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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简介
1917年
出生
1932年
进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
1938年
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到文艺界抗敌协会,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
1945年
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标
1950年
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
1955年
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
1957年
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
1981年
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后离休
1999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仃欣然复出,担任美术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
2010年2月21日
因肾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4岁
2010年2月21日上午10时,张仃先生驾鹤西归,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一位标志性的人物谢幕。
尽管五个月来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觉得恍惚,一个我追随了23年的可爱的老头,真的就不在了吗?难道以后我去门头沟他的“大鸟窝”看他,那张帆布摇椅上就真的空无一人了吗?任由我们随意聊天,那个兀自翻着《书法大字典》的老头真的再也不会突然抬头冷不丁说一句:“鲁湘你今年多大了?”
一 焦墨缘
张仃先生长我40岁,认识他是在1987年夏天,先生正在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办焦墨写生山水画展。我刚从北大分配到首都师大工作,一路之隔,便常去看展。先生和夫人灰娃临时住在研究院的小青砖楼里,于是相识。
先生皓发银髭,不怒而威,声名早就如雷贯耳。交谈中我不免有些诚惶诚恐。他非常认真地听我谈了观感,随即点燃烟斗,话题一转,向我问起有关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知识,这让我大感意外。我在北大读书时翻译过有关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文章,专业上不生疏,于是精神放松,侃侃而谈,不觉已到掌灯,先生一直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叭嗒几下烟斗。
我当时吃惊的是年岁这么大的老艺术家怎么会对弗洛依德学说感兴趣,并为老人的好学和不耻下问而感动。几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有批评家认为他的焦墨山水画是一种深度生命焦虑的宣泄。当我深入到张先生焦墨山水创作的原点时,我确实震惊了。
那是1974年深秋,已被扫地出京的张仃先生和前妻陈布文先生回京养病,托学生在西山卧佛寺旁的樱桃沟找到一间废弃的农舍,草草收拾一下就住下了。这一年先生57岁,胡须头发全白,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一个一辈子同色彩打交道的画家,却开始厌恶颜色,尤其见红就晕。家人不得已,连床单被罩都统统翻过来。终日枯坐无事,就把随身携带的一本巴掌大小的册页拿出来翻翻,那是1954年江南写生回京,在荣宝斋买的黄宾虹焦墨写生山水册,“文革”造反派抄家时,藏在身上躲过一劫。就这么翻着看着读着,忽焉心有所动,向村里学童借来笔砚纸墨,起身向萧瑟秋林走去,越走越深,直至西山深处。
一张张浅黄色的元书纸上,香山的古寺、断桥,樱桃沟的山石、流泉,镶红旗的村落、农舍,一一落诸焦墨。其中一张速写上题着:“记于11月7日六级大风中。”摧枯拉朽,林木震荡,天寒地冻,个头小小的先生兀自一人,独立寒秋,手握管锥,面对大风起兮的莽莽群山,那是怎样一种孤独、超拔、寥落、微茫的心境啊!那个大红大绿热热闹闹的装饰画家张仃涅槃了,一个寂寞清绝的焦墨山水画家张仃出世了。
因此,谈论张仃焦墨山水,永远不要以为这是一种语言的设计,一种美学的追求,或者,一条方便机巧的捷径,一种为风格而风格的安排。不,它绝对是灵魂的挣扎和生命自我的拯救,从地狱的劫火中爬出来,带着灼伤,也带着疗救的痕迹。正因为如此,时隔13年,张仃先生会向一个初次见面的北大研究生询问弗洛依德学说。
1990年一个春日的傍晚,在红庙中央工艺美院宿舍,我第一次看到了这本把先生从炼狱之火带向清凉世界的小册页,随即写了一篇文章《焦墨缘》,发表在台湾的刊物上。
二 山水写生
从1990年起,我常陪张仃先生去各地写生。山水写生,在今天的美术界不仅不时尚,而且莫名其妙地常遭诟病,好像写生是艺术的原罪。先生不理这一套,每年都出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所去之地,有著名的山水胜地,更多是穷乡僻壤或谓之穷山恶水之地,有时就吃住在老乡家里。
记得有一次在山西中条山区连续几天写生,突然觉得全身乏力,腿都迈不动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老乡煮了几个鸡蛋,吃下去力气就恢复了,原来是缺营养。先生出生于辽西北镇医巫闾山下,命中注定与山水结缘。他对山水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其可观可游可居,在我观察,似乎有一种准宗教情怀的敬畏。只要进山,他就兴奋莫名,精神头几倍于常人。
在山里,所有跟随先生的人都比他年轻,却全都跟不上他的节奏。每天清晨,总是他拿手杖来敲大家的门,而此时他可能已在周边转了一圈,画了几幅速写了。晚上,我们都累得早早歇下了,先生却还要整理收拾白天的写生稿,有时还要给当地写书法。上路时,司机旁的副驾座永远是他的专座,视野好,可随时见景停车。70多岁的老人,只要上车,绝无困意。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车上打过瞌睡。当一车人都鼾声如雷时,他依然目光炯炯,像一个机警的猎人搜寻他的猎物。但他会照顾人,只要多数人在睡觉,他不会轻易叫停车,只是在大伙儿都醒来后轻轻说一句:“刚才几处好景你们都错过了。”
先生看景的眼光与一般山水画家不同,重点在近景的村落与农舍,对耕耘的土地尤为热爱,我称之为人文山水。一定要本色,人、建筑、生产、生活及其环境,要浑然一体。我想,这一定同他的童年记忆有关。
我陪同先生回过辽宁黑山县芳山镇老家,东北辽阔的土地,犁出的深深的田垅,安详的屯子,背景是远处的群山——这几乎成为一个图式,无论在哪里,只要见到这样的景致,先生都会驻足眺望,那眼神,就像在回忆自己的故园和母亲。他不是单纯的模山范水,他所画的山水都是生活化的山水,是以人为本的山水,是以人的生活场景为中心的山水,是对人类栖息环境的诗意赞美。感动他,使他怦然心动并专注的对象,都烙印着人类抗争命运的痕迹。
他之所以对太行山情有独钟,从1992年到1997年先后六次深入太行;他之所以对西北山水一画再画,都是因为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命运格外悲怆,人与山水环境共同缔造出生命的史诗,朴素而辉煌,平淡而深刻,一如他的焦墨山水画的艺术品质与格调。
三 回延安
1992年春节,张仃先生和夫人灰娃回陕北访旧,我带一个摄制组跟随采访。在榆林,我们找到了张先生当年率抗日艺术小分队住过的老屋,老屋主人还有印象。在榆林,抗日艺术小分队除了印刷张贴汉蒙两种文字的抗日漫画,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参与了国民政府的成吉思汗迁陵大典,从鄂尔多斯迁往更内地的甘肃榆中。
迁陵大典的美术设计都是张先生搞的,迁陵队伍前面抬着的巨幅成吉思汗画像,是张先生就地取材,画在一块大门板上,水粉再刷桐油,俨然一副油画标准像。张仃先生一定预料不到,以后很多这类大典的美术设计会落到他头上,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佳县黄河边的桃花渡,我们同乡亲们一起点燃萝卜灯,一起转九曲黄河阵。在延安,我们居然找到了灰娃当年住过的窑洞。桥儿沟鲁艺所在的教堂作了仓库,先生徘徊良久。当年初到延安,革命队伍对这个没有任何组织介绍而来的国统区文艺青年有点冷淡,傲气十足的张仃愤怒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随即回信,让张仃持此信找周扬,在延安鲁艺安排任教。因此,张仃先生在革命队伍的第一份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安排的。
在延安张仃先生最好的朋友是萧军、艾青,还有塞克、杜矢甲。萧军是东北同乡,身上有胡子气,又是鲁迅的年轻哥们儿,俩人性格投缘。萧军比张仃还狂,他公开对延安的中共领袖说,我萧军一支笔管两个党,一边管着国民党,一边管着共产党。艾青是几年前一道在苏州反省院坐牢的狱友,又是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亲自交给张仃,由张仃利用尚未失效的国民党护照,一路带到延安来的。艾青喜欢张仃先生艺术风格中的现代气息,到处给张仃做广告,“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应该说,艾青这句影响深远的广告词,对于张仃走上装饰装帧装潢的艺术道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欲罢不能。延安所有机构,不管是政治的、军事的、生产的、文艺的,只要有需要设计的活儿,首选就是张仃。张仃的摩登设计,出现在延安青年剧院的牌楼上,出现在文抗协会俱乐部的装修上,出现在化妆舞会上,出现在大生产运动的陈列会上。土得掉渣儿的延安黄土高坡,因张仃而时尚。
灰娃告诉我们,塞克、张仃、杜矢甲,是延安著名的“三大怪”,穿着奇特,性格怪异,行事不同于革命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但孩子们都特喜欢他们。“三大怪”经常结伴散步,也是延安一道风景,塞克像个哥萨克,张仃穿着大皮靴,杜矢甲披件羊毛毡大氅。有时行至某首长窑洞前,卫兵照例大喝一声“干什么的?”张仃火气最旺,跨前一步揪住哨兵大喝一声“你他妈干什么的?”
就是这么一位特立独行脾气火爆的自由艺术家,在延安的革命熔炉里,被反复火,锻打成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大事件、大转折,张仃先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座谈会所在的杨家岭礼堂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井台上结满厚厚的冰。先生伫立良久,思有所忆,心有所感,遂做《老井》一图,题曰:“壬申岁始,走访杨家岭,瞬间半世纪。旧地重游,群星陨落,石屋尚存,井台冰封,泉水喷涌,可煮小米饭果腹,可烹茶论艺。寒冬已过,将有雁群飞鸣长空,大地复”。礼堂外面有一幅放大的老照片,是毛泽东、朱德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人士的合影,没有官本位的排座次,大家随便站坐。在人堆中,我们找到了穿青色衣服的张仃先生,一个毛头小伙子。
这次陕北之行,激发出一个老战士的情怀。满目河山,先生似乎回到当年抗日烽火的金戈铁马。一道时间的闸门打开,所到之地都能唤起他的回忆。有趣的是,这次陕北之行的作品全部是焦墨设色,用色非常浓重,感情极其充沛,所有题记也都染上了当年的时代风云,以至于这批描绘陕北的山水作品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历史内涵。
那年的陕北是异常寒冷的。无定河与黄河都千里冰封。在无定河边写生时,气候是零下23度,从冰河上刮来的冷风如刀般割着裸露的皮肤。张先生坐在河边画着童家山的窑洞。我把绒帽给他套上,灰娃又找来个塑料袋套在他头上,这样,张先生坐在那儿就显得很滑稽。可还是冷得不行,几分钟就得起身跑步暖和身子。如此多次,坚持画完。
在《无定河》题记中先生写道:“抗战爆发,余赴内蒙曾经此河。河边岩石竟一片殷红。匆匆已过半世纪,又值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居安思危,但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在陕北转了一大圈后回到关中,又进秦岭,正月十五登秦岭主峰太白山,途中阻于积雪。张先生于积雪之中安放下他的小马扎,掏出本子开始写生。我站在他身后挡风,感觉今天老人的呼吸不正常,比平时粗急。伸手一摸额头竟然烫手。糟糕,发烧了。立即下山回西安住进医院,急性肺炎!这一住就是40天,好险!这年夏天,先生铺开一张六尺大宣,画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太白奇峰,万古积雪》。题记是这样的:“壬申早春探秦岭太白主峰,天寒路滑,未能览其全貌。时至盛夏,以意为之。”对自己发着高烧雪中写生之事,只字未提,却还在遗憾“未能览其全貌。”这就是张仃,一位真正的大山之子。
纸短言长,这样的故事还很多。谨以此文沉痛悼念最可爱的人张仃先生。
1917年
出生
1932年
进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
1938年
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到文艺界抗敌协会,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
1945年
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标
1950年
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
1955年
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
1957年
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
1981年
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后离休
1999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仃欣然复出,担任美术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
2010年2月21日
因肾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4岁
2010年2月21日上午10时,张仃先生驾鹤西归,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一位标志性的人物谢幕。
尽管五个月来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觉得恍惚,一个我追随了23年的可爱的老头,真的就不在了吗?难道以后我去门头沟他的“大鸟窝”看他,那张帆布摇椅上就真的空无一人了吗?任由我们随意聊天,那个兀自翻着《书法大字典》的老头真的再也不会突然抬头冷不丁说一句:“鲁湘你今年多大了?”
一 焦墨缘
张仃先生长我40岁,认识他是在1987年夏天,先生正在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办焦墨写生山水画展。我刚从北大分配到首都师大工作,一路之隔,便常去看展。先生和夫人灰娃临时住在研究院的小青砖楼里,于是相识。
先生皓发银髭,不怒而威,声名早就如雷贯耳。交谈中我不免有些诚惶诚恐。他非常认真地听我谈了观感,随即点燃烟斗,话题一转,向我问起有关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知识,这让我大感意外。我在北大读书时翻译过有关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文章,专业上不生疏,于是精神放松,侃侃而谈,不觉已到掌灯,先生一直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叭嗒几下烟斗。
我当时吃惊的是年岁这么大的老艺术家怎么会对弗洛依德学说感兴趣,并为老人的好学和不耻下问而感动。几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有批评家认为他的焦墨山水画是一种深度生命焦虑的宣泄。当我深入到张先生焦墨山水创作的原点时,我确实震惊了。
那是1974年深秋,已被扫地出京的张仃先生和前妻陈布文先生回京养病,托学生在西山卧佛寺旁的樱桃沟找到一间废弃的农舍,草草收拾一下就住下了。这一年先生57岁,胡须头发全白,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一个一辈子同色彩打交道的画家,却开始厌恶颜色,尤其见红就晕。家人不得已,连床单被罩都统统翻过来。终日枯坐无事,就把随身携带的一本巴掌大小的册页拿出来翻翻,那是1954年江南写生回京,在荣宝斋买的黄宾虹焦墨写生山水册,“文革”造反派抄家时,藏在身上躲过一劫。就这么翻着看着读着,忽焉心有所动,向村里学童借来笔砚纸墨,起身向萧瑟秋林走去,越走越深,直至西山深处。
一张张浅黄色的元书纸上,香山的古寺、断桥,樱桃沟的山石、流泉,镶红旗的村落、农舍,一一落诸焦墨。其中一张速写上题着:“记于11月7日六级大风中。”摧枯拉朽,林木震荡,天寒地冻,个头小小的先生兀自一人,独立寒秋,手握管锥,面对大风起兮的莽莽群山,那是怎样一种孤独、超拔、寥落、微茫的心境啊!那个大红大绿热热闹闹的装饰画家张仃涅槃了,一个寂寞清绝的焦墨山水画家张仃出世了。
因此,谈论张仃焦墨山水,永远不要以为这是一种语言的设计,一种美学的追求,或者,一条方便机巧的捷径,一种为风格而风格的安排。不,它绝对是灵魂的挣扎和生命自我的拯救,从地狱的劫火中爬出来,带着灼伤,也带着疗救的痕迹。正因为如此,时隔13年,张仃先生会向一个初次见面的北大研究生询问弗洛依德学说。
1990年一个春日的傍晚,在红庙中央工艺美院宿舍,我第一次看到了这本把先生从炼狱之火带向清凉世界的小册页,随即写了一篇文章《焦墨缘》,发表在台湾的刊物上。
二 山水写生
从1990年起,我常陪张仃先生去各地写生。山水写生,在今天的美术界不仅不时尚,而且莫名其妙地常遭诟病,好像写生是艺术的原罪。先生不理这一套,每年都出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所去之地,有著名的山水胜地,更多是穷乡僻壤或谓之穷山恶水之地,有时就吃住在老乡家里。
记得有一次在山西中条山区连续几天写生,突然觉得全身乏力,腿都迈不动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老乡煮了几个鸡蛋,吃下去力气就恢复了,原来是缺营养。先生出生于辽西北镇医巫闾山下,命中注定与山水结缘。他对山水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其可观可游可居,在我观察,似乎有一种准宗教情怀的敬畏。只要进山,他就兴奋莫名,精神头几倍于常人。
在山里,所有跟随先生的人都比他年轻,却全都跟不上他的节奏。每天清晨,总是他拿手杖来敲大家的门,而此时他可能已在周边转了一圈,画了几幅速写了。晚上,我们都累得早早歇下了,先生却还要整理收拾白天的写生稿,有时还要给当地写书法。上路时,司机旁的副驾座永远是他的专座,视野好,可随时见景停车。70多岁的老人,只要上车,绝无困意。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车上打过瞌睡。当一车人都鼾声如雷时,他依然目光炯炯,像一个机警的猎人搜寻他的猎物。但他会照顾人,只要多数人在睡觉,他不会轻易叫停车,只是在大伙儿都醒来后轻轻说一句:“刚才几处好景你们都错过了。”
先生看景的眼光与一般山水画家不同,重点在近景的村落与农舍,对耕耘的土地尤为热爱,我称之为人文山水。一定要本色,人、建筑、生产、生活及其环境,要浑然一体。我想,这一定同他的童年记忆有关。
我陪同先生回过辽宁黑山县芳山镇老家,东北辽阔的土地,犁出的深深的田垅,安详的屯子,背景是远处的群山——这几乎成为一个图式,无论在哪里,只要见到这样的景致,先生都会驻足眺望,那眼神,就像在回忆自己的故园和母亲。他不是单纯的模山范水,他所画的山水都是生活化的山水,是以人为本的山水,是以人的生活场景为中心的山水,是对人类栖息环境的诗意赞美。感动他,使他怦然心动并专注的对象,都烙印着人类抗争命运的痕迹。
他之所以对太行山情有独钟,从1992年到1997年先后六次深入太行;他之所以对西北山水一画再画,都是因为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命运格外悲怆,人与山水环境共同缔造出生命的史诗,朴素而辉煌,平淡而深刻,一如他的焦墨山水画的艺术品质与格调。
三 回延安
1992年春节,张仃先生和夫人灰娃回陕北访旧,我带一个摄制组跟随采访。在榆林,我们找到了张先生当年率抗日艺术小分队住过的老屋,老屋主人还有印象。在榆林,抗日艺术小分队除了印刷张贴汉蒙两种文字的抗日漫画,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参与了国民政府的成吉思汗迁陵大典,从鄂尔多斯迁往更内地的甘肃榆中。
迁陵大典的美术设计都是张先生搞的,迁陵队伍前面抬着的巨幅成吉思汗画像,是张先生就地取材,画在一块大门板上,水粉再刷桐油,俨然一副油画标准像。张仃先生一定预料不到,以后很多这类大典的美术设计会落到他头上,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佳县黄河边的桃花渡,我们同乡亲们一起点燃萝卜灯,一起转九曲黄河阵。在延安,我们居然找到了灰娃当年住过的窑洞。桥儿沟鲁艺所在的教堂作了仓库,先生徘徊良久。当年初到延安,革命队伍对这个没有任何组织介绍而来的国统区文艺青年有点冷淡,傲气十足的张仃愤怒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随即回信,让张仃持此信找周扬,在延安鲁艺安排任教。因此,张仃先生在革命队伍的第一份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安排的。
在延安张仃先生最好的朋友是萧军、艾青,还有塞克、杜矢甲。萧军是东北同乡,身上有胡子气,又是鲁迅的年轻哥们儿,俩人性格投缘。萧军比张仃还狂,他公开对延安的中共领袖说,我萧军一支笔管两个党,一边管着国民党,一边管着共产党。艾青是几年前一道在苏州反省院坐牢的狱友,又是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亲自交给张仃,由张仃利用尚未失效的国民党护照,一路带到延安来的。艾青喜欢张仃先生艺术风格中的现代气息,到处给张仃做广告,“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应该说,艾青这句影响深远的广告词,对于张仃走上装饰装帧装潢的艺术道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欲罢不能。延安所有机构,不管是政治的、军事的、生产的、文艺的,只要有需要设计的活儿,首选就是张仃。张仃的摩登设计,出现在延安青年剧院的牌楼上,出现在文抗协会俱乐部的装修上,出现在化妆舞会上,出现在大生产运动的陈列会上。土得掉渣儿的延安黄土高坡,因张仃而时尚。
灰娃告诉我们,塞克、张仃、杜矢甲,是延安著名的“三大怪”,穿着奇特,性格怪异,行事不同于革命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但孩子们都特喜欢他们。“三大怪”经常结伴散步,也是延安一道风景,塞克像个哥萨克,张仃穿着大皮靴,杜矢甲披件羊毛毡大氅。有时行至某首长窑洞前,卫兵照例大喝一声“干什么的?”张仃火气最旺,跨前一步揪住哨兵大喝一声“你他妈干什么的?”
就是这么一位特立独行脾气火爆的自由艺术家,在延安的革命熔炉里,被反复火,锻打成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大事件、大转折,张仃先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座谈会所在的杨家岭礼堂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井台上结满厚厚的冰。先生伫立良久,思有所忆,心有所感,遂做《老井》一图,题曰:“壬申岁始,走访杨家岭,瞬间半世纪。旧地重游,群星陨落,石屋尚存,井台冰封,泉水喷涌,可煮小米饭果腹,可烹茶论艺。寒冬已过,将有雁群飞鸣长空,大地复”。礼堂外面有一幅放大的老照片,是毛泽东、朱德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人士的合影,没有官本位的排座次,大家随便站坐。在人堆中,我们找到了穿青色衣服的张仃先生,一个毛头小伙子。
这次陕北之行,激发出一个老战士的情怀。满目河山,先生似乎回到当年抗日烽火的金戈铁马。一道时间的闸门打开,所到之地都能唤起他的回忆。有趣的是,这次陕北之行的作品全部是焦墨设色,用色非常浓重,感情极其充沛,所有题记也都染上了当年的时代风云,以至于这批描绘陕北的山水作品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历史内涵。
那年的陕北是异常寒冷的。无定河与黄河都千里冰封。在无定河边写生时,气候是零下23度,从冰河上刮来的冷风如刀般割着裸露的皮肤。张先生坐在河边画着童家山的窑洞。我把绒帽给他套上,灰娃又找来个塑料袋套在他头上,这样,张先生坐在那儿就显得很滑稽。可还是冷得不行,几分钟就得起身跑步暖和身子。如此多次,坚持画完。
在《无定河》题记中先生写道:“抗战爆发,余赴内蒙曾经此河。河边岩石竟一片殷红。匆匆已过半世纪,又值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居安思危,但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在陕北转了一大圈后回到关中,又进秦岭,正月十五登秦岭主峰太白山,途中阻于积雪。张先生于积雪之中安放下他的小马扎,掏出本子开始写生。我站在他身后挡风,感觉今天老人的呼吸不正常,比平时粗急。伸手一摸额头竟然烫手。糟糕,发烧了。立即下山回西安住进医院,急性肺炎!这一住就是40天,好险!这年夏天,先生铺开一张六尺大宣,画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太白奇峰,万古积雪》。题记是这样的:“壬申早春探秦岭太白主峰,天寒路滑,未能览其全貌。时至盛夏,以意为之。”对自己发着高烧雪中写生之事,只字未提,却还在遗憾“未能览其全貌。”这就是张仃,一位真正的大山之子。
纸短言长,这样的故事还很多。谨以此文沉痛悼念最可爱的人张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