殖”，但多位渔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军安公司10年间没有养殖过任何海鲜产品。
时间一久，是否在承包海域通过也不重要了，只要被军安公司的人看到，就要交钱。一次，军安公司十几个人乘快艇冲上台山渔民张瑞的渔船，硬说他的船侵占了军安公司养殖场，把船拖走了。张瑞交了6万元才赎回自己的船。
这些被张大洲看在眼里，也被另外一个村民林新兴记了下来。
林新兴是本地人，初中没读完就开始收购海鲜出去卖，到2003年，他已经开了自己的养殖厂养殖生蚝。
那也是林新兴开始和王军华打交道的时间。养殖厂所在地也在王军华承包的海域内，林新兴便一直向王军华租用海域。林新兴对王军华的最初印象与张大洲一样，是个笑容可掬的生意人，但除了交纳租金外，林新兴和王军华没什么别的交集。
2007年，由于高栏港区建设需要，林新兴租用的海域滩涂被征用，林新兴和其他15名养殖户都面临搬迁，按照补偿原则，谁养殖谁受益，但总计160多万元的补偿款，包括林新兴在内，养殖户们一分也没拿到。
林新兴不满，去当地政府举报王军华“欺行霸市”，没有结果；他想劝说镇上受欺压的渔民一起举报，别人都不敢。“他可是有背景的。”渔民都这么对他说。
林新兴没放弃，所有的证据收集都秘密进行。
他每天到港口跟“鱼栏”——为海鲜买卖双方介绍交易的中间商——打听军安公司又欺负哪位渔民了，之后默默等待机会。
2010年4月的一天，高栏港渔民李家祖和刘一水吃完午饭，开始把军安公司从渔民手里收购来的沙白搬上船，每条船装了500多斤，一共装了5条船。
正准备运出去时，军安公司经理彭立新走过来，要求他们把船开到杧尾（高栏附近一片海域），把沙白放在拖船拖斗里，再把拖斗放到海里，等着公司来人“有事儿”。他还警告他们，不许告诉任何人，“谁说出去就烧掉他的船”。
李家祖和刘一水心里虽然纳闷儿，还是照办了。下午两点时，彭立新和王军华弟弟王森开着快艇赶到，快艇上还有另外四个人，彭立新和王森说，这四位是某评估单位的评估人员。
彭立新要求李家祖把拖斗拖上来，沙白于是又被满满地装进了船舱，那四个评估人员便拿出照相机，不停地拍照，在警告渔民们“绝对不许说出去”之后，快艇又载着评估员们离开了。
这天晚上，刘一水去张大洲店里吃饭，就把心里的疑惑和张大洲说了：这一带的人都知道，杧尾海水太浅，海底全是烂泥和礁石，从不长沙白，军安公司这么做是为什么呢？讨论了半天，张大洲恍然大悟：“王军华是在造假骗国家补偿款！”
渔民们早就听说，高栏港围海造地工程已启动，许多海域即将被征用，确定为养殖区域的海域将获得更高补偿。几年后，珠海警方也证实了这一点：“军安公司在政府征用其承包海域时，通过串通评估人员，贿赂政府工作人员，采取对根本不存在养殖沙白或只有少量养殖沙白的被征用海域临时大量倾倒沙白的方式，虚高评估价格，索要赔偿款”“警方逮捕两名收受贿赂、玩忽职守导致国家重大损失的工作人员”。
但那时的几位渔民尚没有勇气直接对抗王军华，毕竟，这与他们的利益没有冲突，他们也相信军安公司的警告不是说着玩儿的，他们只是气得连连摇头，“真没想到会被他利用做这种事儿。”
“咱们一起举报他”
最终，是张大洲弟弟张大忠的死亡改变了渔民们的想法。
张大忠是军安公司雇佣的船工。2011年4月20日这天，风很大，还下着雨，本不适合出海，但公司依然要求出海。
下午3点时，有工友发现张大忠的船一直在漂，没有任何作业的迹象，就立刻报告了经理彭立新。
快艇赶过去时，发现张大忠被船机绳索缠住上身及颈部卡在转动轮下，已经昏迷，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最终死亡。
第二天，张大洲和家人一起找公司商讨后续事件，公司却回答：死者跟公司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公司没有责任。
这些长年生活在一起的老乡们一起来到高栏港区政府，请领导出面，要求军安公司赔偿30万元。经过几次反复，军安公司决定给予张大洲家23万元“人道主义赔偿费”，前提是，家属保证以后不再追究。
这件事成了张大洲和当地渔民们心里的结，“弟弟给王军华干了8年工，公司每年几千万的收入却不顾一条人命，黑心的公司无法无天……”此事也很快在当地传开了。
几个月后，林新兴敲响了张大洲的门，把自己几年间记录的有关王军华的罪行一一告诉张大洲。
“你对军安公司内部了解，我来劝说那些被王军华欺压过的船主和养殖户，咱们一起举报他！”林新兴对张大洲说。
想到弟弟的死，张大洲答应了。
他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两年前的“造假骗赔事件”。为了取证，张大洲连续一周每天去找参与这件事的渔民，渔民们最初劝张大洲，“王军华后台很硬告不倒的”，“犯不上搭上性命”，但最终都耐不住张大洲的软磨硬泡便答应了他。“主要还是因为弟弟的死，我们这些老乡每天混在一起，都成了真兄弟。”张大洲说。
林新兴则按照自己的记录，寻找曾被欺压过的渔民、养殖户与船主，逐一求证，形成书面记录后还劝说对方签名作为证据。
最终，57人签名的举报材料，厚厚一叠，装订在了一起。从2012年起，林新兴养殖厂歇业，张大洲的修船店关门，俩人共同专心举报。
三个月时间里，他们去了将近十次珠海市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后来，林新兴又先后两次到北京，向中央纪检委、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实名举报。
举报和调查同时进行，由于材料翔实，给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5月10日，王军华及其他涉案人员被抓捕。
珠海市和广东省公安机关先后给相关举报人15万元现金奖励，林新兴和张大洲与57个渔民共同分享了这笔奖金。
但大家都在高兴地算着另外一笔账：养殖户可以在海上撒更多的海鲜苗，今年的收益可能会翻番；渔民则不用再受军安公司的盘剥；运输船也不用再交数不清的“过海费”“资源费”或“搁浅费”了……
小小的渔港恢复了平静。渔民们期待，这种平静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除林新兴外的其他渔民均为化名）
6月13日，珠海警方向媒体发布一则通报称，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警方成功将以王军华兄弟为首、藏身于高栏港的犯罪团伙摧毁，破获一起长期欺压过往渔船、养殖户、非法盗沙的特大欺行霸市案。30名涉黑人员落网，多名官员接受调查，两人被逮捕，警方还查扣涉案赃款5000多万元，查封王军华的涉案房产多处、车辆多台，涉案总值上亿元。有媒体称，这是1949年以来破获金额最大的“海霸”案。
这起特大“海霸”案的核心举报人正是张大洲和林新兴。一个是在南水镇打工近20年的渔民，一个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养殖户。半年前，他们只是见面会打个招呼的同村人，并无更多接触，但从今年年初开始，张大洲和林新兴一起，先后收集了57名举报人的材料，数次到珠海市、广东省、中央相关部门实名举报王军华，最终导致王军华团伙落网。
“拥有海域面积最大的中国公司”
南水属珠海市管辖，离珠海市区有两三小时的车程，依托着南水、高栏半岛和十余个岛屿，全镇5万余人口，世世代代靠海为生。
今年43岁的张大洲是半个“南水人”。
19年前，他带着全家从老家广西柳州来到这里，花1万多块钱买了条木船，打捞高栏港海域的沙白（一种贝类）再卖到市场去，赶上运气好，一天几百斤沙白，能有两三百元的收入，“比在老家种田收益好得多”。
在高栏港大浪湾码头，像张大洲一样的有100多位广西老乡，涨潮出海，落潮回港，海滩上的一排木屋，就是他们的家，“老乡”在这里成了“手足”。
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打渔生活没过多久。2003年，张大洲和渔民们经常捕捞沙白的这片海被一个叫王军华的湖北商人承包了。
那一年，珠海市金湾区农业部门在高栏港区域招商引资，王军华的军安集团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以每年50万元的租金拿下高栏港区76平方公里的海域，从此自诩为“拥有海域面积最大的中国公司”。
张大洲和老乡们捕捞沙白的海域也在其中。军安公司承包这片海域后规定，凡在此从事捕捞的渔船，每条要交2000元押金；在这里捞到的沙白，只能卖给公司，但公司的收购价还不到市场价的四分之一，并且，渔民只能按照公司规定的时间捕捞作业。
有人不满，几次找到军安公司要求协商，但都被“这是公司规定”“你们要服从公司管理”几句话打发了；曾有一次，渔民们决定集体抗议，要求抬高沙白收购价，非但没得到谈判的机会，反而被军安公司以“不服从安排”为由，收购渔民们捕捞的沙白时每条船扣掉1000元；渔民们也想过以不出海为条件跟公司谈判，但他们耗不起，这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而在整个高栏港，只有这一片海域的沙白最优质，久而久之，渔民们也就被迫接受了这样的“公司管理”。
“他好像可以只手通天”
这个欺压在渔民身上的大山，给张大洲的第一印象却是“亲切”“爱笑”。
2003年，张大洲第一次见到王军华，是在军安公司总部——珠海市区的一幢写字楼里。
张大洲对他印象并不差，“四五十岁、胖乎乎、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那天，带渔民们去公司的是王军华的一个手下赵春来，他不断告诉渔民，“我们领导认识很多人，没什么事儿是搞不定的。”
公司里的“管理层”也总把王军华的背景挂在嘴边，“部队出身，是做过大官的”。或许由于这个原因，高栏港区的“生产基地”也实行“军事化管理”：门口挂着“闲人免进”的标识，公司“中高层”都身着迷彩服。
王军华的弟弟王森每周到“基地”来开会，主要内容就是讲述公司的背景，“王军华和政府领导很熟……”“在公安局、检察院也有很多朋友……”“接受了很多媒体采访……”
“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没见过世面，真的相信王军华是部队里的大官来的。”张大洲说。在他们看来，这个高高在上，一年只能见上一两次的董事长，“好像可以只手通天，出什么事都能解决”。
那时，王军华在珠海也小有名气，2010年12月，王军华以中国时代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当上珠海市湖北商会的会长。在广东省湖北商会网站上，王军华的身份信息为：工商管理硕士，武汉大学特聘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企业联合会功勋会长、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功勋会长，广东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时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澜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案发之后，珠海警方确认，王军华曾经当过兵，但绝不是传言中“做过大官的”。
“谁敢说出去就放火烧掉他的船”
为军安公司干了3年，张大洲没赚到钱，算上成本的话还亏了不少，他决定辞职。
好在他还有门手艺，在港口附近开了家修船店，之前抵押在军安公司的2000元钱，协商了几次都没要回来，他就放弃了，“一是觉得公司不会给，二是也想赶紧把店开起来，修船的收益可是捕捞的好几倍”。
其他老乡就没有张大洲这么好运气。如果想改行，改装渔船就有一大笔花销；如果离开海边，十几年来，他们只会捕捞沙白；更何况，换个地方就会好吗？在王军华的军安公司承包这里之前，也曾有其他承包商人打压渔民的事情发生，于是，多数人用“再怎么差也比去工厂打工好”来安慰自己。
但渐渐地，军安公司不只满足于低价收购沙白的利润，他们做“生意”的手段渐渐多样化了。
比如，从1998年就一直在当地做饲料运输生意的黄华，自从王军华承包海域之后，每次出海每包饲料要交5元钱“保护费”。一条船平均一天要拖500包饲料，黄华有四条船，一天就要交1万元。5年时间，黄华交了500万元保护费。
2004年时，黄华有几名新工人不知道王军华的规矩，经过王军华承包的海域时，没停下来让军安公司的人上船核算饲料的包数收费，军安公司十几个壮汉驾着快艇一路急追，硬闯上船大扇工人们耳光，黄华上前说和，也被打翻在地。 长期经营运沙船的曹毅一直在南水水域从事建材生意，军安公司来了以后，他便要额外上交“资源费”“过路费”和“搁浅费”，不交，军安公司就打人扣船，他算了算账，十年来，他已经被强征2124万元。
受害者还有运沙船船主姚伟。起初他不交，军安公司就派几十个人围攻，大打出手不说，还扬言有更厉害的手段，不得已，姚伟只好屈服，几年间共交了1700多万元。
老板有背景，员工有手段，军安公司很快成为这一带海域的霸主。虽然在2002年军安公司与金湾区海洋渔业局签订的《金湾区南水浅海滩涂生态环境保护贝类增养殖投资开发合同》中，这片海域的承包目的是“从事以适应该海域自然条件的沙白、白蚬、翡翠贻贝三个贝类品种的养殖”，但多位渔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军安公司10年间没有养殖过任何海鲜产品。
时间一久，是否在承包海域通过也不重要了，只要被军安公司的人看到，就要交钱。一次，军安公司十几个人乘快艇冲上台山渔民张瑞的渔船，硬说他的船侵占了军安公司养殖场，把船拖走了。张瑞交了6万元才赎回自己的船。
这些被张大洲看在眼里，也被另外一个村民林新兴记了下来。
林新兴是本地人，初中没读完就开始收购海鲜出去卖，到2003年，他已经开了自己的养殖厂养殖生蚝。
那也是林新兴开始和王军华打交道的时间。养殖厂所在地也在王军华承包的海域内，林新兴便一直向王军华租用海域。林新兴对王军华的最初印象与张大洲一样，是个笑容可掬的生意人，但除了交纳租金外，林新兴和王军华没什么别的交集。
2007年，由于高栏港区建设需要，林新兴租用的海域滩涂被征用，林新兴和其他15名养殖户都面临搬迁，按照补偿原则，谁养殖谁受益，但总计160多万元的补偿款，包括林新兴在内，养殖户们一分也没拿到。
林新兴不满，去当地政府举报王军华“欺行霸市”，没有结果；他想劝说镇上受欺压的渔民一起举报，别人都不敢。“他可是有背景的。”渔民都这么对他说。
林新兴没放弃，所有的证据收集都秘密进行。
他每天到港口跟“鱼栏”——为海鲜买卖双方介绍交易的中间商——打听军安公司又欺负哪位渔民了，之后默默等待机会。
2010年4月的一天，高栏港渔民李家祖和刘一水吃完午饭，开始把军安公司从渔民手里收购来的沙白搬上船，每条船装了500多斤，一共装了5条船。
正准备运出去时，军安公司经理彭立新走过来，要求他们把船开到杧尾（高栏附近一片海域），把沙白放在拖船拖斗里，再把拖斗放到海里，等着公司来人“有事儿”。他还警告他们，不许告诉任何人，“谁说出去就烧掉他的船”。
李家祖和刘一水心里虽然纳闷儿，还是照办了。下午两点时，彭立新和王军华弟弟王森开着快艇赶到，快艇上还有另外四个人，彭立新和王森说，这四位是某评估单位的评估人员。
彭立新要求李家祖把拖斗拖上来，沙白于是又被满满地装进了船舱，那四个评估人员便拿出照相机，不停地拍照，在警告渔民们“绝对不许说出去”之后，快艇又载着评估员们离开了。
这天晚上，刘一水去张大洲店里吃饭，就把心里的疑惑和张大洲说了：这一带的人都知道，杧尾海水太浅，海底全是烂泥和礁石，从不长沙白，军安公司这么做是为什么呢？讨论了半天，张大洲恍然大悟：“王军华是在造假骗国家补偿款！”
渔民们早就听说，高栏港围海造地工程已启动，许多海域即将被征用，确定为养殖区域的海域将获得更高补偿。几年后，珠海警方也证实了这一点：“军安公司在政府征用其承包海域时，通过串通评估人员，贿赂政府工作人员，采取对根本不存在养殖沙白或只有少量养殖沙白的被征用海域临时大量倾倒沙白的方式，虚高评估价格，索要赔偿款”“警方逮捕两名收受贿赂、玩忽职守导致国家重大损失的工作人员”。
但那时的几位渔民尚没有勇气直接对抗王军华，毕竟，这与他们的利益没有冲突，他们也相信军安公司的警告不是说着玩儿的，他们只是气得连连摇头，“真没想到会被他利用做这种事儿。”
“咱们一起举报他”
最终，是张大洲弟弟张大忠的死亡改变了渔民们的想法。
张大忠是军安公司雇佣的船工。2011年4月20日这天，风很大，还下着雨，本不适合出海，但公司依然要求出海。
下午3点时，有工友发现张大忠的船一直在漂，没有任何作业的迹象，就立刻报告了经理彭立新。
快艇赶过去时，发现张大忠被船机绳索缠住上身及颈部卡在转动轮下，已经昏迷，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最终死亡。
第二天，张大洲和家人一起找公司商讨后续事件，公司却回答：死者跟公司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公司没有责任。
这些长年生活在一起的老乡们一起来到高栏港区政府，请领导出面，要求军安公司赔偿30万元。经过几次反复，军安公司决定给予张大洲家23万元“人道主义赔偿费”，前提是，家属保证以后不再追究。
这件事成了张大洲和当地渔民们心里的结，“弟弟给王军华干了8年工，公司每年几千万的收入却不顾一条人命，黑心的公司无法无天……”此事也很快在当地传开了。
几个月后，林新兴敲响了张大洲的门，把自己几年间记录的有关王军华的罪行一一告诉张大洲。
“你对军安公司内部了解，我来劝说那些被王军华欺压过的船主和养殖户，咱们一起举报他！”林新兴对张大洲说。
想到弟弟的死，张大洲答应了。
他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两年前的“造假骗赔事件”。为了取证，张大洲连续一周每天去找参与这件事的渔民，渔民们最初劝张大洲，“王军华后台很硬告不倒的”，“犯不上搭上性命”，但最终都耐不住张大洲的软磨硬泡便答应了他。“主要还是因为弟弟的死，我们这些老乡每天混在一起，都成了真兄弟。”张大洲说。
林新兴则按照自己的记录，寻找曾被欺压过的渔民、养殖户与船主，逐一求证，形成书面记录后还劝说对方签名作为证据。
最终，57人签名的举报材料，厚厚一叠，装订在了一起。从2012年起，林新兴养殖厂歇业，张大洲的修船店关门，俩人共同专心举报。
三个月时间里，他们去了将近十次珠海市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后来，林新兴又先后两次到北京，向中央纪检委、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实名举报。
举报和调查同时进行，由于材料翔实，给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5月10日，王军华及其他涉案人员被抓捕。
珠海市和广东省公安机关先后给相关举报人15万元现金奖励，林新兴和张大洲与57个渔民共同分享了这笔奖金。
但大家都在高兴地算着另外一笔账：养殖户可以在海上撒更多的海鲜苗，今年的收益可能会翻番；渔民则不用再受军安公司的盘剥；运输船也不用再交数不清的“过海费”“资源费”或“搁浅费”了……
小小的渔港恢复了平静。渔民们期待，这种平静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除林新兴外的其他渔民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