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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作为跨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实践途径之一，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文化过滤的影响。由于邝丽莎在血统特征、身份认同、所处社会语境以及伦理意识等方面有别于非混血美国华裔，这些独特性赋予了她强大的跨文化叙事能力。不论是解密家族史，还是挽救古文化，邝丽莎的作品既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创造良机，她也在作品中努力将中国文化最大限度的还原，巧妙避免为取悦美国读者而过分展现异国情调，同时更展示出她内心博大的普世情怀。
关键词：新一代美国华裔文学 跨文化叙事 邝丽莎 《雪花和秘扇》
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的理想愿景。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到跨文化文学研究阶段，也充分说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而早已转变为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共荣。
虽有学者指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过滤通常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以中华民族文化同化美国文化；另一种是以美国本土文化为核心，转移、改造中华民族文化”[2]。然而，文化过滤机制的复杂性和差异性，[3]使得在同一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不同华裔作家在创作母题、文学诉求等方面的选择有所差异；即便同一位美国华裔作家，也会随着时代背景等周遭事物影响而改变叙事策略、创作意图；更不用说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之间在文化立场、伦理意识等方面异同并存。因此，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全球化的外在语境下，深入分析邝丽莎的创作背景和文学作品，有助于对新一代美国华裔文学的跨文化叙事更全面的认识，真正做到“求同存异”。
一.写作、家族、困惑
邝丽莎（1955—，Lisa See）与谭恩美、任璧莲、伍慧明等同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荣登美国文坛的华裔女性作家。至2017年，邝丽莎相继出版了《在金山上》（On Gold Mountain： The One-Hundred-Year Odyssey of My Chinese American Family，1995）、《花网》（Flower Net，1997），《内地》（The Interior，1999）、《龙骨》（Dragon Bones，2003）、《雪花和秘扇》（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2005）、《恋爱中的牡丹》（Peony in Love，2007）、《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s，2009）、《乔伊的梦想》（Dreams of Joy： A Novel，2011）、《中国娃娃》（China Dolls，2014）和《蜂鸟巷的茶女》（The Tea Girl of Hummingbird Lane，2017）等十部作品。
邝丽莎出生在巴黎，妈妈卡罗琳（Carolyn See）是文学评论家，父亲理查德（Richard See）是人类学学者。1979年毕业于美国洛杉矶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的邝丽莎，在大学期间研究现代希腊语，二十岁时曾游历欧洲诸国；在西海岸做过《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的通讯记者；也为《时尚》（Vogue）、《悦己》（Self）和《More》等国际时尚杂志撰稿。[4]
父母双方家族对邝丽莎选择写作领域影响深远。儿时的邝丽莎看到外公和妈妈所书写的都是关于苦难和痛苦的故事，为此她曾发誓坚决不当作家。然而，邝丽莎小时候在唐人街听到父亲家族的奇闻往事，却成为令她兴奋的创作源泉[5]。特别是家族中的最后几位长辈逐渐老去并相继辞世，而诸多家族的历史记忆尚未被知晓，深深触动了邝丽莎原本就着迷于中国文化的心。于是，一场挽救家族记忆的工作，伴随着《在金山上》这部传记的书写而展开。在写作的过程中，她发现了更多的家族秘史，她很迷惑，却又无法自拔。
混血身份也给邝丽莎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不少困扰。由于她的父亲只有1/4华人血统，而她的母亲、祖母、增祖母都是白人，身为混血的邝丽莎已经看不出华人的模样。橙红色的卷发、缀满雀斑的皮肤以及深陷的眼窝，难以想象她的体内竟然流淌着1/8华人血统。“混血”除了让邝丽莎的外貌在美国华裔人群中格外与众不同，带给她的“身份困惑”也有别于黄玉雪、汤亭亭等非混血华裔作家所遭遇的“文化冲突”。
邝丽莎在卢俊教授对她的访谈中坦言，白人面孔给她造成很大的身份困惑，美国白人对美国华人华裔的态度并不如媒体和政府公开发表的那样和善，甚至会视她与白人无异而说出一些含有种族偏见的评价，这实在令她无法苟同；更尴尬的是唐人街社群无法完全接受她，甚至误认为这副白人长相更易融入美国文化。[6]然而，身为欧亚混血的邝丽莎在美国文化里常常找不到归属感。邝丽莎的父母在她儿时就已离异，除了平日与母亲生活，她更多时候与祖父母在洛杉矶唐人街一起度过，因此在她心里“那里才是家”[7]。
二.触摸真实，描述独特，找寻普世价值
褚孝泉教授为克里斯蒂娃的演讲做主持人时，曾提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莱娜点心”，相同的味觉、相同的感觉器官，并不能让所有人的感觉和意识保持一致，即使是普通的法国读者，在阅读普鲁斯特的作品之前和之后，他们看到、尝到这个点心时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8]而“中国文化”对美国华裔作家来说，就像是那个玛德莱娜点心，即使她们看到和听到的是同样的中国文化，存入每个人的意识、记忆之后，也会形成不同的感觉，而这些不同的感觉经过语言文字的重塑之后，就生成新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文化是完成“美国化”进程中的障碍物：边缘化、女性被无视；是政治、种族、性别抗議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是中国父母与美国子女之间冲突的焦点；是中国女性和华裔女性全力摆脱的枷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是“他者/边缘人”主宰的舞台；是维系华裔与家庭关系的纽带。
邝丽莎眼中的“中国文化”又是怎样的呢？可以驱使邝丽莎写关于中国故事的理由有很多，个人的兴趣、对家族的好奇，还有对自己的探索。但是，拥有一部分华人血统对她影响格外重大。邝丽莎不仅赞叹中国的美，也很犀利的指出即使是中国人也未必各个都真正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全世界都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她想尽她所能“通过故事而不是学术论文，让世界阅读中国，通过小说触摸真实的人以及共享的生存环境；通过对中国独特的描述，找寻普世价值”[9]。这也正是美国华裔文学跨文化传播功能与价值的重要体现。 在邝丽莎的笔下，“中国文化”是挽救失落历史的警钟，是破解家族秘密的钥匙，是寻根之路的重点，更是褪去华裔身上神秘色彩的开端。《在金山上：我的美籍华人家族之百年艰险历程》（On Gold Mountain： The One-Hundred-Year Odyssey of My Chinese-American Family，1995）是以邝氏家族先辈的移民经历为题材的家史性质的传记，这部家族史作品并不只是为了保留家族故事，很多难以在华人历史书籍中找到的疑问也被化解，弥补了以往历史书籍中缺失的华人在美国的艰辛史。
探索家族的历史之外，邝丽莎在她的《雪花和秘扇》（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2005）中以尘封千年的湖南“女书”为文化背景，“成功跨越国家、地域等障碍，完成了一次奇美的文学探险之旅”[10]。
这部小说的故事原型“女书文化”取自中国的古老文化，所以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要谈及传统观念“孝顺”、“顺从”。只是，“孝”字牵出的不仅仅是顺从，还关系着一个女人的内心需求。邝丽莎在小说中“爱”的一章，向读者阐释了她所理解的中国女性所承担的情感。
“（母亲们）爱她们的女儿，但是不得不通过痛苦来锻炼她们；我们把爱更多的给了儿子，但是却不曾成为他们世界里的一部分……结亲之日起，我们被要求爱自己六年不可见到的丈夫；我们得去爱婆家人，但地位却不会比用人更高；遵照礼数我们必须敬爱丈夫的祖先，但更感激的是自己的先辈；父母也同样是需要我们来爱护……我们怀有的这种种的爱，只是出自一种责任、敬重和感激而已。这些服从意识，是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孝”紧密联系的。”[11]
邝丽莎不仅塑造了百合这个具备双重性格的“文化混血”女性，也在同时与读者分享不同文化对“爱”这个词的理解。这是一次在爱的名义下，“孝”与“美国梦”的碰撞。然而，邝丽莎从“美国梦”最初的追寻精神中汲取灵感并反思梦想的内容，摆脱“失梦的一代”作家影响，给予百合和雪花对“爱”的信仰，对“自由”的渴望，将被掩盖在传统礼教之下的人物本性彻底释放。湘西女书文化、瑶族民俗风情，三朝书的诵韵、坐歌堂的吟唱，以及三寸金莲的苦痛、女性被禁锢的处境都被真实的写进小说，并栩栩如生的展现给读者。
缠足，可以说是孝道中顺从意识的一种物化。缠足，不仅让常常坐在父亲膝头的百合从无用小女孩儿变成扭转一家人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同时让这个渴望爱的女性在这个顺从为先的“房间里”享受到别样的母爱。但是，从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梦”盛行的21世纪来看，中国传统女性的这种顺从不免令人觉得疑惑：这些女性是如何在承受非人的苦痛时，来说服自己将这种顺从继续下去的？其实，不论是对儿女还是对长辈，中国传统女性的爱并不是出于她们内心的真正需求，她们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学会了服从。因为，这关乎她们一生的快乐与幸福。
“一双完美的小脚可以向未来的婆家展示我个人的毅力”和“忍受生儿育女时疼痛的能力”， “不管前方有什么样的艰难我都可以经受住”；“显示我对娘家人的顺从，也会给未来婆婆留下好的印象”；“亲手缝制的绣花鞋，可以在婆家人面前展示我的手工艺、干其他家务的能力”；“还有一点当时我并不知晓，那就是，我的双足让我丈夫心驰神迷，他对我的双足有一种特殊的喜好，即便是在我为他生了五个孩子、我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再也无法激发起他的欲望时”[12]。
一个“孝”字，既是家庭关系的粘合剂，也会成为分裂家人情感的催化剂。百合与雪花之间的决裂，将百合对爱的欲求推向极致，使得人物温顺的外表下隐藏多年的情感得以爆发。由此引发的主人公意识形态与以往处事原则之间的矛盾，不仅使两位女性形象渐渐丰满起来，同时也向读者抛出一个值得回味和反思的议题：人性的弱点，即在“情到深处”的时候，“相爱的人”之间能否避免因单方面的主观成见，而造成对彼此的巨大伤害？越是亲密的人之间，包括父母、密友、爱人在内，是否越应该以宽大的心去包容、理解、体谅、原谅？
邝丽莎塑造百合，不是为了表达对这样一群女性的同情，也没有强硬的要唤醒谁的女权意识，她更不是在卖弄中国文化。她在做一次以小说凸显复杂人性的艺术探索。百合这个人物，是以往美国华裔女性小说中，少有的敢于说出心中欲望并为之追寻一生的人物。邝丽莎在百合一贯的隐忍和顺从性格中，添加了一份对爱的痴狂。尽管百合生活在一个充满封建礼教束缚、道德观念严苛、民俗繁多的环境中，然而她并没有简单地沦为一个饱尝肉体和生活磨难的被压迫者。在一个具有浓郁的中国古老文化色彩的女性人物身上，注入西方人对心中梦想的执着和灵魂深处的自省：令本就勇敢接受缠足带来的苦痛和苦闷的百合，一次次面對各种命运的捉弄与打击。于是，东方女性的隐忍力糅合着西方女性的魄力，造就了百合倔强的性格，也成就了她在社会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在东西方文化与人生哲学的背景下，对爱这个主题的共同追问与思考。
邝丽莎想在作品中展现的，绝不仅仅是一段中国的奇特神秘女性文化，而是在传达一种对生活、对家庭（长辈、丈夫、兄妹、儿女）、对同性姐妹的关于爱的态度、方式与人生哲学。她所传递的，也正是她在追问之旅中，遇见此神秘女性文化和传说之后，产生的心灵呼应，这或许也是她百思不解、一直想表达却苦于无从讲起的思索。
邝丽莎真正希望人们从自己的故事里得到的：能与世界上的人们分享普通的生活经历——恋爱、结婚、拥有孩子以及死亡；并且分享情感——爱、恨、贪欲、嫉妒。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存在的现象，唯一不同的是习俗和文化中的细节。她希望，当人们翻阅小说的每一页进入她的世界时，是和她笔下的人物做一次旅行——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然后，读者们可以回到自己的现实，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
爱，这个主题并不特别，甚至是中外文学史中每一位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会怀着浪漫的情怀加以关注或是探讨。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熟起来的邝丽莎笔下，读者们看不到汤亭亭那样“义正言辞”并带有政治、阶级和女权主义色彩的叙事，她传递出的是对普遍人性问题的关注，还有对中美文化和谐统一的努力和愿望。像女书这样远离美国的中国文化她本是不了解的，但是她乐于去找出她所能够理解的部分，然后把那份感受带回到作品的主题之中。在很多方面邝丽莎和其他美国华裔一样跨越两种文化，而她所做的就是试图将自己从两种文化中汲取的东西都注入作品。邝丽莎说，“我不确定这种做法是对还是错，但是我美国的那一面可以向非华人打开一扇通往中国和中国事物的窗。而我中国那一面可以确保我所书写的中国文化是真实的，而不会看起来过于异国情调或是外国化”[13]。 三.移民立场与文化变异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跨种族的交流中，美国华人移民及华裔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中美文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异呢？美国华裔作家透过小说向读者传达的内容为何不断变化呢？跨文化传播时，由于物质技术方面具有实体性、可视性，导致这一层面的文化最先发生变化；而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相对抽象，这两个层面的文化较难撼动。[14]但是，参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主客体文化也有強弱之分，文化的变异趋势和程度也会有所差异。
以中国本土文化为接受者来看，19世纪末其物质技术方面的发展比欧美国家滞后。尽管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根深蒂固，然而其物质技术层面的弱势难与先进技术相抗衡，物质层面的文化保护被击破之后，即便统治阶层出于权利的控制对制度层面的改变有所保留，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却悄无声息的发生着令人意象不到的变异。于是，除了精英阶层的华人赴美深造，迫于生计的华工也涉险入美“淘金”。若将接受者换为美国本土文化，其物质技术层面的优势远在中国之上。中国政府委派的精英层虽以高姿态跨越重洋，但中国文化对美国本土的冲击性却很弱。美国文化物质层面的外壳强大而坚实，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不用说改变深入美国人心的中国形象。最终，强势文化系统下的美国主流社会面对企图渗透自己内部的异国文化，出于自我保护必然会采取丑化、变形等处理。
尽管华人在美国地位不断提升，但真正融入美国文化圈内部并非易事。赴美华人移民在其跨国移民历程中，承担的角色却十分特殊，他们既是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文化的输出者。华人移民者相对于美国本土居民是外来者，相对于中国同胞又是异乡客，他们与母国文化和移民国文化之间，绝非“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其处境之复杂超过普通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所完成的文化意识形态调整也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易变的过程。要想短时间内适应并融入美国社会，华人移民必须改良中国文化中不适合美国社会的部分，将美国文化中有利于华人生存的元素吸收，经过多层面的变异之后形成华人移民自己的族裔风俗和文化价值观。双重文化变异过程中，移民者解读中美文化的能力和效果又对最后形成的族裔文化有很大影响。
从美国华裔作家的自传小说中可以了解到，华人移民脱离母国之后在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同时应对双重文化冲击。早期华人移民无论是精英层还是华工层，带着在中国形成的文化和价值观来到美国，既没有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去同化美国文化，也没有彻底的向美国文化俯首称臣。大部分华人选择将中国生活和移民过程隐藏，只因不愿变成美国主流社会和自己后代眼中的“他者”；但同时出于本能，移民们为了避免母国文化在新环境中被吞噬，仍努力在族群内部保留一些中国仪式、生活习惯等物质层面的文化元素。然而，这些物质文化的变异却令早期华人子女们无所适从。在早期（未与白人通婚）的华人移民家庭中，第一代华裔既要“顺从”族群内部父辈改良后的中国文化，又要“汲取”社会主流的美国文化，同时不得不承受来自美国白人群体的误解或鄙夷。
相比之下，第三代、第四代的美国华裔应该轻松许多。漫长的岁月将所有负担弱化，那些被刻意隐瞒的移民历程和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是停留在家族长辈的记忆中和故事里。美国主流社会随着各类种族运动变得越来越宽容，对华人的接受度也在逐步提升，华裔子女背负的文化负担也随之减少，华人家庭矛盾也得到相对缓解。更多的美国华裔无需纠结“他者”、“边缘人”的问题，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空间和精力来思考现代生活中的普遍性问题。
注 释
[1]方李莉：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2]高红梅：文化过滤与当代美国华裔文学[J]，小说评论，2015年第2期，第196页-第202页.
[3]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4]Meet the Writer： Biography[DB/OL]. http：//search.barnesandnoble.com /Dragon-Bones/Lisa-See/e/9780345440310， 2011-1-12.
[5]Liu，Xian.Lisa Lenine See[A].Asian American Novelists： A Bio-Bibliographical Critical Sourcebook.Ed. Emmanuel S. Nels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2000：323.
[6][13]卢俊：中国情结与女性故事——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访谈[J]，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第164页-第169页.
[7]Lisa See’s Official Website.About Lisa See[DB/OL]. http：//www.lisasee.com/about-lisa-see/，2010-10-15.
[8]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福大大学演讲集[C]，祝克懿、黄蓓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3页.
[9]赵妍：华裔作家邝丽莎：美“坦白运动”中众在美华人自杀[J/OL]，时代周报，http：//culture.ifeng.com/8/detail_2010 _12/02/3312962_0.shtml，2010-12-02/2011-1-20.
[10]薛冰华：雪花与秘密的扇子：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险之旅[J]，文学教育，2011年版第9期，第110页-第113页.
[11][12]See， Lisa. 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M]. Random House， Inc.， 2005： 59； 34.
[14]种海峰：简论跨文化传播与冲突的四个规律[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49页-第152页.
本文为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批号2012BS45），吉林大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世纪90年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批号2012BS006）研究成果。
（作者介绍：董美含，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华裔文学和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
关键词：新一代美国华裔文学 跨文化叙事 邝丽莎 《雪花和秘扇》
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的理想愿景。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到跨文化文学研究阶段，也充分说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而早已转变为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共荣。
虽有学者指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过滤通常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以中华民族文化同化美国文化；另一种是以美国本土文化为核心，转移、改造中华民族文化”[2]。然而，文化过滤机制的复杂性和差异性，[3]使得在同一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不同华裔作家在创作母题、文学诉求等方面的选择有所差异；即便同一位美国华裔作家，也会随着时代背景等周遭事物影响而改变叙事策略、创作意图；更不用说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之间在文化立场、伦理意识等方面异同并存。因此，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全球化的外在语境下，深入分析邝丽莎的创作背景和文学作品，有助于对新一代美国华裔文学的跨文化叙事更全面的认识，真正做到“求同存异”。
一.写作、家族、困惑
邝丽莎（1955—，Lisa See）与谭恩美、任璧莲、伍慧明等同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荣登美国文坛的华裔女性作家。至2017年，邝丽莎相继出版了《在金山上》（On Gold Mountain： The One-Hundred-Year Odyssey of My Chinese American Family，1995）、《花网》（Flower Net，1997），《内地》（The Interior，1999）、《龙骨》（Dragon Bones，2003）、《雪花和秘扇》（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2005）、《恋爱中的牡丹》（Peony in Love，2007）、《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s，2009）、《乔伊的梦想》（Dreams of Joy： A Novel，2011）、《中国娃娃》（China Dolls，2014）和《蜂鸟巷的茶女》（The Tea Girl of Hummingbird Lane，2017）等十部作品。
邝丽莎出生在巴黎，妈妈卡罗琳（Carolyn See）是文学评论家，父亲理查德（Richard See）是人类学学者。1979年毕业于美国洛杉矶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的邝丽莎，在大学期间研究现代希腊语，二十岁时曾游历欧洲诸国；在西海岸做过《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的通讯记者；也为《时尚》（Vogue）、《悦己》（Self）和《More》等国际时尚杂志撰稿。[4]
父母双方家族对邝丽莎选择写作领域影响深远。儿时的邝丽莎看到外公和妈妈所书写的都是关于苦难和痛苦的故事，为此她曾发誓坚决不当作家。然而，邝丽莎小时候在唐人街听到父亲家族的奇闻往事，却成为令她兴奋的创作源泉[5]。特别是家族中的最后几位长辈逐渐老去并相继辞世，而诸多家族的历史记忆尚未被知晓，深深触动了邝丽莎原本就着迷于中国文化的心。于是，一场挽救家族记忆的工作，伴随着《在金山上》这部传记的书写而展开。在写作的过程中，她发现了更多的家族秘史，她很迷惑，却又无法自拔。
混血身份也给邝丽莎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不少困扰。由于她的父亲只有1/4华人血统，而她的母亲、祖母、增祖母都是白人，身为混血的邝丽莎已经看不出华人的模样。橙红色的卷发、缀满雀斑的皮肤以及深陷的眼窝，难以想象她的体内竟然流淌着1/8华人血统。“混血”除了让邝丽莎的外貌在美国华裔人群中格外与众不同，带给她的“身份困惑”也有别于黄玉雪、汤亭亭等非混血华裔作家所遭遇的“文化冲突”。
邝丽莎在卢俊教授对她的访谈中坦言，白人面孔给她造成很大的身份困惑，美国白人对美国华人华裔的态度并不如媒体和政府公开发表的那样和善，甚至会视她与白人无异而说出一些含有种族偏见的评价，这实在令她无法苟同；更尴尬的是唐人街社群无法完全接受她，甚至误认为这副白人长相更易融入美国文化。[6]然而，身为欧亚混血的邝丽莎在美国文化里常常找不到归属感。邝丽莎的父母在她儿时就已离异，除了平日与母亲生活，她更多时候与祖父母在洛杉矶唐人街一起度过，因此在她心里“那里才是家”[7]。
二.触摸真实，描述独特，找寻普世价值
褚孝泉教授为克里斯蒂娃的演讲做主持人时，曾提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莱娜点心”，相同的味觉、相同的感觉器官，并不能让所有人的感觉和意识保持一致，即使是普通的法国读者，在阅读普鲁斯特的作品之前和之后，他们看到、尝到这个点心时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8]而“中国文化”对美国华裔作家来说，就像是那个玛德莱娜点心，即使她们看到和听到的是同样的中国文化，存入每个人的意识、记忆之后，也会形成不同的感觉，而这些不同的感觉经过语言文字的重塑之后，就生成新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文化是完成“美国化”进程中的障碍物：边缘化、女性被无视；是政治、种族、性别抗議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是中国父母与美国子女之间冲突的焦点；是中国女性和华裔女性全力摆脱的枷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是“他者/边缘人”主宰的舞台；是维系华裔与家庭关系的纽带。
邝丽莎眼中的“中国文化”又是怎样的呢？可以驱使邝丽莎写关于中国故事的理由有很多，个人的兴趣、对家族的好奇，还有对自己的探索。但是，拥有一部分华人血统对她影响格外重大。邝丽莎不仅赞叹中国的美，也很犀利的指出即使是中国人也未必各个都真正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全世界都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她想尽她所能“通过故事而不是学术论文，让世界阅读中国，通过小说触摸真实的人以及共享的生存环境；通过对中国独特的描述，找寻普世价值”[9]。这也正是美国华裔文学跨文化传播功能与价值的重要体现。 在邝丽莎的笔下，“中国文化”是挽救失落历史的警钟，是破解家族秘密的钥匙，是寻根之路的重点，更是褪去华裔身上神秘色彩的开端。《在金山上：我的美籍华人家族之百年艰险历程》（On Gold Mountain： The One-Hundred-Year Odyssey of My Chinese-American Family，1995）是以邝氏家族先辈的移民经历为题材的家史性质的传记，这部家族史作品并不只是为了保留家族故事，很多难以在华人历史书籍中找到的疑问也被化解，弥补了以往历史书籍中缺失的华人在美国的艰辛史。
探索家族的历史之外，邝丽莎在她的《雪花和秘扇》（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2005）中以尘封千年的湖南“女书”为文化背景，“成功跨越国家、地域等障碍，完成了一次奇美的文学探险之旅”[10]。
这部小说的故事原型“女书文化”取自中国的古老文化，所以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要谈及传统观念“孝顺”、“顺从”。只是，“孝”字牵出的不仅仅是顺从，还关系着一个女人的内心需求。邝丽莎在小说中“爱”的一章，向读者阐释了她所理解的中国女性所承担的情感。
“（母亲们）爱她们的女儿，但是不得不通过痛苦来锻炼她们；我们把爱更多的给了儿子，但是却不曾成为他们世界里的一部分……结亲之日起，我们被要求爱自己六年不可见到的丈夫；我们得去爱婆家人，但地位却不会比用人更高；遵照礼数我们必须敬爱丈夫的祖先，但更感激的是自己的先辈；父母也同样是需要我们来爱护……我们怀有的这种种的爱，只是出自一种责任、敬重和感激而已。这些服从意识，是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孝”紧密联系的。”[11]
邝丽莎不仅塑造了百合这个具备双重性格的“文化混血”女性，也在同时与读者分享不同文化对“爱”这个词的理解。这是一次在爱的名义下，“孝”与“美国梦”的碰撞。然而，邝丽莎从“美国梦”最初的追寻精神中汲取灵感并反思梦想的内容，摆脱“失梦的一代”作家影响，给予百合和雪花对“爱”的信仰，对“自由”的渴望，将被掩盖在传统礼教之下的人物本性彻底释放。湘西女书文化、瑶族民俗风情，三朝书的诵韵、坐歌堂的吟唱，以及三寸金莲的苦痛、女性被禁锢的处境都被真实的写进小说，并栩栩如生的展现给读者。
缠足，可以说是孝道中顺从意识的一种物化。缠足，不仅让常常坐在父亲膝头的百合从无用小女孩儿变成扭转一家人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同时让这个渴望爱的女性在这个顺从为先的“房间里”享受到别样的母爱。但是，从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梦”盛行的21世纪来看，中国传统女性的这种顺从不免令人觉得疑惑：这些女性是如何在承受非人的苦痛时，来说服自己将这种顺从继续下去的？其实，不论是对儿女还是对长辈，中国传统女性的爱并不是出于她们内心的真正需求，她们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学会了服从。因为，这关乎她们一生的快乐与幸福。
“一双完美的小脚可以向未来的婆家展示我个人的毅力”和“忍受生儿育女时疼痛的能力”， “不管前方有什么样的艰难我都可以经受住”；“显示我对娘家人的顺从，也会给未来婆婆留下好的印象”；“亲手缝制的绣花鞋，可以在婆家人面前展示我的手工艺、干其他家务的能力”；“还有一点当时我并不知晓，那就是，我的双足让我丈夫心驰神迷，他对我的双足有一种特殊的喜好，即便是在我为他生了五个孩子、我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再也无法激发起他的欲望时”[12]。
一个“孝”字，既是家庭关系的粘合剂，也会成为分裂家人情感的催化剂。百合与雪花之间的决裂，将百合对爱的欲求推向极致，使得人物温顺的外表下隐藏多年的情感得以爆发。由此引发的主人公意识形态与以往处事原则之间的矛盾，不仅使两位女性形象渐渐丰满起来，同时也向读者抛出一个值得回味和反思的议题：人性的弱点，即在“情到深处”的时候，“相爱的人”之间能否避免因单方面的主观成见，而造成对彼此的巨大伤害？越是亲密的人之间，包括父母、密友、爱人在内，是否越应该以宽大的心去包容、理解、体谅、原谅？
邝丽莎塑造百合，不是为了表达对这样一群女性的同情，也没有强硬的要唤醒谁的女权意识，她更不是在卖弄中国文化。她在做一次以小说凸显复杂人性的艺术探索。百合这个人物，是以往美国华裔女性小说中，少有的敢于说出心中欲望并为之追寻一生的人物。邝丽莎在百合一贯的隐忍和顺从性格中，添加了一份对爱的痴狂。尽管百合生活在一个充满封建礼教束缚、道德观念严苛、民俗繁多的环境中，然而她并没有简单地沦为一个饱尝肉体和生活磨难的被压迫者。在一个具有浓郁的中国古老文化色彩的女性人物身上，注入西方人对心中梦想的执着和灵魂深处的自省：令本就勇敢接受缠足带来的苦痛和苦闷的百合，一次次面對各种命运的捉弄与打击。于是，东方女性的隐忍力糅合着西方女性的魄力，造就了百合倔强的性格，也成就了她在社会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在东西方文化与人生哲学的背景下，对爱这个主题的共同追问与思考。
邝丽莎想在作品中展现的，绝不仅仅是一段中国的奇特神秘女性文化，而是在传达一种对生活、对家庭（长辈、丈夫、兄妹、儿女）、对同性姐妹的关于爱的态度、方式与人生哲学。她所传递的，也正是她在追问之旅中，遇见此神秘女性文化和传说之后，产生的心灵呼应，这或许也是她百思不解、一直想表达却苦于无从讲起的思索。
邝丽莎真正希望人们从自己的故事里得到的：能与世界上的人们分享普通的生活经历——恋爱、结婚、拥有孩子以及死亡；并且分享情感——爱、恨、贪欲、嫉妒。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存在的现象，唯一不同的是习俗和文化中的细节。她希望，当人们翻阅小说的每一页进入她的世界时，是和她笔下的人物做一次旅行——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然后，读者们可以回到自己的现实，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
爱，这个主题并不特别，甚至是中外文学史中每一位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会怀着浪漫的情怀加以关注或是探讨。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熟起来的邝丽莎笔下，读者们看不到汤亭亭那样“义正言辞”并带有政治、阶级和女权主义色彩的叙事，她传递出的是对普遍人性问题的关注，还有对中美文化和谐统一的努力和愿望。像女书这样远离美国的中国文化她本是不了解的，但是她乐于去找出她所能够理解的部分，然后把那份感受带回到作品的主题之中。在很多方面邝丽莎和其他美国华裔一样跨越两种文化，而她所做的就是试图将自己从两种文化中汲取的东西都注入作品。邝丽莎说，“我不确定这种做法是对还是错，但是我美国的那一面可以向非华人打开一扇通往中国和中国事物的窗。而我中国那一面可以确保我所书写的中国文化是真实的，而不会看起来过于异国情调或是外国化”[13]。 三.移民立场与文化变异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跨种族的交流中，美国华人移民及华裔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中美文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异呢？美国华裔作家透过小说向读者传达的内容为何不断变化呢？跨文化传播时，由于物质技术方面具有实体性、可视性，导致这一层面的文化最先发生变化；而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相对抽象，这两个层面的文化较难撼动。[14]但是，参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主客体文化也有強弱之分，文化的变异趋势和程度也会有所差异。
以中国本土文化为接受者来看，19世纪末其物质技术方面的发展比欧美国家滞后。尽管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根深蒂固，然而其物质技术层面的弱势难与先进技术相抗衡，物质层面的文化保护被击破之后，即便统治阶层出于权利的控制对制度层面的改变有所保留，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却悄无声息的发生着令人意象不到的变异。于是，除了精英阶层的华人赴美深造，迫于生计的华工也涉险入美“淘金”。若将接受者换为美国本土文化，其物质技术层面的优势远在中国之上。中国政府委派的精英层虽以高姿态跨越重洋，但中国文化对美国本土的冲击性却很弱。美国文化物质层面的外壳强大而坚实，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不用说改变深入美国人心的中国形象。最终，强势文化系统下的美国主流社会面对企图渗透自己内部的异国文化，出于自我保护必然会采取丑化、变形等处理。
尽管华人在美国地位不断提升，但真正融入美国文化圈内部并非易事。赴美华人移民在其跨国移民历程中，承担的角色却十分特殊，他们既是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文化的输出者。华人移民者相对于美国本土居民是外来者，相对于中国同胞又是异乡客，他们与母国文化和移民国文化之间，绝非“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其处境之复杂超过普通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所完成的文化意识形态调整也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易变的过程。要想短时间内适应并融入美国社会，华人移民必须改良中国文化中不适合美国社会的部分，将美国文化中有利于华人生存的元素吸收，经过多层面的变异之后形成华人移民自己的族裔风俗和文化价值观。双重文化变异过程中，移民者解读中美文化的能力和效果又对最后形成的族裔文化有很大影响。
从美国华裔作家的自传小说中可以了解到，华人移民脱离母国之后在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同时应对双重文化冲击。早期华人移民无论是精英层还是华工层，带着在中国形成的文化和价值观来到美国，既没有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去同化美国文化，也没有彻底的向美国文化俯首称臣。大部分华人选择将中国生活和移民过程隐藏，只因不愿变成美国主流社会和自己后代眼中的“他者”；但同时出于本能，移民们为了避免母国文化在新环境中被吞噬，仍努力在族群内部保留一些中国仪式、生活习惯等物质层面的文化元素。然而，这些物质文化的变异却令早期华人子女们无所适从。在早期（未与白人通婚）的华人移民家庭中，第一代华裔既要“顺从”族群内部父辈改良后的中国文化，又要“汲取”社会主流的美国文化，同时不得不承受来自美国白人群体的误解或鄙夷。
相比之下，第三代、第四代的美国华裔应该轻松许多。漫长的岁月将所有负担弱化，那些被刻意隐瞒的移民历程和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是停留在家族长辈的记忆中和故事里。美国主流社会随着各类种族运动变得越来越宽容，对华人的接受度也在逐步提升，华裔子女背负的文化负担也随之减少，华人家庭矛盾也得到相对缓解。更多的美国华裔无需纠结“他者”、“边缘人”的问题，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空间和精力来思考现代生活中的普遍性问题。
注 释
[1]方李莉：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2]高红梅：文化过滤与当代美国华裔文学[J]，小说评论，2015年第2期，第196页-第202页.
[3]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4]Meet the Writer： Biography[DB/OL]. http：//search.barnesandnoble.com /Dragon-Bones/Lisa-See/e/9780345440310， 2011-1-12.
[5]Liu，Xian.Lisa Lenine See[A].Asian American Novelists： A Bio-Bibliographical Critical Sourcebook.Ed. Emmanuel S. Nels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2000：323.
[6][13]卢俊：中国情结与女性故事——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访谈[J]，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第164页-第169页.
[7]Lisa See’s Official Website.About Lisa See[DB/OL]. http：//www.lisasee.com/about-lisa-see/，2010-10-15.
[8]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福大大学演讲集[C]，祝克懿、黄蓓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3页.
[9]赵妍：华裔作家邝丽莎：美“坦白运动”中众在美华人自杀[J/OL]，时代周报，http：//culture.ifeng.com/8/detail_2010 _12/02/3312962_0.shtml，2010-12-02/2011-1-20.
[10]薛冰华：雪花与秘密的扇子：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险之旅[J]，文学教育，2011年版第9期，第110页-第113页.
[11][12]See， Lisa. 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M]. Random House， Inc.， 2005： 59； 34.
[14]种海峰：简论跨文化传播与冲突的四个规律[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49页-第152页.
本文为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批号2012BS45），吉林大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世纪90年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批号2012BS006）研究成果。
（作者介绍：董美含，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华裔文学和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