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4月17日对记者表示，中国将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因为中国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健全的公共财政，强有力的银行系统以及富有彈性的汇率体制，具备开放资本账户的条件。资本账户衡量公共及私人投资在一国的流入和流出，外国直接投资通常可自由流动，但对于来自金融市场的热钱，其流动受到管制。如果中国在几年后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兑换，允许外国投机客自由参与中国市场，这将意味着中国增长奇迹的终结。
　　华尔街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裁员，这已不是秘密。然而华尔街此后持续扩大不需太多人手的金融交易活动，从而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华尔街不再像很多中国公司一样认购美国社交媒体， 结构性金融产品，以及其他昙花一现的投资项目，后者曾使华尔街名誉扫地。
　　今天，依靠700万亿美元债务证券和衍生品，金融市场继续左右全球经济，而全球GDP总量仅为71万亿美元。
　　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是对美国纳税人时间、金钱的巨大浪费，并且将大家引入歧途。该法案承诺政府将永远不再出资帮助金融机构摆脱困境，并且约定大型金融机构必须准备好破产程序，当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时，就逐步缩减业务和资产。问题在于，法案未能阻止大型金融机构从美联储获得紧急援助，后者在严格意义上并非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而是维护大型金融机构利益的公司。作为处在最后一环的贷款机构，美联储拥有无止境发行货币的权利。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行使权利，提供了29万亿美元贷款来挽救濒临破产的摩根斯坦利和高盛。这些金融巨头从此知道，自己一旦有麻烦，美联储定会出手相救，因此永无破产之虞，也无需担心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条条框框。
　　这些美国金融巨头因此根本无意于谨慎行事，反而仗着自己是美国仅有的不会破产的私人公司，对参与任何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行为都报有浓厚兴趣。事实上，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尽管失业率居高不下，股市却连创新高。美国债券市场同样屡破纪录，因为投机客可以从美联储那里以几乎为零的利率借得钱来，转手买入收益率为2%的美国国债来获利。拿着从美联储白来的钱，投机客实际上可以通过投资金融市场上从商品期货到外国货币等各种产品轻松盈利。
　　因此，如果中国决定对来自金融公司的资金流开放其资金账户，中国将面临投机性资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涌入，因为美国投行2008年以前还没有美联储提供无限制的资金支持。西方金融机构上世纪80年代摧毁了拉美经济，90年代摧毁了亚洲经济。而乔治·索罗斯，一个单枪匹马的美国对冲基金投机商，靠做空英镑在1992年弄垮了英格兰银行并迫使英国放弃加入欧元区，而英国政府则花费数十亿来应对危机。
　　考虑到这些金融机构现在有美联储做靠山，火力较从前更足，认为中国可以经受西方投机资本不受限制的流出流入简直是痴心妄想。比起西方金融机构无穷无尽的资金，中国3万亿的外汇储备相形见绌，一天内就会被扫荡殆尽。而中国金融体系不够先进，不足以应付如此规模的金融战。一方面，西方公司创造了数千个金融衍生工具来交易，精通更多的技术和战略，还拥有制度基础来支持这些金融活动；另一方面，中国对这些西方公司能做什么缺乏足够认识，而且在这方面经验不足。换句话说，中国在金融市场上障碍重重。中国金融市场的复杂程度仅相当于美国1970年的水平。即使中国金融公司雇佣了很多华尔街老手，但与像JP摩根这样基础深厚的公司相比，还是难以望其项背。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家中国公司拥有类似美联储这样的资金支持。
　　易纲和其他中国官员可能认为，外汇流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外汇市场反映全球几十亿人的经济决策。作为曾在华尔街为数十亿美元规模对冲基金工作的交易员，我可以确定地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市场”不过是华尔街操盘手的代名词，这些人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再想想十几个华尔街操盘手一个小时会做出什么，这些人掌控的“市场”完全凌驾于其他人在外汇市场上的决策。
　　我同意中国需要进行一些金融改革，但中国领导人不应屈服于华尔街游说者敦促开放中国市场的压力，对中国加快改革进程的能力过于自信，不要让金融市场成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