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标准之争绝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还是市场决定、技术最优还是制度最优的问题。
　　技术标准是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自工业革命以来，建立在计量、质量和产品规格的标准化之上的大规模生产构成了现代物质文明的重要基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简称ICT）的发展，使网络产业领域的技术标准问题充分凸现出来，而技术标准体系的形成和确立却往往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经济政治过程，这便是ICT领域内技术标准与公共政策和企业战略形成复杂互动格局的原因。
　　虽然在铁路、电力等网络产业中也存在系统标准竞争的众多案例，但ICT领域中标准的重要性尤为突出。特别是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中的系统标准同时包含了知识产权问题，系统的标准常常不再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更多地变成了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和私有物品(private goods)。
　　系统的标准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专有或部分专有的，这往往会决定一个产业领域的发展步伐和一个企业的成长空间，也会对一国福利水平发生重大影响。掌握了标准或在标准中拥有基本专利技术的企业就会获得赢家通吃的机会，而开放的系统往往能够提供更多的竞争机会。ICT领域中的标准形成，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事实上的行业标准，也可以通过正式的标准组织以一定的公开程序产生。因为标准能够影响产业的竞争态势、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企业和公共组织的行为绩效，这就是各国企业和政府积极参与标准竞争的动机。而公共政策的制定，除了在研究开发上的投资外，还面临诸多两难，如专利技术保护与公共标准的冲突、竞争性市场与创新产品的关系、设备商与运营商的利益协调等。
　　系统性标准的建立是系统性创新的结果，它要求提出者对一个技术系统的整体结构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其困难程度比单独的技术创新要高很多。中国大唐电信提出的TD－SCDMA系统，和方正连宇的TD-LAS标准系统，都是基于TDD，在非对称传输技术上具有优势，特别适合数据传输。这一技术优势随着数据业务不断增加而日益明显。大唐和连宇公司能够开发出全套的移动通信技术系统，标志着中国企业在移动通信系统技术上的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同时，中兴、华为等企业在开发CDMA2000和WCDMA系统方面也具备了充分的实力。中国企业能否充分利用国内庞大的移动通信市场这一战略资源，依靠正在蓬勃崛起的电信设备制造产业群体，推动中国ICT产业的大发展，取决于企业界和政府间的密切合作与良性互动。在经济全球化、国内竞争国际化和国内企业多元化的新格局下，ICT领域关于标准和制式的竞争过程变得异常复杂。企业、国际标准化组织、各种标准化联盟、各国政府等都是标准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其利益格局随时都发生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ICT领域中关于3G的标准之争，从一开始就不只是ICT产业中某个技术部门所关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府政策部门所关心的问题。考察世界各国政府和大型跨国企业围绕包括3G标准在内的移动通信技术系统标准竞争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和企业战略，我们不难发现，3G标准之争绝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还是市场决定、技术最优还是制度最优的问题。在关系未来的多媒体移动通信系统的标准时，在企业间所演绎的合纵连横中，各利益集团、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清晰可见。欧盟在20世纪最后的15年中，在各成员国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中大力推进GSM系统标准，并在系统技术成熟之前就为GSM预留频谱，引导运营商和设备商对GSM系统的预期，终于使GSM成为全欧洲的移动通信标准，并成为全世界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主流标准，培养了诺基亚、爱立信等一批成功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和Vodafone等电信运营商。美国在失去2G领域的领先位置后，对可能影响3G标准发展走向的美国高通公司的CDMA系统标准倾力支持。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中，中国接受和采用CDMA一直是美国政府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同样失去了为2G建立全球标准的机会，所以在3G技术中积极在W-CDMA标准的形成中产生影响。
　　中国目前的格局是，庞大的GSM用户群为系统技术向WCDMA和TD-SCDMA演化奠定了基础，而窄带CDMA的发展为CDMA2000建立客户群和网络依赖，中国3G标准的演进本身就展示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包括中国的TD－SCDMA、LAS－CDMA可能的进入在内，这为中国在未来选择3G标准时留下较大的谈判空间。而依靠政府的力量建立技术标准并不是违反市场规则的行为。政府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本国的长远福利、技术能力、避免市场失灵等，都是标准选择中的合理行为。公共政策的目标是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社会福利，但在一个非完全开放和非完全竞争的世界，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必须具备的战略行动能力的前提，而3G技术的发展正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但在内外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政府如何处理如此复杂、影响如此巨大的公共政策，并同本土企业达到良性互动，这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都将是一次非常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