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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妈祖文化，城市文化，转型时期，特点
[中图分类号]K25 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2-0070-03
妈祖文化在天津源远流长，并在天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天津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始于元代，历经元、明、清各朝皇帝对妈祖的多次敕封，伴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至清朝中期，妈祖已经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转变，妈祖文化逐步成为天津传统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达到其鼎盛时期。1860年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天津被辟为商埠，城市经济社会的转型，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作为这一转型在城市文化领域内的直接反映，妈祖文化在天津城市的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开始转变，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天津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经济与文化转型的特色
“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内涵，直接反映着一定时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天津城市的经济近代化与文化转型基本上是同时起步的，但两者的进程却迥然有异。19世纪中后期，由于受到外来经济的影响和资本的输入，中国传统的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裂变，城市的经营模式由封闭的、保守的、自给自足的模式向开放型的、流通性的、世界性的方向转换，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加速增长，城市功能更加齐全。到了19世纪末期，天津以其城市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而成为中国北方最繁华的近代化大都市。
伴随着天津近代化大都市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城市开埠后，西方文明、文化的大量涌人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城市文化也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但与同时代的上海等大都会相比而言，天津整体的表现是比较缓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教育的转换。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直接反映出近代城市文化“转型”的侧面。它最初表现在中国封建教育体制的解体和西学地位的攀升。中国传统教育的载体——书院、私塾，完全是为封建科举制度服务的，是为维护皇权统治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而西式教育讲的是科学和技能，注重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力，这无疑为求学者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实用、广阔的空间。开埠后的天津是中国最先引进西式教育的城市之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先后创办了水师学堂和电报学堂，“酌参西国成规……报考学生入学肄业”，“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其投入和规模在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虽说这种西式学校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其办学的目的和课程设置完全是为军事服务的，但毕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一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之士也随之发出加快建立西式学校的倡议，言明种种益处。但这种呼声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认同。相反，传统教育在天津开埠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持续发展，并受到市民阶层不同程度的欢迎。首先是为城市下层民众兴办的义学大量出现，19世纪80年代，天津共有义学30余处。其次，比义学层次高的书院，自70年代至80年代也继续增加，知名的有会文书院、集贤书院、稽古书院等。为了适应科举内容的变化，书院以教授经文、经解、策论、诗文等为主。“然而，直到20世纪以前，比起传统教育来，天津的近代教育事业并没有多大的起色。城市中的绝大多数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宁愿接受传统的教育而不愿意接受近代教育，尽管接受近代教育可享受优厚的待遇”。
(二)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还表现在西方文化对城市主体的影响方面——人的观念的转变和生存方式的更新。天津人对西方的器物文化——诸如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等物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热情。这是因为它确实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宗教、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存方式，总体上而言是排拒的。在开埠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天津同时存在着华界区和租界区，构成城市社会两个不同的层面，两种异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空间。华界区集中在天津的老城及周边地区，这里的天津人大都世代为邻，居住在封闭的四合院和简陋的大杂院里。狭窄的生存空间、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使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最容易沿袭而难以改变，而新的、外来的事物更难于渗透其间。妈祖文化成为天津华界区重要的民俗文化，以“皇会”作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也得以长期在这个区域生存下来。租界区则是另一番天地，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最先在这里登陆、扩展，表现得异常活跃。生活在租界的人大都居住在风格迥异的小洋楼里，追求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享受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租界区毕竟存在时间短暂、区域狭小，特别是其间不中不洋、中西杂陈的生存形态，引起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轻视，也使得那些身在其中的中国人感到自卑。文化上的屏障往往比地理距离更能隔绝两种文化的交流。
(三)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还表现在城市新的主流文化的形成。而当时天津城市文化尚处于转型时期的无序、多元组合的状态，新的主流文化还没有形成。近代天津长时间并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华界文化和租界文化，两者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隔绝状态，并没有找到融会点。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处于华界文化的中心，一直在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主体上对西方文化的排拒，使天津在19世纪末成为近代大都市的同时，并未完成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近代天津城市文化的转型大约完成于20世纪初期，其标志就是西式教育的普及与新闻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新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的形成，新型文化市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天津更以其经济实力、市场规模和人口构成状况，跃居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仅次于上海。与大城市相适应的是都会文化的形成，包含企业文化、金融文化、商品文化、建筑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传媒文化、竞技文化、艺术文化、消闲文化等等，交相辉映、多姿多彩，在北方城市中独占鳌头。在这一社会环境下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妈祖文化，影响已日趋衰微。
二、天津近代城市文化转型时期妈祖文化的特点
天津经济近代化历程开始于19世纪中叶，伴随天津近代化大都市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城市开埠后，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城市文化也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到20世纪初，天津已经建立起新型的主流城市文化。通过对天津城市文化转型进程中妈祖文化的考察，我们发现存在以下特点：
(一)天津历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它基本是由两个文化板块组成的，一个是以海河两岸为中心的码头文化板块，还有一个外来的租界文化板块。其中码头文化板块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它是形成天津城市文化的源泉，“皇会”则是天津妈祖文化特色的集中表现形式。在近代天津城市社会生活中，由于这两个文化板块长期并存，彼此间缺乏有效 的沟通，因此融合的速度较为缓慢，妈祖文化始终在天津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也造就天津成为中国乃至国际上的妈祖文化中心之一。尽管在19世纪中叶，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都会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但妈祖文化对天津的影响在国内各地却是独一无二的。直到20世纪初，两大文化板块历经长期的撞击、调适、共存和融合，新型的多元城市文化确立之时，这种影响才逐步减小。
(二)妈祖文化属于民俗范畴，而民俗则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异的历史流动载体，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由这一历史决定的民族心理特征、文化特质。一种民俗形成以后，反过来会对人类构成很大影响。同时人类创造民俗文化原本是为了增进生活的舒适，结果也深受其束缚，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文化的影响力、塑模力。妈祖文化经过在天津长期的传播，日益繁荣，因此聚集起无数妈祖信徒和遍布各地的妈祖庙宇，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妈祖文化氛围。首先是妈祖神灵能够迎合本地的民俗文化。尔后，本地的民俗文化又借附着妈祖的种种美丽传说，形成天津自己独特的地方民俗。妈祖是女神，她不但具有神的博大胸怀，又有一般女性慈悲、善良、朴实的美德，于是，以妈祖为中心的地方民俗又形成不同于以其他神为主神的地方民俗。其次，信徒对妈祖的虔诚信仰，集中体现在每年三月二十三日诞辰节的庆祝活动上，这个活动在天津后来逐步发展为闻名各地的“皇会”。当日各地信徒都要在天后宫一带举行盛大庙会，这些庙会和当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形成独特的祭拜仪式，亦即妈祖民俗文化。妈祖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天津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发挥着其他说教无法达到的教化功能，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持续而稳定的影响。
随着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迅速转型，在20世纪初天津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情况已悄然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试图从全新的价值观的角度，采用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妈祖文化的价值观，尤其是在天津典型的表现形式“皇会”内在的经济功能重新进行解读和定位，并得出新的结论，这既充分反映出人们认识问题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必然对妈祖文化的社会地位形成明显的冲击和影响。
(三)文化整合的结果必然是创新，而文化的创新又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步伐，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历史上的天津文化发展历经许多阶段，其中清朝康雍乾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而这一阶段也正是天津经济水平发展，经济地位提高的重要时期。在此基础上，妈祖文化历经元明时期在津的发生、发展历程，已经达到繁荣阶段，突出表现为“皇会”举办的规模之大和影响范围之广上。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由于受到外来经济的影响和资本的注入，中国传统的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裂变，城市的经营模式由封闭的、保守的、自给自足的向开放型的、流通性的、世界性的方向转换，天津的经济近代化历程正是从此起步的。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加速增长，城市功能更加齐全，到20世纪初天津以其城市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而成为中国北方最繁华的近代化大都市。
随着天津经济近代化的进程，天津城市文化的转型也逐步完成，新的城市主流文化已经形成，新兴的文化市场不断完善。在这一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尝试用新盼方法论，来审视天津传统的妈祖文化，对其功能重新定位，因此妈祖文化在天津城市生活中的作用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晚清政府、天津的地方当局，以及热衷于皇会的士绅，出于各自的目的，采取非常的手段，甚至将每年皇会活动日期不仅订在妈祖的诞辰日(农历三月二十三)外，又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慈禧太后的生日(农历十月初十)下令举办皇会，并采取种种措施来聚敛人气，试图重新振兴这一活动，但实际效果不彰。因此，可以说天津妈祖信仰引发的经济、文娱行为的吸引力最终超越了宗教吸引力，崇拜神灵的宗教目的被喧闹的经济、文娱活动所遮蔽、替代；而当城市发展使人们对皇会所带来的经济、文娱活动需求降低，再逢时局动荡、经济环境萧条导致其衰落、停止，对祭祀妈祖的热情降温。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而高品位的文化形态反过来又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进人民国时期后，天津的经济发展步伐是巨大的，逐步成为中国北方的最大经济中心。经济的腾飞使人们的就业格局、物质生活、思想观念、消费理念等都受到很大冲击，经济的发展促使天津城市社会生活面貌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天津城市文化的品位进一步得到提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涵之一的妈祖文化的地位，已经处于一蹶不振的境地。其间尽管在1924年和1936年在天津曾经相继举办“皇会”等酬神活动，但由于“其意义已由宗教的而变为政治的了”，效果自然不佳。
妈祖崇拜在天津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天津城市化的进程是息息相关的，并随着天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而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历经一个起源、传播、发展和衰落的过程。
妈祖文化作为天津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始于元代。那时在天津地区设立了海津镇，天津城市随之崛起，并进入漕运时代。历经天津城市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及元、明、清各朝皇帝对妈祖的多次敕封，至清朝中期妈祖已经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转变，妈祖文化也随之而逐步成为天津传统的城市文化，并达到其鼎盛时期。1860年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天津被辟为商埠，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城市社会逐步转型。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城市经济功能的改变，文化转型的开始，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扭转，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妈祖文化在天津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定位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妈祖文化逐步被赋予新的内涵，人们把生活中的一切希望和祈求，包括生儿育女，发财致富．消灾祛病，一切的愿望都寄托在妈祖的身上。妈祖俨然就变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民间偶像，成为一个护佑黎民百姓法力无边的神灵。同时，由于受到天津城市文化转型较为缓慢的宏观环境影响，妈祖文化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仍对城市生活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直到上世纪初。
[作者简介]方广岭(1963-)，男，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倪金荣]
孔子的“游艺”与庄子的“游心”
孔子“游于艺”的“艺”有文化的涵义，与西方Culture一词意义相近。“游于艺”是孔子政治失意后所采取的一种生活和心多安顿方式，也是后世失意者医治心灵痛苦的屡试不爽的良药和文化艺术得以产生、兴盛的动力之一。孔子的“游于艺”是朝着超越世俗、恢复自我天性发展；庄子的“游心”则要求进一步摆脱一切世俗的、功利的、工具的羁绊．完全返回到人的本性，使心灵更为开放、更为广阔、更为纯净，更适合想象的自由驰骋和人格的自我张扬。尽管庄子否定孔子所念念不忘的礼乐文化，但他的“逍遥游”从来都不是脱离实有而游于虚无，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升华过程。在哲学层面上，他“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人性层面上他要求“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在艺术层面上他讲“道进于技”，“以天合天”。这些都与孔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兼容会通而不互相抵触。因而，庄子的“游心”实际上是孔子“游艺”的逻辑展开，这也是后世“游艺”者往往徘徊于孔、庄之间的根本原因。
(摘自《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作者李生龙)
[中图分类号]K25 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2-0070-03
妈祖文化在天津源远流长，并在天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天津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始于元代，历经元、明、清各朝皇帝对妈祖的多次敕封，伴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至清朝中期，妈祖已经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转变，妈祖文化逐步成为天津传统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达到其鼎盛时期。1860年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天津被辟为商埠，城市经济社会的转型，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作为这一转型在城市文化领域内的直接反映，妈祖文化在天津城市的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开始转变，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天津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经济与文化转型的特色
“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内涵，直接反映着一定时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天津城市的经济近代化与文化转型基本上是同时起步的，但两者的进程却迥然有异。19世纪中后期，由于受到外来经济的影响和资本的输入，中国传统的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裂变，城市的经营模式由封闭的、保守的、自给自足的模式向开放型的、流通性的、世界性的方向转换，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加速增长，城市功能更加齐全。到了19世纪末期，天津以其城市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而成为中国北方最繁华的近代化大都市。
伴随着天津近代化大都市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城市开埠后，西方文明、文化的大量涌人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城市文化也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但与同时代的上海等大都会相比而言，天津整体的表现是比较缓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教育的转换。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直接反映出近代城市文化“转型”的侧面。它最初表现在中国封建教育体制的解体和西学地位的攀升。中国传统教育的载体——书院、私塾，完全是为封建科举制度服务的，是为维护皇权统治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而西式教育讲的是科学和技能，注重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力，这无疑为求学者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实用、广阔的空间。开埠后的天津是中国最先引进西式教育的城市之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先后创办了水师学堂和电报学堂，“酌参西国成规……报考学生入学肄业”，“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其投入和规模在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虽说这种西式学校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其办学的目的和课程设置完全是为军事服务的，但毕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一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之士也随之发出加快建立西式学校的倡议，言明种种益处。但这种呼声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认同。相反，传统教育在天津开埠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持续发展，并受到市民阶层不同程度的欢迎。首先是为城市下层民众兴办的义学大量出现，19世纪80年代，天津共有义学30余处。其次，比义学层次高的书院，自70年代至80年代也继续增加，知名的有会文书院、集贤书院、稽古书院等。为了适应科举内容的变化，书院以教授经文、经解、策论、诗文等为主。“然而，直到20世纪以前，比起传统教育来，天津的近代教育事业并没有多大的起色。城市中的绝大多数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宁愿接受传统的教育而不愿意接受近代教育，尽管接受近代教育可享受优厚的待遇”。
(二)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还表现在西方文化对城市主体的影响方面——人的观念的转变和生存方式的更新。天津人对西方的器物文化——诸如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等物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热情。这是因为它确实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宗教、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存方式，总体上而言是排拒的。在开埠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天津同时存在着华界区和租界区，构成城市社会两个不同的层面，两种异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空间。华界区集中在天津的老城及周边地区，这里的天津人大都世代为邻，居住在封闭的四合院和简陋的大杂院里。狭窄的生存空间、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使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最容易沿袭而难以改变，而新的、外来的事物更难于渗透其间。妈祖文化成为天津华界区重要的民俗文化，以“皇会”作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也得以长期在这个区域生存下来。租界区则是另一番天地，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最先在这里登陆、扩展，表现得异常活跃。生活在租界的人大都居住在风格迥异的小洋楼里，追求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享受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租界区毕竟存在时间短暂、区域狭小，特别是其间不中不洋、中西杂陈的生存形态，引起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轻视，也使得那些身在其中的中国人感到自卑。文化上的屏障往往比地理距离更能隔绝两种文化的交流。
(三)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还表现在城市新的主流文化的形成。而当时天津城市文化尚处于转型时期的无序、多元组合的状态，新的主流文化还没有形成。近代天津长时间并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华界文化和租界文化，两者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隔绝状态，并没有找到融会点。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处于华界文化的中心，一直在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主体上对西方文化的排拒，使天津在19世纪末成为近代大都市的同时，并未完成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近代天津城市文化的转型大约完成于20世纪初期，其标志就是西式教育的普及与新闻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新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的形成，新型文化市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天津更以其经济实力、市场规模和人口构成状况，跃居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仅次于上海。与大城市相适应的是都会文化的形成，包含企业文化、金融文化、商品文化、建筑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传媒文化、竞技文化、艺术文化、消闲文化等等，交相辉映、多姿多彩，在北方城市中独占鳌头。在这一社会环境下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妈祖文化，影响已日趋衰微。
二、天津近代城市文化转型时期妈祖文化的特点
天津经济近代化历程开始于19世纪中叶，伴随天津近代化大都市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城市开埠后，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城市文化也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到20世纪初，天津已经建立起新型的主流城市文化。通过对天津城市文化转型进程中妈祖文化的考察，我们发现存在以下特点：
(一)天津历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它基本是由两个文化板块组成的，一个是以海河两岸为中心的码头文化板块，还有一个外来的租界文化板块。其中码头文化板块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它是形成天津城市文化的源泉，“皇会”则是天津妈祖文化特色的集中表现形式。在近代天津城市社会生活中，由于这两个文化板块长期并存，彼此间缺乏有效 的沟通，因此融合的速度较为缓慢，妈祖文化始终在天津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也造就天津成为中国乃至国际上的妈祖文化中心之一。尽管在19世纪中叶，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都会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但妈祖文化对天津的影响在国内各地却是独一无二的。直到20世纪初，两大文化板块历经长期的撞击、调适、共存和融合，新型的多元城市文化确立之时，这种影响才逐步减小。
(二)妈祖文化属于民俗范畴，而民俗则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异的历史流动载体，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由这一历史决定的民族心理特征、文化特质。一种民俗形成以后，反过来会对人类构成很大影响。同时人类创造民俗文化原本是为了增进生活的舒适，结果也深受其束缚，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文化的影响力、塑模力。妈祖文化经过在天津长期的传播，日益繁荣，因此聚集起无数妈祖信徒和遍布各地的妈祖庙宇，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妈祖文化氛围。首先是妈祖神灵能够迎合本地的民俗文化。尔后，本地的民俗文化又借附着妈祖的种种美丽传说，形成天津自己独特的地方民俗。妈祖是女神，她不但具有神的博大胸怀，又有一般女性慈悲、善良、朴实的美德，于是，以妈祖为中心的地方民俗又形成不同于以其他神为主神的地方民俗。其次，信徒对妈祖的虔诚信仰，集中体现在每年三月二十三日诞辰节的庆祝活动上，这个活动在天津后来逐步发展为闻名各地的“皇会”。当日各地信徒都要在天后宫一带举行盛大庙会，这些庙会和当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形成独特的祭拜仪式，亦即妈祖民俗文化。妈祖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天津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发挥着其他说教无法达到的教化功能，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持续而稳定的影响。
随着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迅速转型，在20世纪初天津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情况已悄然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试图从全新的价值观的角度，采用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妈祖文化的价值观，尤其是在天津典型的表现形式“皇会”内在的经济功能重新进行解读和定位，并得出新的结论，这既充分反映出人们认识问题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必然对妈祖文化的社会地位形成明显的冲击和影响。
(三)文化整合的结果必然是创新，而文化的创新又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步伐，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历史上的天津文化发展历经许多阶段，其中清朝康雍乾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而这一阶段也正是天津经济水平发展，经济地位提高的重要时期。在此基础上，妈祖文化历经元明时期在津的发生、发展历程，已经达到繁荣阶段，突出表现为“皇会”举办的规模之大和影响范围之广上。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由于受到外来经济的影响和资本的注入，中国传统的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裂变，城市的经营模式由封闭的、保守的、自给自足的向开放型的、流通性的、世界性的方向转换，天津的经济近代化历程正是从此起步的。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加速增长，城市功能更加齐全，到20世纪初天津以其城市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而成为中国北方最繁华的近代化大都市。
随着天津经济近代化的进程，天津城市文化的转型也逐步完成，新的城市主流文化已经形成，新兴的文化市场不断完善。在这一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尝试用新盼方法论，来审视天津传统的妈祖文化，对其功能重新定位，因此妈祖文化在天津城市生活中的作用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晚清政府、天津的地方当局，以及热衷于皇会的士绅，出于各自的目的，采取非常的手段，甚至将每年皇会活动日期不仅订在妈祖的诞辰日(农历三月二十三)外，又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慈禧太后的生日(农历十月初十)下令举办皇会，并采取种种措施来聚敛人气，试图重新振兴这一活动，但实际效果不彰。因此，可以说天津妈祖信仰引发的经济、文娱行为的吸引力最终超越了宗教吸引力，崇拜神灵的宗教目的被喧闹的经济、文娱活动所遮蔽、替代；而当城市发展使人们对皇会所带来的经济、文娱活动需求降低，再逢时局动荡、经济环境萧条导致其衰落、停止，对祭祀妈祖的热情降温。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而高品位的文化形态反过来又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进人民国时期后，天津的经济发展步伐是巨大的，逐步成为中国北方的最大经济中心。经济的腾飞使人们的就业格局、物质生活、思想观念、消费理念等都受到很大冲击，经济的发展促使天津城市社会生活面貌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天津城市文化的品位进一步得到提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涵之一的妈祖文化的地位，已经处于一蹶不振的境地。其间尽管在1924年和1936年在天津曾经相继举办“皇会”等酬神活动，但由于“其意义已由宗教的而变为政治的了”，效果自然不佳。
妈祖崇拜在天津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天津城市化的进程是息息相关的，并随着天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而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历经一个起源、传播、发展和衰落的过程。
妈祖文化作为天津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始于元代。那时在天津地区设立了海津镇，天津城市随之崛起，并进入漕运时代。历经天津城市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及元、明、清各朝皇帝对妈祖的多次敕封，至清朝中期妈祖已经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转变，妈祖文化也随之而逐步成为天津传统的城市文化，并达到其鼎盛时期。1860年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天津被辟为商埠，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城市社会逐步转型。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城市经济功能的改变，文化转型的开始，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扭转，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妈祖文化在天津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定位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妈祖文化逐步被赋予新的内涵，人们把生活中的一切希望和祈求，包括生儿育女，发财致富．消灾祛病，一切的愿望都寄托在妈祖的身上。妈祖俨然就变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民间偶像，成为一个护佑黎民百姓法力无边的神灵。同时，由于受到天津城市文化转型较为缓慢的宏观环境影响，妈祖文化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仍对城市生活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直到上世纪初。
[作者简介]方广岭(1963-)，男，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倪金荣]
孔子的“游艺”与庄子的“游心”
孔子“游于艺”的“艺”有文化的涵义，与西方Culture一词意义相近。“游于艺”是孔子政治失意后所采取的一种生活和心多安顿方式，也是后世失意者医治心灵痛苦的屡试不爽的良药和文化艺术得以产生、兴盛的动力之一。孔子的“游于艺”是朝着超越世俗、恢复自我天性发展；庄子的“游心”则要求进一步摆脱一切世俗的、功利的、工具的羁绊．完全返回到人的本性，使心灵更为开放、更为广阔、更为纯净，更适合想象的自由驰骋和人格的自我张扬。尽管庄子否定孔子所念念不忘的礼乐文化，但他的“逍遥游”从来都不是脱离实有而游于虚无，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升华过程。在哲学层面上，他“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人性层面上他要求“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在艺术层面上他讲“道进于技”，“以天合天”。这些都与孔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兼容会通而不互相抵触。因而，庄子的“游心”实际上是孔子“游艺”的逻辑展开，这也是后世“游艺”者往往徘徊于孔、庄之间的根本原因。
(摘自《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作者李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