觥筹交错，礼尚往来。有人会抱怨世风日下，或许赞叹其与世俗接轨。但不可否认，应酬已经成为了办公室的入门哲学。渐渐地，办公室应酬更是向着一门艺术的方向进军。然而，追根溯源，在古代，人们早已有了这样一门艺术，古人居庙堂之高，勤勤恳恳的同时，也有着这样那样的俗礼应酬。今日读来，两相应和，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席间显真义，杯中情更切。酒，自古以来便是沟通情感，增进交流的灵丹妙药。朝堂之上，公廨之间难以启齿或不便直言的倾诉放在酒桌上才算找对了地方。连官员们自己也总以乐饮为风流，以善饮为气度，唯有在酒桌上面不改色且举止从容之辈，方才被称作君子一流。即使是其朝堂之上的官员也时常自嘲宦海之中，须“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方可进退自如。
　　但这份从容不是人人都可消受的，甚至期间不乏在酒桌之上因公殉职之辈。人云：舍命陪君子。此话放在酒场之上也同样契合。
　　五代之时，后汉主刘崇为讨好契丹，派郑珙为特使前往结交。然而不久之后，郑珙于契丹处暴毙而亡，史书记载：“辛未，北汉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珙卒于契丹。”事实是怎样的呢？契丹人善饮，且喜欢聚众喝酒。郑大人为迎合契丹习俗，一切应酬来者不拒，结果不久肚肠腐烂，暴毙而亡，死在异国他乡。或许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舍生取义了。
　　其实，酒场官场本就难舍难分。一方面，需要“以酒会友”，不论大家认不认识，一起喝过醉过便有了朋友间那份交情，多个朋友便多条路，以后见了面也好说话。另一方面，也在拉拢关系，俗语道：“嘴头请天神。”不仅平级之间需要交际往来，上下级间更需要这种应酬。一如现今，为求一职或为争一名，同僚之间、上下之处皆需要用感情打点。
　　但随着官场越来越成熟，应酬增多，酒席越来越丰盛，花费越来越可怕。一餐下来，开销足以令普天之下的布衣们瞠目结舌。而论奢靡，最为甚者，当属晚清。史书中也有记载，直至光绪时期，官场“酒食之局”，“弥积弥繁”。清代徐珂主持编纂的《清稗类钞》中记载：嘉庆时的宴饮尚属正常，“用四冰盘两碗，已称极腆，惟婚嫁则用十碗蛏干席”。
　　到了道光时期，就跟着又加上了“四小碗、果菜十二盘”，就连平时的集会，论奢华也不次于此，“改用鱼翅席，小碗八，盘十六”；清末之时， “有用燕窝席者”，更加奢侈昂贵，同时“设馔酬酢，益加频繁。”在这种情况下，莫说寻常人家，朝堂之上的红顶大人也不免时常囊中羞涩。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出入华堂的官员再难摆脱，只能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徐柯此书中一篇名为《京师宴会之八不堪》，其中还描写了一位翰林的辞宴会启示：“现处忧患时代，祸在眉睫，宴会近于乐祸，宜谢者一；今日财政窘困，民穷无告。近岁百物昂费……小臣一年之俸，何足供寻常数餐之客，久必伤廉，宜谢者二”。言辞之中，潦倒之意尽显，苦楚背后也是一种深深的无奈。这般奢靡的宴会，逼人入窘境，不知不觉中也失去了最初的那份意义。
　　打马门前过，心意随千里。作为古时官员的另一个应酬习俗，迎来送往显得比当今职场更多了一丝温情。虽然伺候路过的权贵、上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辞官归隐或调任外职的同僚，古人显然多了一些暖心的关怀。面对这些曾经的同僚，古人向来不吝一杯薄酒为之赠别，譬如渭城城郊，王摩诘“劝君更尽一杯酒”，送元二出使安西都护。传唱千年，经久不衰。反思今日，少了“天涯若比邻”的情怀，却逐渐有了墙倒众人推的趋势。
　　在位时风光之际，门庭若市车马喧。待到去职之日，却是应了唱本的词：“好一出食尽鸟投林，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殊不知患难之际见真情，锦上添花之人比比皆是，雪中送炭之人方显弥足珍贵。
　　但并非每一次的迎来送往都是这般风霜高洁兼你情我愿，清朝官员张集馨政绩杰出而被外放道台，适逢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遣返回原籍，途经张道台驻地。面对老领导又是仆从又是家眷浩浩荡荡的返乡团，张道台只好全力招待，大摆酒席的同时，还请来当红戏班，热闹了好几天，临行之前还送上“程敬”，前后开销白银万两，全以公款形式报销。
　　前领导被炒鱿鱼尚且如此，那现老板来了不知张道台又将如何应对。居高位者便可以“莫道前程无知己”，下级则只能小心应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时，迎来送往之间，不仅仅只是宴饮一番便可让客人打马上路，面对长官路过，有时候更是要四处张罗，碰上有长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就要费心费力，跑前跑后，卑躬屈膝。若是出了岔子更是吃罪不起，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实在是心酸至极。
　　一代文豪袁枚曾在文中自嘲：“终日奔驰，望尘而拜，不是奴颜婢膝，也是同流合污，我决计不干了。”手下人听到后调侃其曰：“欧美人管官吏叫公仆，足下仆仆于道途，真可谓公仆！”不得不说，真有几分视死如归的悲壮之情，令人一笑之间颇有几分酸楚。
　　官场即为名利场，当下亦是如此，为求名求利，不得不阿谀奉承，迎和上司，大浪淘沙几番下来，又出现了多少“公仆”，这些仆仆于公道之人又有多少精力会用之于民，实在引人以无限深思。
　　每逢佳节至，礼中有玄机。常有人道：送礼的人不可悲，可悲的是想送礼却无处可送。想找个送礼的由头，逢年过节便是一个大好机会。在古代官场之中求生存，也需要摸准这一脉门，抓住机会送对礼物。而心思缜密的古代官员，更是将这门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是大节小节，红白喜事，甚至是四季交替、出入京师都要有一份礼物敬上。种类之多、名目之奇令人瞠目结舌。
　　比如夏天天气炎热送的礼物叫“冰敬”，到了冬天就要改为叫“炭敬”，离京之时送的叫“别敬”，或者“别仪”，逢年过节要送“年敬”“节敬”，更有甚者，在瓜果节令时还有名目，送些水果银钱，比如送西瓜，便要称作“瓜敬”，若是受礼者好舞文弄墨以文人雅士自居，便更要立些高雅的名目，比如“笔帕敬”等等。
　　一条条列下来，令现如今号称礼尚往来的职场也甘拜下风。而这些繁冗的名目也着实令古代的公务员们感觉吃不消，且不说普通官吏，即使是号称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亦不能免俗，同治年间，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地方大员又手握一方民政军政财政，可谓是权倾一方。但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谈到自己曾给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送过万余两白银作为别敬。嘉靖年间一首小诗《都门竹枝词·芽京官》正好形容了这种无奈：“外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
　　同时，在古代职场中送礼本身也是一门艺术，送好了皆大欢喜，说不准便平步青云；但如果摸不准收礼人的脾气乱送一气，常常会惹出一连串的乌龙。明朝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某位知县过生日。在得知大人属鼠后，手下一官吏倾家荡产用黄金铸一金鼠献上。知县大喜，提醒道：“拙荆近日也庆生，她是属牛的。”摸不准对方脾气就乱送一通，碰上这等贪婪的上司，该是怎样的无奈。古时官吏送礼往往不重钱财，而在于投其所好。好文人风雅者赠古玩字画，好古风善饮者便送陈年佳酿。总不至于前脚两箱白银送去，后脚就退回一句：“我不是那样的人！”此中哲学，古时官吏早已深谙之。
　　人云：职场如战场。现在如此，古人亦是如此。当今职场败了不过另谋高就。而古时的办公室，一个不慎便要脑袋落地。不得不让人更加谨慎。实际上，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只有把握住人际关系的走向，才能真正赢得职场的胜利。古之于今，其智慧引人深思。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