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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GDP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在分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果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既遇到了计划经济旧体制的约束，也遇到了资源能源短缺的约束和结构性失衡的约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市场化进程中的体制约束
1.过多的行政审批是体制约束的集中表现
建国之后历经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我国政府是大政府、强势政府、万能型政府，政府职能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特别是由官员行政审批来配置资源，严重背离了市场化法则，导致效率低下，损失浪费严重，形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项目。由于政府机构太大，部门太多，职能太宽，对经济干预太深，行政审批色彩太重，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自由度不高，市场化率低。因此，我们必须在市场化进程中重塑政府职能，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大企业的格局。政府应该从微观经济中撤出来，致力于宏观调控、制定法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公共产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致力于建设精干型、高效型、廉洁型、服务型的政府。只有政府退出微观经济，减少对经济的深度干预，才能让市场这只手在更大范围更好地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主副换位，建立新的体制，营造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的市场化程度。
2.产权制度改革久突不破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最后障碍
国企改革自1984年起步，到现在已历经了20多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两权分离、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两轮经营大承包和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等四步改革。通过其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改革是由浅入深的过程，现在进入深水区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实践证明，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产权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这是改革加多年得出的基本结论。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制，明晰了土地产权，激励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国有企业改革迟迟没有得到根本性突破，就在于国企产权难以分割，无法细化、量化到每个职工的头上，也就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目前，制约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想障碍还在于姓“公”姓“私”、姓“资”姓“社”以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现在，国企难以搞活，就是因为体制性障碍，特别是政府不放松对国企的管制，即使对股份制改革后的新企业仍然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干部，使得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法人治理结构，不是选举制、招聘制，却沿袭垂直任命制，这样就导致法人治理结构是假的，造成了新股份制企业的大面积假改制。现在，国企名义上改制面已达到80%-90%，但是搞活面不足40%，两者不匹配，反映出大面积假改制的严重后遗症。
3.我国的配套改革相对滞后
各项改革缺乏互动效应，也障碍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一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国有商业银行大面积呆死账，产权不清，机制不活，监管不严，导致当前大量携款外逃和挪用公款参与赌博等重大案件，使2005年成为国有商业银行腐败案件的高发期。二是我国的财政体制离市场甚远，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吃饭型、建设型财政的旧机制，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建设仍然在探索和徘徊之中，实际上没有大的突破。三是我国的税收体制改革也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的主税基仍然以国企为主，一方面加大了国企负担，另一方面造成了税基萎缩。今后，要把主税基以国企为主转到，以大量民营企业为主上来；税种仍然是沿袭发展中国家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种为主，今后，应该适应市场化的要求，转移到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上来，发挥税收和财政政策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节中的作用，遏制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四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改革也严重滞后，保障面小，宽度不够，深度不足，密度也不强。由于缺乏社保机制为企业兜底，为社会构筑安全网，使得国企改革成本太大，市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五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相对滞后，例如，加快民主化进程、建立分权制约的权力体系，改变上下垂直的干部任命制等，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敏感问题。近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不快，进展不大，严重制约了经济体制的深层改革。
回顾我国改革的多年实践，我们清醒地看到：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体制，必须抓住这些关节点的问题，寻求新的突破，打好最后的攻坚战。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
我国是资源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按13亿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是世界上的贫国。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近些年来经济快发展高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的，这样越发凸显了我国资源短缺问题。不难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是靠生产要素总量的扩张，靠对资源能源的高度依赖和消耗而换来的高增长。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其能源消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而我国的人均资源并不富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我国的可耕地面积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水资源是1／4，森林是1／7，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15%和42%。据专家预测，到2015年，我国的木材供销缺口达到11-15亿立方米。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和进口国，2003年石油消耗2.1亿吨，进口石油9000万吨，2004年进口石油1.1亿吨，今后还会逐步攀升。我国的煤炭生产2004年达到19.5亿吨，平均每人1.5吨。由于资源的短缺和大量进口，促使石油、钢铁、煤炭等大宗原料及其相关的几十种工业产品涨价，有可能成为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诱发点。用这么高的能源消耗支撑GDP增长，有喜也有忧，若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能源资源的消耗也随之增加，从长远看，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和硬约束。到2020年要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能源和资源供给保障存在很大困难。我们必须认识到，将来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能源危机，中国最大的进口是资源和能源的进口，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增强忧患意识，将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严重危机。其出路对策是：
1.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
针对资源短缺的现状，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尽快由过去的粗放型、外延式转为集约型和节约型，把对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使用变成全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样才能解决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源约束和能源短缺问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能源深度的利用，走出一条低污染、低能耗的集约型和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子，我国经济发展才能真正有希望有前途。
2.打科技牌，加大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深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必须从国情出发，加大科技研发，采用新技术加大资源开采和利用深度，相对增加能源的供给量，缓解资源上的供求矛盾。例如，我国已开发油田平均采收率为32%，如果全国已开发油田平均采收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石油可采储量1.8亿吨，相当于新探明一个5-6亿吨的大油田。我国矿产储量是煤多油少，如果在新技术研发上有突破，实施煤化深加工技术、“煤变油”技术等，会大大提高现有能源的开采利用潜力，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具有更为紧迫的重要意义。
3.调整外贸出口结构，推动产业替代升级
日本是世界上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二战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他们的经验对于资源和能源相对短缺的中国，特别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我国在今后进口大量资源和能源的同时，国内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由过去生产大量的低端制造业产品为主转向科技含量大的高端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推动外贸出口转型，由单一数量型转为质量效益型，由初加工的低端产品转向高科技含量的高端产品，实现我国资源能源进口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有机结合和相对统一，中国才有可能真正登上经济强国的平台。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要分别切准每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抓住症结点予以突破，这样才能认真解决市场化中的体制约束、工业化中的资源约束，带动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轨道。
（责任编辑：曾超）
▲▲一、市场化进程中的体制约束
1.过多的行政审批是体制约束的集中表现
建国之后历经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我国政府是大政府、强势政府、万能型政府，政府职能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特别是由官员行政审批来配置资源，严重背离了市场化法则，导致效率低下，损失浪费严重，形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项目。由于政府机构太大，部门太多，职能太宽，对经济干预太深，行政审批色彩太重，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自由度不高，市场化率低。因此，我们必须在市场化进程中重塑政府职能，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大企业的格局。政府应该从微观经济中撤出来，致力于宏观调控、制定法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公共产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致力于建设精干型、高效型、廉洁型、服务型的政府。只有政府退出微观经济，减少对经济的深度干预，才能让市场这只手在更大范围更好地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主副换位，建立新的体制，营造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的市场化程度。
2.产权制度改革久突不破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最后障碍
国企改革自1984年起步，到现在已历经了20多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两权分离、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两轮经营大承包和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等四步改革。通过其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改革是由浅入深的过程，现在进入深水区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实践证明，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产权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这是改革加多年得出的基本结论。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制，明晰了土地产权，激励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国有企业改革迟迟没有得到根本性突破，就在于国企产权难以分割，无法细化、量化到每个职工的头上，也就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目前，制约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想障碍还在于姓“公”姓“私”、姓“资”姓“社”以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现在，国企难以搞活，就是因为体制性障碍，特别是政府不放松对国企的管制，即使对股份制改革后的新企业仍然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干部，使得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法人治理结构，不是选举制、招聘制，却沿袭垂直任命制，这样就导致法人治理结构是假的，造成了新股份制企业的大面积假改制。现在，国企名义上改制面已达到80%-90%，但是搞活面不足40%，两者不匹配，反映出大面积假改制的严重后遗症。
3.我国的配套改革相对滞后
各项改革缺乏互动效应，也障碍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一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国有商业银行大面积呆死账，产权不清，机制不活，监管不严，导致当前大量携款外逃和挪用公款参与赌博等重大案件，使2005年成为国有商业银行腐败案件的高发期。二是我国的财政体制离市场甚远，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吃饭型、建设型财政的旧机制，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建设仍然在探索和徘徊之中，实际上没有大的突破。三是我国的税收体制改革也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的主税基仍然以国企为主，一方面加大了国企负担，另一方面造成了税基萎缩。今后，要把主税基以国企为主转到，以大量民营企业为主上来；税种仍然是沿袭发展中国家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种为主，今后，应该适应市场化的要求，转移到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上来，发挥税收和财政政策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节中的作用，遏制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四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改革也严重滞后，保障面小，宽度不够，深度不足，密度也不强。由于缺乏社保机制为企业兜底，为社会构筑安全网，使得国企改革成本太大，市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五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相对滞后，例如，加快民主化进程、建立分权制约的权力体系，改变上下垂直的干部任命制等，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敏感问题。近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不快，进展不大，严重制约了经济体制的深层改革。
回顾我国改革的多年实践，我们清醒地看到：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体制，必须抓住这些关节点的问题，寻求新的突破，打好最后的攻坚战。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
我国是资源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按13亿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是世界上的贫国。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近些年来经济快发展高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的，这样越发凸显了我国资源短缺问题。不难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是靠生产要素总量的扩张，靠对资源能源的高度依赖和消耗而换来的高增长。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其能源消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而我国的人均资源并不富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我国的可耕地面积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水资源是1／4，森林是1／7，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15%和42%。据专家预测，到2015年，我国的木材供销缺口达到11-15亿立方米。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和进口国，2003年石油消耗2.1亿吨，进口石油9000万吨，2004年进口石油1.1亿吨，今后还会逐步攀升。我国的煤炭生产2004年达到19.5亿吨，平均每人1.5吨。由于资源的短缺和大量进口，促使石油、钢铁、煤炭等大宗原料及其相关的几十种工业产品涨价，有可能成为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诱发点。用这么高的能源消耗支撑GDP增长，有喜也有忧，若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能源资源的消耗也随之增加，从长远看，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和硬约束。到2020年要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能源和资源供给保障存在很大困难。我们必须认识到，将来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能源危机，中国最大的进口是资源和能源的进口，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增强忧患意识，将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严重危机。其出路对策是：
1.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
针对资源短缺的现状，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尽快由过去的粗放型、外延式转为集约型和节约型，把对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使用变成全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样才能解决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源约束和能源短缺问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能源深度的利用，走出一条低污染、低能耗的集约型和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子，我国经济发展才能真正有希望有前途。
2.打科技牌，加大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深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必须从国情出发，加大科技研发，采用新技术加大资源开采和利用深度，相对增加能源的供给量，缓解资源上的供求矛盾。例如，我国已开发油田平均采收率为32%，如果全国已开发油田平均采收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石油可采储量1.8亿吨，相当于新探明一个5-6亿吨的大油田。我国矿产储量是煤多油少，如果在新技术研发上有突破，实施煤化深加工技术、“煤变油”技术等，会大大提高现有能源的开采利用潜力，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具有更为紧迫的重要意义。
3.调整外贸出口结构，推动产业替代升级
日本是世界上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二战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他们的经验对于资源和能源相对短缺的中国，特别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我国在今后进口大量资源和能源的同时，国内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由过去生产大量的低端制造业产品为主转向科技含量大的高端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推动外贸出口转型，由单一数量型转为质量效益型，由初加工的低端产品转向高科技含量的高端产品，实现我国资源能源进口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有机结合和相对统一，中国才有可能真正登上经济强国的平台。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要分别切准每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抓住症结点予以突破，这样才能认真解决市场化中的体制约束、工业化中的资源约束，带动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轨道。
（责任编辑：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