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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有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被后人尊为“诗圣”。杜诗在四川地区非常流行，而且不仅仅是流行在士大夫之间，其也被用于寺庙的签文之中。杜甫及杜诗不仅仅是在士大夫和主流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民间对杜甫其人其称号进行再创造也极为盛行。从“杜拾遗”到“杜十姨”，民间故事让杜甫的形象更加丰富和鲜活。民间通常被主流文学视作“俗”的东西，也以它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创造力，给杜甫的形象注入了新的内容，所以从中可以看到，主流文学与民间文学始终存在互动与互渗，共同形成了后世的文化样貌。
关键词：杜甫;民间文化;杜诗;杜甫草堂;杜十姨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他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人格高尚，其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他的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历代文人学者研究杜甫，大多集中在文学史的领域，赞叹其作为诗人的伟大。本文试从杜甫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出发，去探讨这位伟大的诗人，是如何超出文学史的范畴、在其他领域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一、以诗为签：杜诗流播与道教信仰
杜诗在四川地区非常流行，杜甫晚年曾在潼川（四川省天台县别称）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他的诗也成为行经此地的士大夫们共同的好尚。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潼川一众官吏同登香积山，并将属文刻石为念：
淳熙乙巳（1185）重阳，宰郭嗣□、尉陈德用、簿张居厚、邑□□子安白□之文书□□卿表弟范叔贤，讲熙宁登高故事于官阁。是日也，天与新霁，山川开明，□□□眺，日至俱胜。予喜造物□人复古之意，相与饮酒乐甚。倚丹枫，望翠壁，歌少陵之章。客曰：“此邑此地以杜诗为重。继自今把菊花枝，醉茱萸酒，百年传为胜赏，则又以士大夫为重。”盖不可不识也。于是乎书。[1]
杜甫的诗并不仅仅是流行在士大夫之间，其诗文也被用于寺庙的签文之中。据南宋诗人陆游《跋陆史君庙签》：
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依鹿门，刘表焉得取。
射洪史君庙，以杜诗为签，极灵。余自蜀被召东归，将行，求得此签。后十四年，乃决意不复仕宦，愧吾宗人多矣。绍熙辛亥十二月十日，山阴陆务观书。[2]
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对这段经历也曾有记载：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诗，多训戒语，后人取为签以占吉凶，极验。射洪陆史君以杜子美诗为签，亦验。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临行，遣僧则华往求签，得《遣兴》诗曰：“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依鹿门，刘表焉得取。”予读之惕然。顾迫贫从仕，又十有二年，负神之教多矣。[3]
上述引文提到陆游去抽签抽到杜诗的时间是淳熙戊戌春（即淳熙五年，1178），当时陆游从四川被召还朝、重新启用，临行前去庙里抽到了这个签。签上的这首《遣兴》是指杜甫的《遣兴·昔者庞德公》。诗中所提庞德公，字尚长，荆州襄阳人，东汉末年名士、隐士。他对诸葛亮、庞统等人早年影响较大，并得到诸葛亮的敬重。庞德公不愿屈身就职于城府，刘表便亲自去聘请庞德公，并对他说：“你保全了自己，为什么不保全天下呢？”庞德公笑着回答刘表：“鸿鹄在高林之上筑巢，龜鼋在深渊下面作穴，皆是为了晚上有栖息之地，人的取舍与行为举止也是为自己筑造巢穴，世间万物的忙碌都只为各自的归宿，天下并不是我所要保全的。”后遂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杜甫在前四句中叙述其事，后六句表明其心，他认为如若不能如孔明之救时，则当如庞公之高隐。
陆游抽到这首诗，可以解读为劝其“邦无道则隐”。然而陆游始终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即便在乱世抽到这样的签文，最终他还是决定还朝做官。不过后来陆游仕途一直不平顺，历经坎坷，他对政局也愈加失望。直到12年后陆游才决定彻底辞官，所以他最后说是自己辜负了神灵的教谕。由此可见，杜诗不仅广泛流传于士大夫之间，并且也早已渗透到了民间信仰之中，成为了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草堂游览：杜甫纪念与地方习俗
杜甫一生结交甚多，很多困窘的时刻也是依靠朋友们的帮助才得以平安度过。乾元二年（759）五月，高适任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同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在高适、严武等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风景优美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公元760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当时杜甫属辞官而来，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出售草药，生活所需绝大部分要靠朋友的慷慨解囊[4]。765年，高适、严武相继病逝，失去依靠的杜甫只得携家带口告别成都，两年后经三峡流落荆、湘等地。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倾毁不存。草堂对于杜甫来说，是生前的寄居之所。但是在杜甫死后，伴随着其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提高，草堂在历朝历代被不断修缮，直到成为了成都当地的文化地标。“人日游草堂”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动。“人日”为农历正月初七，此风俗的渊源要追溯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当时高适在蜀州（今四川崇庆县）任职刺史，他非常思念好友杜甫，便写了一首题为《人日寄杜二拾遗》的诗赠他：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高适是在人日思念自己的好朋友杜甫、并就人日生出万端感慨的，因此后世逐渐形成了“人日游草堂”的习俗来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其实不只是“人日”，在明代，草堂之游逐渐成为全蜀上下流行的风气。明代朝廷官员薛瑄，因事入蜀，到达成都没多久，就约了其他在蜀的京官一起到杜甫草堂游览，并且通过《游草堂记》记载了当时游草堂的文化盛况： 每岁时良辰胜日，蜀之衣冠士庶，与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游其地。人物车马，遝杂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为蜀中之胜迹。
由此可见，草堂已然成为了“衣冠士庶”与“戴白垂髫”共享的文化空间，每逢佳日竟至人满为患的程度，终成“蜀中之胜迹”。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蜀人，但凡朝中有地位的官员因公到蜀时，杜甫草堂都是他们一定要去的地方：
朝之缙绅大夫有事于蜀者，亦必至其地焉。
这个原本落魄诗人的栖身之所，在官员阶层访杜活动的推动之下，此时成为了连结朝野上下、政治意义与文化地位并重的场所。与民间活动的自发性特征不同，带有政治意义的草堂祀典，兴盛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阶层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尤其对于薛瑄这样的朝臣来讲，“入蜀必然访杜”这一行为选择本身便可作为此一时期杜甫草堂介入蜀地民俗、成为文化地标的最佳诠释。时至今日，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仍如期举行。各界人士齐聚草堂大雅堂前，祭拜先贤，缅怀诗圣，传承中华文脉精神，弘扬民族道德华章。由此可见，人们对杜甫故居的游览已成为历朝历代乃至今时今日的民间习俗。
三、从“拾遗”到“十姨”：
民间故事对杜甫的再创造
杜甫曾任左拾遗，因此也被称为“杜拾遗”。接下来我们从杜甫其人的角度，探讨他是如何在民间故事中被重新定义，从“杜拾遗”被改写为“杜十姨”的。这个故事最迟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南宋俞琰在《席上腐谈》中曾云：
温州有土地：杜拾姨无夫、五撮须相公无妇。州人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须，合为一庙。杜十姨为谁，乃杜拾遗也。五撮须为谁，乃伍子胥也。少陵有灵，必对子胥笑曰：尔尚有相公之称，我乃为十姨，岂不雌我耶？[5]
这段故事的大意是：温州有“杜拾（十）姨”“五撮须”两位土地，前者为寡妇，后者为鳏夫，于是当地人将二者置于一庙之中合祀。其中“杜十姨”的原型，正是唐代诗人、人称“杜拾遗”的杜甫，因“拾遗”与“十姨”读音相近，因而代代相讹。同理，“五撮须”则为战国时期吴国丞相“伍子胥”的音讹。这段看似荒诞的故事究竟确实存在、还是席间文人之间的杜撰游戏，现已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以“杜拾遗”为“杜十姨”的典故，从此在民间故事中变得活跃了起来。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二《焦山》篇中，就援引了这个南宋以来流传的戏谑故事：
饭饱睡足，新浴而出，走拜焦处士祠。见其轩冕黼黻，夫人列坐，陪臣四，女官四，羽葆云罕，俨然王者。盖土人奉为土谷，以王礼祀之。是犹以杜十姨配伍髭须，千古不能正其非。[6]
其中，张岱称“杜十姨配伍髭须，千古不能正其非”，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这一民间故事广泛而深刻的生命力。到了清代，“杜十姨”的故事不仅未见退场，反而更有拓展。乾隆年间，沈起凤在志怪小说集《谐铎》中，甚至将“十姨”从单一女性角色，描述为十个不同的女性形象。其书卷八《十姨庙》的开头即言：
十姨庙，在杜曲西，未知建于何代。芝楣桂栋，椒壁兰帷。中塑十女子，翠羽明铛，并皆殊色。
而后文中記载，正当这群女仙寂寞难耐之际，某书生误入庙中，与其逐一相戏，在被不断考试才学后洋相百出。其中对这十位女子的称呼即从“大姨”“二姨”一直顺次至“十姨”。故事最后，真正的“杜拾遗”终于显灵：
忽一人冠带而来，某（书生）乘机搁笑。十姨趋侍左右，某人据案而坐曰：“吾浣花溪杜拾遗也。自唐时庙祀于此，不意村俗无知，误拾遗为十姨，遂令巾帼流，纷纷鸠踞。犹以汝辈稍知风雅，故尔暂容庑下，乃引逗白腹儿郎，以粪土污我墙壁。自今以后，速避三舍。勿谓杜家白柄长，不锐于平章剑也。”……后士人尽毁女像，仍祀杜拾遗于庙。
由此可见，杜甫及杜诗不仅仅是在士大夫和主流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民间对杜甫其人其称号进行再创造也极为盛行。从“杜拾遗”到“杜十姨”，民间故事让杜甫的形象更加丰富和鲜活起来。
四、结语
本文从三个不同的层面，选择了三个要点，分析了杜甫其人、其作、其地所呈现出的不同于传统文学史的新面相。其中特别想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作为主流文学体裁的诗，特别是其中最高地位的杜诗，除了是文坛祖述的典范之外，同时也渗入到了民间信仰、习俗乃至文化生活中。另一方面，民间通常被主流文学视作“俗”的东西，也以它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创造力，给杜甫的形象注入了新的内容。所以从中可以看到，主流文学与民间文学始终存在互动与互渗，共同形成了后世的文化样貌。
参考文献：
[1]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M].成都：巴蜀书社，2004：200.
[2]陆游.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221.
[3]陆游.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18.
[4]屈小强.“人日游草堂”风俗考[J].四川文物，1990（2）：60-65.
[5]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4：991.
[6]张岱.徐建华，李楠，校注.陶庵梦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38.
作者简介：张晓倩，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杜甫;民间文化;杜诗;杜甫草堂;杜十姨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他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人格高尚，其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他的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历代文人学者研究杜甫，大多集中在文学史的领域，赞叹其作为诗人的伟大。本文试从杜甫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出发，去探讨这位伟大的诗人，是如何超出文学史的范畴、在其他领域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一、以诗为签：杜诗流播与道教信仰
杜诗在四川地区非常流行，杜甫晚年曾在潼川（四川省天台县别称）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他的诗也成为行经此地的士大夫们共同的好尚。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潼川一众官吏同登香积山，并将属文刻石为念：
淳熙乙巳（1185）重阳，宰郭嗣□、尉陈德用、簿张居厚、邑□□子安白□之文书□□卿表弟范叔贤，讲熙宁登高故事于官阁。是日也，天与新霁，山川开明，□□□眺，日至俱胜。予喜造物□人复古之意，相与饮酒乐甚。倚丹枫，望翠壁，歌少陵之章。客曰：“此邑此地以杜诗为重。继自今把菊花枝，醉茱萸酒，百年传为胜赏，则又以士大夫为重。”盖不可不识也。于是乎书。[1]
杜甫的诗并不仅仅是流行在士大夫之间，其诗文也被用于寺庙的签文之中。据南宋诗人陆游《跋陆史君庙签》：
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依鹿门，刘表焉得取。
射洪史君庙，以杜诗为签，极灵。余自蜀被召东归，将行，求得此签。后十四年，乃决意不复仕宦，愧吾宗人多矣。绍熙辛亥十二月十日，山阴陆务观书。[2]
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对这段经历也曾有记载：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诗，多训戒语，后人取为签以占吉凶，极验。射洪陆史君以杜子美诗为签，亦验。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临行，遣僧则华往求签，得《遣兴》诗曰：“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依鹿门，刘表焉得取。”予读之惕然。顾迫贫从仕，又十有二年，负神之教多矣。[3]
上述引文提到陆游去抽签抽到杜诗的时间是淳熙戊戌春（即淳熙五年，1178），当时陆游从四川被召还朝、重新启用，临行前去庙里抽到了这个签。签上的这首《遣兴》是指杜甫的《遣兴·昔者庞德公》。诗中所提庞德公，字尚长，荆州襄阳人，东汉末年名士、隐士。他对诸葛亮、庞统等人早年影响较大，并得到诸葛亮的敬重。庞德公不愿屈身就职于城府，刘表便亲自去聘请庞德公，并对他说：“你保全了自己，为什么不保全天下呢？”庞德公笑着回答刘表：“鸿鹄在高林之上筑巢，龜鼋在深渊下面作穴，皆是为了晚上有栖息之地，人的取舍与行为举止也是为自己筑造巢穴，世间万物的忙碌都只为各自的归宿，天下并不是我所要保全的。”后遂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杜甫在前四句中叙述其事，后六句表明其心，他认为如若不能如孔明之救时，则当如庞公之高隐。
陆游抽到这首诗，可以解读为劝其“邦无道则隐”。然而陆游始终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即便在乱世抽到这样的签文，最终他还是决定还朝做官。不过后来陆游仕途一直不平顺，历经坎坷，他对政局也愈加失望。直到12年后陆游才决定彻底辞官，所以他最后说是自己辜负了神灵的教谕。由此可见，杜诗不仅广泛流传于士大夫之间，并且也早已渗透到了民间信仰之中，成为了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草堂游览：杜甫纪念与地方习俗
杜甫一生结交甚多，很多困窘的时刻也是依靠朋友们的帮助才得以平安度过。乾元二年（759）五月，高适任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同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在高适、严武等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风景优美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公元760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当时杜甫属辞官而来，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出售草药，生活所需绝大部分要靠朋友的慷慨解囊[4]。765年，高适、严武相继病逝，失去依靠的杜甫只得携家带口告别成都，两年后经三峡流落荆、湘等地。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倾毁不存。草堂对于杜甫来说，是生前的寄居之所。但是在杜甫死后，伴随着其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提高，草堂在历朝历代被不断修缮，直到成为了成都当地的文化地标。“人日游草堂”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动。“人日”为农历正月初七，此风俗的渊源要追溯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当时高适在蜀州（今四川崇庆县）任职刺史，他非常思念好友杜甫，便写了一首题为《人日寄杜二拾遗》的诗赠他：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高适是在人日思念自己的好朋友杜甫、并就人日生出万端感慨的，因此后世逐渐形成了“人日游草堂”的习俗来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其实不只是“人日”，在明代，草堂之游逐渐成为全蜀上下流行的风气。明代朝廷官员薛瑄，因事入蜀，到达成都没多久，就约了其他在蜀的京官一起到杜甫草堂游览，并且通过《游草堂记》记载了当时游草堂的文化盛况： 每岁时良辰胜日，蜀之衣冠士庶，与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游其地。人物车马，遝杂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为蜀中之胜迹。
由此可见，草堂已然成为了“衣冠士庶”与“戴白垂髫”共享的文化空间，每逢佳日竟至人满为患的程度，终成“蜀中之胜迹”。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蜀人，但凡朝中有地位的官员因公到蜀时，杜甫草堂都是他们一定要去的地方：
朝之缙绅大夫有事于蜀者，亦必至其地焉。
这个原本落魄诗人的栖身之所，在官员阶层访杜活动的推动之下，此时成为了连结朝野上下、政治意义与文化地位并重的场所。与民间活动的自发性特征不同，带有政治意义的草堂祀典，兴盛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阶层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尤其对于薛瑄这样的朝臣来讲，“入蜀必然访杜”这一行为选择本身便可作为此一时期杜甫草堂介入蜀地民俗、成为文化地标的最佳诠释。时至今日，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仍如期举行。各界人士齐聚草堂大雅堂前，祭拜先贤，缅怀诗圣，传承中华文脉精神，弘扬民族道德华章。由此可见，人们对杜甫故居的游览已成为历朝历代乃至今时今日的民间习俗。
三、从“拾遗”到“十姨”：
民间故事对杜甫的再创造
杜甫曾任左拾遗，因此也被称为“杜拾遗”。接下来我们从杜甫其人的角度，探讨他是如何在民间故事中被重新定义，从“杜拾遗”被改写为“杜十姨”的。这个故事最迟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南宋俞琰在《席上腐谈》中曾云：
温州有土地：杜拾姨无夫、五撮须相公无妇。州人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须，合为一庙。杜十姨为谁，乃杜拾遗也。五撮须为谁，乃伍子胥也。少陵有灵，必对子胥笑曰：尔尚有相公之称，我乃为十姨，岂不雌我耶？[5]
这段故事的大意是：温州有“杜拾（十）姨”“五撮须”两位土地，前者为寡妇，后者为鳏夫，于是当地人将二者置于一庙之中合祀。其中“杜十姨”的原型，正是唐代诗人、人称“杜拾遗”的杜甫，因“拾遗”与“十姨”读音相近，因而代代相讹。同理，“五撮须”则为战国时期吴国丞相“伍子胥”的音讹。这段看似荒诞的故事究竟确实存在、还是席间文人之间的杜撰游戏，现已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以“杜拾遗”为“杜十姨”的典故，从此在民间故事中变得活跃了起来。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二《焦山》篇中，就援引了这个南宋以来流传的戏谑故事：
饭饱睡足，新浴而出，走拜焦处士祠。见其轩冕黼黻，夫人列坐，陪臣四，女官四，羽葆云罕，俨然王者。盖土人奉为土谷，以王礼祀之。是犹以杜十姨配伍髭须，千古不能正其非。[6]
其中，张岱称“杜十姨配伍髭须，千古不能正其非”，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这一民间故事广泛而深刻的生命力。到了清代，“杜十姨”的故事不仅未见退场，反而更有拓展。乾隆年间，沈起凤在志怪小说集《谐铎》中，甚至将“十姨”从单一女性角色，描述为十个不同的女性形象。其书卷八《十姨庙》的开头即言：
十姨庙，在杜曲西，未知建于何代。芝楣桂栋，椒壁兰帷。中塑十女子，翠羽明铛，并皆殊色。
而后文中記载，正当这群女仙寂寞难耐之际，某书生误入庙中，与其逐一相戏，在被不断考试才学后洋相百出。其中对这十位女子的称呼即从“大姨”“二姨”一直顺次至“十姨”。故事最后，真正的“杜拾遗”终于显灵：
忽一人冠带而来，某（书生）乘机搁笑。十姨趋侍左右，某人据案而坐曰：“吾浣花溪杜拾遗也。自唐时庙祀于此，不意村俗无知，误拾遗为十姨，遂令巾帼流，纷纷鸠踞。犹以汝辈稍知风雅，故尔暂容庑下，乃引逗白腹儿郎，以粪土污我墙壁。自今以后，速避三舍。勿谓杜家白柄长，不锐于平章剑也。”……后士人尽毁女像，仍祀杜拾遗于庙。
由此可见，杜甫及杜诗不仅仅是在士大夫和主流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民间对杜甫其人其称号进行再创造也极为盛行。从“杜拾遗”到“杜十姨”，民间故事让杜甫的形象更加丰富和鲜活起来。
四、结语
本文从三个不同的层面，选择了三个要点，分析了杜甫其人、其作、其地所呈现出的不同于传统文学史的新面相。其中特别想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作为主流文学体裁的诗，特别是其中最高地位的杜诗，除了是文坛祖述的典范之外，同时也渗入到了民间信仰、习俗乃至文化生活中。另一方面，民间通常被主流文学视作“俗”的东西，也以它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创造力，给杜甫的形象注入了新的内容。所以从中可以看到，主流文学与民间文学始终存在互动与互渗，共同形成了后世的文化样貌。
参考文献：
[1]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M].成都：巴蜀书社，2004：200.
[2]陆游.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221.
[3]陆游.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18.
[4]屈小强.“人日游草堂”风俗考[J].四川文物，1990（2）：60-65.
[5]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4：991.
[6]张岱.徐建华，李楠，校注.陶庵梦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38.
作者简介：张晓倩，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