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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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生物能源兴起,粉碎了“丰收悖论”。法制确保农业科技(本文简称农研)投入强度逐步增加到2%以上。建立国家农研委员会,解决课题重复的问题;应用性院所建立现代农研院所制度,公益性院所建立非盈利组织,增强农研院所的活力;财政农研投入从国有制独享转向农研创新的各种经济成份;不断优化农研和科技结构,科技兴农兴村,促进农民增收。
  关键词:农研;财政投入;农研改革
  中图分类号:G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1)01-03-03
  
  周志太简介:周志太(1956-),山东昌邑人,中共党员,淮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导,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在职博士生。曾任白城师专政冶系主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校学科带头人;白城市人才素质教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吉林省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和吉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2000年7月,被安徽技术师范学院招聘为副教授;2003年10月,被安徽财贸学院评聘为教授,2004年6月,被安徽财经大学遴选为硕士生导师,2004年8月,经安徽省教育厅评审批准为教授,被安徽财经大学评聘为教授。2005年11月,被准北煤炭师范学院招聘为教授。
  主持教育部课题《教育理论、技能训练、见习实习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以及安徽省软科学课题《提高科技时新农村建设支撑能力的研究》,提出财政农业科研投入由国有院所独享向所有为发展农业科研做出贡献的企业和院所共享转变,以增加非国有农业科技投入,科技兴农兴村、农民增收。先后在《长白学刊》、《学习与探索》、《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战线》、《光明日报》、《改革》、《统计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上百篇。出版《国家农业自主创新系统论》《外国经济学说史》等专著。
  
  一、农研对“三农”问题的破解作用
  
  (一)文献综述
  从“科技是生产力”到“科教兴国战略”,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农业,农业由资源依赖转向科技依赖,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现代农业发展,和谐社会建成。以科技为基础的农业带来农业生产潜力的革命性增长,农研进步显然是打破由无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农业生产的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科技进步实现资源的有效替换。农研发展促进相对丰富的要素,对相对稀缺要素的替代。技术还能通过对稀缺要素(如土地)的深度开发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稀缺性。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NAntle,J.M.(1983)估计了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研投入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民收入,从而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
  从长远和根本上说,开辟我国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关键在于农研进步。农研进步与农业现代化、农民收入密切相关。农研创新能有效实现科学技术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从而促进农业发展。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微观主体的农业企业和农户的生存和发展同样也越来越依靠于农研,技术进步给农业经营者提供着连续不断的商务机会和市场需求,从而利润更多。
  (二)农研水平决定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谷贵伤农。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农民增收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传统收入方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农民增收已越来越依赖于农研创新。农研水平直接影响农民增收,科技投入多,农业效益好;反之则相反。科技创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资金利润率,农民增收。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拓宽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创造新产业,从而增加就业、农民增收;科技进步提高农业装备技术水平,使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科技含量加大,能大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农民增收;科技进步,走技术节约型道路,大幅度减少农业生产成本支出,提高经济效益,农民增收。如河南滑县的节水、测土配方施肥和防治病虫害技术,2007年每亩增效122.56元。“十一五”以来,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三区”累计建设面积达到了6.8255亿亩,共计增产粮食4008.68万吨,每亩比工程实施前3年(2003-2005)平均增产58.73公斤,单产增幅达到11.50%,增加经济效益589.38亿元。
  “丰收悖论”认为,科技提高粮食产量,但是产量提高,粮食供给增加,而粮食的需求弹性小,这就使粮食因为供过于求而价格下降。这一理论没有看到粮食的需求弹性是可变的。如利用玉米生产汽油代用品,玉米需求的价格弹性就显著提高了。
  (三)农研水平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农业将成为高智能产业,受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支持,农业将由传统的资源依附型向现代智能依附型转变,经济优势已经不再是天然资源,而是人的素质、人的教育、社会管理。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农业将成为设施产业,现代农业会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成果,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工厂化生产设施的农业,其特色是高投入、大规模、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科技整合和优化资金、物资、人才等资源,突破资源束缚,带动农村发展。农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石,农民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研发整治农村环境的技术,改善不合理的种植方式,缓解森林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肥力下降及盐渍化、草场退化等环境问题,促进农村生态平衡,解决农村生态危机的问题。
  利用加工技术开拓农副产品的新功能、新用途,综合开发、多梯度利用农产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通过育种、施肥等技术专业化,可以加快农业专业化分工的进程,提高商品率,农民增收。
  (四)农研水平决定粮食安全
  随着我国人口增加以及人民生活的更加富裕,将会导致食物消费量的大幅度增加。未来粮食总量的增加,主要依靠增加单产、提高土地生产率来实现,而这又需要发达的农研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迅速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可持续农研、遥感技术等,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产粮食。
  (五)农研水平决定农业基础
  农研落后,使得农业基础变得更为薄弱,使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难以提高,生态环境难以改善,可替代资源开发能力难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低。劳动生产率低,综合生产能力低。
  我国农产品优质率较低,农研含量不高,技术储备不足,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不多,农业的比较利益低,市场竞争力弱,优质高效农研很少,而且区域农业结构的科技含量低,再加之农研的投资欠缺使得农研储备匮乏,科技成果推广率低。
  广大农民需要购买的农研难以找到,大多数农户只能选择雷同的技术,反映在实践上,就是一些地区农业结构的趋同问题。
  上述问题,主要是农研投入不足造成的。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缓慢,甚至有下降趋势。
  
  二、农研发展的对策
  
  (一)法制创新,增加农研投入
  Fan和Pardey(1997)认为从1965到1993的农业产出的增长应归功于农业科技投资。因而必须加大农研投入力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认为:法律和制度包括明确受尊重的强制执行 的私有财产和保证实行契约的程度。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增加农研投入,促进农研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已颁布《农业法》、《农研推广法》、《预算法》等多部农业法律、农业行政法规等。应加大农业立法的力度,建立《农研进步法》,规定财政农研投入占GDP的比重要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农业GDP的增长,农研投资强度逐步达到2%以上。
  实施世界最严厉的保护知识产权措施,以保护发明者、持有者的权益。重新修订或制订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加强其可操作性。不仅要保护私人的知识产权,而且要保护国有科技财产不受侵犯。“农研法”要建立经费分配人与使用人的利益连带关系。根据具体情况,经费使用成功,项目分配人得到奖励,经费使用失败,项目分配人受到惩处,促使人们自觉地提高农研经费的使用效益。从项目结项验收向项目跟踪验收转变,有奖举报个别人盗取国家科技经费问题。根据情况,既要对那些立项时间虽长,但成果小的课题,停止划拨经费,更要切断那些没有能力进行研究,只有“能力”获得项目的人的财路。
  (二)体制创新,提高农研投入的使用效益
  改革体制,健全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秩序、确保市场对农研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成立国家农研委员会。逐步建立以重点农研机构和涉农大学为主、力量集中、机构精干、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竞争合作、联系生产者紧密、社会参与、共同发展、效益优化的农研体系。
  政府对院所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从事无巨细的指令性、分配性行政转向指导性、服务性行政。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建立政府指导农研市场,市场引导院所的体制。充分发挥农业院所的积极性,凡是能够放下的权利,政府都要还给院所。
  科技院所要摸索适合本单位、本学科科技的管理办法。政府通过项目配置引导院所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学科设置突出前瞻性、交叉性、高起点,根据学科发展进行动态调整。坚持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先进齐全的设备等资源配置倾斜于优势学科;强化成果管理理念,促进院所之间学术交流,完善成果的共享平台,促进先进系统、高效设备、信息等科技资源的共享,促进成果的社会应用。部分国有的科技机构可以委托给大学、企业或非营利组织代为运营。
  应用性院所建立现代科技院所制度。现代院所制度,虽然设定发展科技等社会目标,履行其公共责任,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也不再是政府及其部门的附属物。现代科技院所法人治理的基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作为科技院所的出资者,拥有其所有权。由出资方代表、专家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是院所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确定院所的组织章程、宗旨、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财务收支计划。
  政策倾斜、投入支持,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农研的领军人才。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从事农研。公益型科技院所的科技人员应确认公务员身份,参照公务员待遇,在体现公平的基础上,构建有效的内部动力机制、激励机制。按照成果和课题的完成质量和社会效益、创新程度对科技人员实行激励措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实施合同聘任制,能者上、庸者下,优胜劣汰,形成开放流动、竞争高效、鼓励创新的研究氛围,使科技机构多快好省地出成果。
  逐步以“大市场”和“大社会”为主分配项目和评审。构建切实可行、公开公平、清晰规范、客观公正、招标竞标、择优委托的评审项目制度,构建非政府的社会评估、市场评估等中介评估评审制度,构建与国际评价方法和标准一致的项目分配、评审和人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重大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将更多的控制权给予科技产出影响最大而又最难监督的专家或研究团体,同时要其承担相应的风险(即成功的荣誉和失败的惩罚)。适当使用“集体惩罚”机制和问责制度。
  (三)结构创新,提高农研对“三农”的贡献率
  农研发展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为主,以为农村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全面服务为主,以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供技术保障为主,以坚持自我发展、自主创新、自我推进为主。
  财政支持以“重点与集中”和“大而精”、“精而准”的项目为主,以公共性强,社会效益好,风险比较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究为主。科技发展以原创性研究、基础性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为主;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结合,“跟踪、赶超和跨越”、抢占世界农研发展的制高点与开发简便可用的“傻瓜型”技术结合为主;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主,以节地、水等稀缺资源的节本增效技术为主,以高附加值产品和出口导向型商品为主,以支持优势产品、优势企业和优势区域为主。
  农业推广体制从计划调节为主向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的积极作用转变。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利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奖励等经济杠杆,调动企业农研推广的积极性,促进农研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形式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
  财政农研投入从国有制独享向农业创新的各种经济成份转变。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和机构一视同仁,鼓励社会资金,尤其是非公有制的资源投人农业科研和推广。建立公开透明竞争的经费管理机制,根据研究主体的实力,特别是企业农研的业绩来选择资助对象和进行农研奖励。
  农研激励从政府孤军深入向政府奖励与民间奖励结合转变。如美国,其科技奖励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其权威性不取决于设奖机构行政级别的高低,如“阿切斯科学奖”被誉为美国的“诺贝尔奖”,它比美国政府设立的总统科技奖荣誉更高;二是在美国科技奖励系统中,以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基金会和企业等民间团体、机构设立或资助科技奖为主体。
  农研激励从偏重科技成果数量转向注重质量和国际影响,从偏重理论研究转向注重科技成果的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对国家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转变。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来调整评审指标体系和权重,强科技奖励管理与监督,完善科技奖励中的公开、公示、异议和有奖举报制度,扩大评审过程的公开透明度,延长国家科技奖励的异议期和完善异议处理机制,加强社会对科技奖励评审工作的监督,提高科技奖励评审的客观公正性,提高科技奖励的效率。
  科技创新从单个企业孤军奋战向与其他企业、科研院所合作转变。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及竞争加剧,合作创新能够推进外部技术资源的内部化,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这是技术创新的必然趋势,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长期持续的行为。特别是对于形成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必须系统地谋划合作创新。按照合作的松紧度和合作范围,大企业合作创新的模式一般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战略合作层。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通过项目或人员交流,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在此基础上选择战略合作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参加校企合作委员会、科研院所董事会等形式,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这种战略伙 伴关系,企业可扩大知识和技术的视野,了解和把握技术的发展动态,增强搜寻、识别技术的能力。第二层次是机构合作层。根据主业所属的技术领域,选择学科力量强的高校、科研机构共建技术中心或研发机构,还可将研究所设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内,其提供科研设备,企业提供资金,双方技术人员共同研发共性技术、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共建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可促进企业把握科学研究的规律性,培养企业的科学思维能力和研发能力,形成企业的组织学习行为,获取系统性的技术知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第三层次是项目合作层。
  从关注农研供给转向增加农研需求。科技发展与农民增收是相互促进的。农民增收,农民对农研产品的购买力提高。农民从分散转向组织起来,提高农研的购买力。农民增收的关键是科技进步,科技进步的关键是增加国家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农民培训重点从知识转向技能,形式从传统转向现代,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扩大农民的科技产品购买欲,从而扩大农民的科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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