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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是服役近6年的“辽宁”号，还有一艘是已经处于海试阶段的国产航母。近来，一张中国双航母同框的照片，在社交平台疯传。寻找这张照片的源头，来自于今年5月27日的大连造船厂。在先后完成既定的训练与海试任务后，中国的两艘航母首次出现“同框合影”的历史性瞬间。
7月13日，上海吳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开始试运营。当天迎来了“盛世公主”号、“诺唯真喜悦”号、“地中海辉煌”号等3艘大型邮轮靠泊，接待出入境游客量达到空前的2.1万人次——这是中国邮轮母港历史上首次出入境游客超过2万人次。而这一纪录即将被刷新，原因是随着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完工，如今其已形成“四船同靠”、年接靠国际邮轮800-1000艘次的运营能力，今后客运量有望超越“世界邮轮之都”美国迈阿密。
航母研发，不仅仅在于增强国防实力，更是能够提升国家的海洋科研能力；邮轮码头吞吐量的提升，也不仅在于发展海洋经济一方面，包括邮轮港建设、邮轮建造等，亦在提升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
向海而生，向海图强，本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14世纪以来，明清两代长期实施海禁，使得中华海洋文明萎缩到不堪的地步。曾经拥有海上最强大编队——郑和船队的中华民族，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前夜，错失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如今的中国，再一次面临历史的机遇，甚至，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当然，机遇也总是与挑战并存……
“孟席斯先生是云南大学的老朋友，他于2003年访问云南大学，作了题为《1421郑和发现了美洲》的精彩演讲，并多次到访郑和的家乡昆明晋宁。云南大学将会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并借助这些珍贵资料进一步做好郑和研究。”不久前，云南大学副校长杨泽宇对彦·赫德森（Ian Hudson）如是说。
从英国远道而来的赫德森，这次是代表年过八旬的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向云南大学捐赠81册图书和3万页研究资料。
2002年，在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学术发布会上，孟席斯宣布：“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加文·孟席斯为了这个观点研究了14年，足迹遍及120个国家，访问了90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将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一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并顶着西方人的压力出版了这部书。
尽管孟席斯的观点至今不为主流学界所承认——无论中外，主流学界依然认为，发现美洲的是意大利人哥伦布，首次进行环球航行的是接受西班牙国王指令行动的葡萄牙人麦哲伦，其于1519年至1521年完成了壮举。但有一点不容否认——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无论宝船的单体规模，还是编队规模，都比哥伦布、麦哲伦的船队要大，而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要比哥伦布更早。
据称郑和宝船单体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郑和宝船尽管体量巨大，但因为构造的原因，无法跨越大洋。换言之，郑和宝船是以靠近海岸线的航线到达非洲西海岸的。但无论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线是否重复、是否沿着固定的航线行进、是否是环球航行，在著名海权战略学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倪乐雄看来，郑和舰队的使命，在于把和平与友谊带到了世界各地。很可惜，随着政府实行海禁，中国的远洋舰队终于付诸东流。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在此之前，当年的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确立为“中国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
而就在郑和七下西洋以后，在宝船被废以后，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从1492年到1502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哥伦布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
纵然哥伦布的船队不过是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比之郑和宝船颇有捉襟见肘之态，甚至他带着给印度君主与中国皇帝的书信，却将美洲误认为印度，但哥伦布确实踏上了美洲大陆。加之一代又一代欧洲航海家的远行，让欧罗巴的航海文明持续不绝。哥伦布不仅自己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航海家，更为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未来数百年数之不尽的财富，乃至开启了诸多西方强国的国运。
斯人已逝，郑和早已不会说话。即便在如今的东南亚马六甲一代残存着三保太监的遗迹，但后世各国的发展，早已为郑和、哥伦布、麦哲伦们做了最好的诠释。
海禁并非始自明代。早在比之更早的元朝，即曾出现过“禁商下海”的命令，并曾罢废过市舶机构。但总体上说，元朝朝廷旨在利用时松时紧的海外贸易政策，加强对商人的控制。而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清两代的海禁是长期的，导致的后果就是闭关锁国。
1493年，是明弘治六年。当哥伦布在加勒比地区折冲之际，地球的另一边，巡按山东御史李善请筑辽东边墙。警觉的大明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未来的边患。一百多年后，努尔哈赤从辽东起兵，颠覆了大明，即便大明拥有从澳门葡萄牙人那边山寨而来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抵挡满洲骑兵的进攻。
很难说16世纪中叶的中国统治者，是否能感受到西方已经船坚炮利了。起码，在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是知道在西方有一个别样的世界的。1582年8月7日，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港。之后他在华南传教，直到16年后终于到达北京。
如果这时的中国，哪怕张一张朦胧的睡眼，与世界多多交流，甚至更多追问这些西方人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或许，就会改变世界未来数百年的走向。
7月13日，上海吳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开始试运营。当天迎来了“盛世公主”号、“诺唯真喜悦”号、“地中海辉煌”号等3艘大型邮轮靠泊，接待出入境游客量达到空前的2.1万人次——这是中国邮轮母港历史上首次出入境游客超过2万人次。而这一纪录即将被刷新，原因是随着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完工，如今其已形成“四船同靠”、年接靠国际邮轮800-1000艘次的运营能力，今后客运量有望超越“世界邮轮之都”美国迈阿密。
航母研发，不仅仅在于增强国防实力，更是能够提升国家的海洋科研能力；邮轮码头吞吐量的提升，也不仅在于发展海洋经济一方面，包括邮轮港建设、邮轮建造等，亦在提升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
向海而生，向海图强，本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14世纪以来，明清两代长期实施海禁，使得中华海洋文明萎缩到不堪的地步。曾经拥有海上最强大编队——郑和船队的中华民族，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前夜，错失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如今的中国，再一次面临历史的机遇，甚至，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当然，机遇也总是与挑战并存……
大明郑和曾经的辉煌
“孟席斯先生是云南大学的老朋友，他于2003年访问云南大学，作了题为《1421郑和发现了美洲》的精彩演讲，并多次到访郑和的家乡昆明晋宁。云南大学将会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并借助这些珍贵资料进一步做好郑和研究。”不久前，云南大学副校长杨泽宇对彦·赫德森（Ian Hudson）如是说。
从英国远道而来的赫德森，这次是代表年过八旬的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向云南大学捐赠81册图书和3万页研究资料。
2002年，在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学术发布会上，孟席斯宣布：“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加文·孟席斯为了这个观点研究了14年，足迹遍及120个国家，访问了90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将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一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并顶着西方人的压力出版了这部书。
尽管孟席斯的观点至今不为主流学界所承认——无论中外，主流学界依然认为，发现美洲的是意大利人哥伦布，首次进行环球航行的是接受西班牙国王指令行动的葡萄牙人麦哲伦，其于1519年至1521年完成了壮举。但有一点不容否认——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无论宝船的单体规模，还是编队规模，都比哥伦布、麦哲伦的船队要大，而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要比哥伦布更早。
据称郑和宝船单体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郑和宝船尽管体量巨大，但因为构造的原因，无法跨越大洋。换言之，郑和宝船是以靠近海岸线的航线到达非洲西海岸的。但无论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线是否重复、是否沿着固定的航线行进、是否是环球航行，在著名海权战略学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倪乐雄看来，郑和舰队的使命，在于把和平与友谊带到了世界各地。很可惜，随着政府实行海禁，中国的远洋舰队终于付诸东流。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在此之前，当年的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确立为“中国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
而就在郑和七下西洋以后，在宝船被废以后，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从1492年到1502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哥伦布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
纵然哥伦布的船队不过是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比之郑和宝船颇有捉襟见肘之态，甚至他带着给印度君主与中国皇帝的书信，却将美洲误认为印度，但哥伦布确实踏上了美洲大陆。加之一代又一代欧洲航海家的远行，让欧罗巴的航海文明持续不绝。哥伦布不仅自己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航海家，更为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未来数百年数之不尽的财富，乃至开启了诸多西方强国的国运。
斯人已逝，郑和早已不会说话。即便在如今的东南亚马六甲一代残存着三保太监的遗迹，但后世各国的发展，早已为郑和、哥伦布、麦哲伦们做了最好的诠释。
错失航海大时代的代价
海禁并非始自明代。早在比之更早的元朝，即曾出现过“禁商下海”的命令，并曾罢废过市舶机构。但总体上说，元朝朝廷旨在利用时松时紧的海外贸易政策，加强对商人的控制。而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清两代的海禁是长期的，导致的后果就是闭关锁国。
1493年，是明弘治六年。当哥伦布在加勒比地区折冲之际，地球的另一边，巡按山东御史李善请筑辽东边墙。警觉的大明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未来的边患。一百多年后，努尔哈赤从辽东起兵，颠覆了大明，即便大明拥有从澳门葡萄牙人那边山寨而来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抵挡满洲骑兵的进攻。
很难说16世纪中叶的中国统治者，是否能感受到西方已经船坚炮利了。起码，在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是知道在西方有一个别样的世界的。1582年8月7日，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港。之后他在华南传教，直到16年后终于到达北京。
如果这时的中国，哪怕张一张朦胧的睡眼，与世界多多交流，甚至更多追问这些西方人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或许，就会改变世界未来数百年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