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明，湖北秭归人，生于1962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河风尘》、《特务》；中篇小说集《重婚》，散文集《日暮乡关》等；在《十月》《当代》《钟山》《清明》《作品》《长江文艺》《芳草》等发表中短篇小说50余种，多部作品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精选》等刊物转载。曾获《当代》文学拉力赛“最佳”奖、《芳草》“最佳抒情奖”、湖北文学奖等。
　　周新民：韩老师，你好！我知道你最初在基层做行政工作，而且成绩还不错，有较大升迁空间。你为何最终放弃行政工作，调到省作协，一心一意从事文学创作年呢？这其中有何考量？
　　韩永明：简单说，是因为爱好。师范毕业分配到县教育局工作，当时就学着写诗，也在报刊上发表过。记得当时有一个《布谷鸟》的杂志，还参加过杂志举办的笔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调到县委宣传部门工作，便开始学写散文和小说。
　　在宣传部工作，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看书，比较容易接触到一些文艺杂志和文学名著，还比较容易接触到一些记者、作家。我和刘醒龙主编的认识，就是我在宣传部工作时。他带了一班人去一个地方开会，途经秭归，而我是宣传部的，被文联请过去接待。在认识刘醒龙主编以前，读过他的《凤凰琴》，感动得一塌糊涂，佩服得五体投地。想不到可以见到真人。这次认识后，就熟了。以后，他去秭归采风，我斗胆拿出一个中篇请他指点，他看过后，在宾馆房间里和我细细地谈，以后又把我推荐给《芳草》主编，参加《芳草》在蕲春举行的笔会。
　　周新民：我注意到你最初发表的主要是散文和报告文学，而从1997年开始，你开始主攻小说。你从散文、报告文学入手开始文学创作，一定有某种特定的机缘吧。
　　韩永明：这与在宣传部工作有关。宣传部要写的首先是新闻。每年还有考核，一年中，发了多少条消息等等。要写新闻，就要下去跑。跑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适合写作散文和报告文学的素材，也就开始试着写写。一次跟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农民春耕备耕情况。县委书记没带别人，乡镇也没人陪同，他带着我直接到农户家里，检查农民两段育秧的秧床，脱了鞋子帮着农民弄秧床，又和他们一起做苞谷营养钵，边劳动边向他们了解种子肥料的准备情况，购买价格等等，饿了就削生红薯吃。那时我刚到宣传部，很感动，本想写报道，可一些细节又用不上去，就干脆写成了散文，取了个名字叫《春阳》，寄给《西楚文学》，发表后，获了个二等奖。从那时起就开始写散文了。
　　我刚从事文学创作那段时间主要从事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写作，其机缘，那就是三峡。当时正是“三峡热”，三峡移民、三峡文化等等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于是，我也被这股“三峡热”所裹挟，开始写一些有关三峡文化、三峡民俗风情的散文，向报社投稿。采用率很高。因此，就一路写了下来。前几年，我把这些散文辑成一个集子，叫《日暮乡关》。三峡移民开始以后，我被安排与其他几位作家一起，采写三峡库区移民的报告文学。采访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移民，搜集到了一些素材。这对以后的小说创作也起到了一些作用。我写过一个小说叫《移民风波》，写的就是移民到安置点后如何生活，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上访，在政府静坐等等，其中使用的细节，很多都来源于写报告文学时的采访。
　　周新民：我想，“三峡热”的机缘不但促使你创作了与三峡有关的散文和报告文学。无形之中也锻造了你的小说的特性。我注意到你的小说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性。我这里所谈的时代性，并不是从社会学意义角度来谈的。而是指你的小说善于从时代变化的浪潮中观察人、人性以及变化，并以文学的方式加以表现。像《移民风波》从三峡移民这一时代性事件中找到话题，《爸爸》和留守儿童紧密相关，《桐花儿白，菜花儿黄》把目光对准留守女性。我以为，把笔触深入到时代的缝隙之中，是你创作的一大特色。
　　韩永明：我觉得好的文学应该关照时代、回应时代，表现时代精神。这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我们现在读到的经典，《红楼梦》也好，《金瓶梅》也好，还是“三言”“二拍”等等，其中的“时代性”恐怕正是其重要价值之一。这是其一。其二，我喜欢寻找那些富有时代特征的故事来构思作品，努力把笔力对准社会的“痛点”。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才“有效”。《移民风波》写的是一个寻找骗子的故事，为何要写一骗子？因为这个时代盛产骗子。故事中，被骗者最后被别人当成了骗子，真正的骗子却找不到了。当初写的题目就是《我要把你寻找》，编辑发稿时改成了《移民风波》。正如你提到的《爸爸》、《桐花儿白，菜花黄》也一样，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特殊的也是令人心痛的现象。我关注这种现象，除了有一个动机，像鲁迅先生所说，以“唤起疗救的注意”，还有一点，感觉这也是展示人性的舞台。曾写过一个短篇《洗脸》。是在饭桌上听到别人讲的一件事，说某某地方，一个村子里，近些年，留守老人非正常死亡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四十。为什么自杀？因为不能把食物弄到嘴里去了，不能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听了很震惊。中国文化是讲“善终”的，讲“慎终”的，这些老人，自然也知道自杀不能“托生”的流传的。他们为何选择这样一种告别人世的方式？因此，我写了《洗脸》这篇小说。老两口自杀前，想尽一切办法烧水洗脸，想干干净净地去另一个世界。
　　周新民：下面我想和你聊聊几篇文学作品。据我所知，《滑坡》源于一次报告文学的写作，你在采访中深受感染，从而萌发了这篇小说的创作。然而，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差异很大。报告文学更加关注“事”，小说更侧重“人”。根治生活，同时又能超越生活的纪实性，是你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我想问你的是，你是如何处理根治生活与艺术飞翔之间的关系的。
　　韩永明：2003年7月，秭归千将坪滑坡，造成十几人失踪（死亡）。我到现场进行采访，写了一个万把字的报告文学《天灾——秭归千將坪滑坡纪实》。2006年，我想将它写成小说。之所以想把报告文学“改写”成报告文学，是因为有一个细节一直不忘：一个老人在滑坡体对岸的小路上一直呼唤自己的儿子到天亮，这时他喉咙已经嘶哑了，发不出任何声音，可他仍然沿着河道上上下下，直到有人拉住他。以后，我脑子里常常出现这种呼叫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里：为什么滑坡前，干部深入到滑坡体上动员村民逃跑，而村民就是不跑。甚至警察鸣枪示警，干部去背都不走。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于信任危机：群众对干部不信任。想到这里时，我就想写小说了。我想写一个干部，如何重新建立起群众的信赖。于是就有了小说《滑坡》。作品发表后，有评论家说，孟华凌（《滑坡》主人公）这个形象，是这一年“小说创作的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