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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及半，作家晓苏已在各大刊物联袂推出多个短篇，总字数接近10万，这预示了2017将会是晓苏小说的大年。
我跟踪阅读晓苏小说多年，面对“著作等腰”（晓苏戏言）的小说集，也曾有过疑惑：那片“邮票般大小”的油菜坡，历经多年采掘，还会有新鲜的发现吗？以“有意思的小说”在短篇小说领域竖起的这面旗帜，到底能飘扬多久呢？
鄂西北的矿老板，把蕴藏丰富的矿洞叫红洞子，读了这几部小说，我豁然明白，晓苏的文学故乡，就是一口红洞子，只要对中国乡村一隅的跟进式观照永不停息，只要对生活的思考和形式的探索永不停息，这口红洞子就永不会有枯竭的日子，那源源开掘出来的新鲜“意思”，也将让那面旗帜更加鲜亮。
一.“悲喜交集”：写不尽今日农村的人生百态
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究竟该怎样概括？“牧歌”、“田园”的一页大概已经翻过去了，那么像如今经常出现的“沦陷”、“空壳”，是否就足以勾画今天乡村的风景呢？这片风景中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演绎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
读晓苏的油菜坡系列，我忽然联想起有年攀登泉州清源山，面对勒于一块巨石上“悲喜交集”四个大字，恍然间似有所悟来，那是弘一大师的真迹，道尽又道不尽人生的况味。人生于天地之间，百代过客，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无论是就个体、就群体，还是就类的存在而言，应该都是造物赐予的无法逃遁的定数吧。
引此联想，并非是说晓苏小说意在谈玄论禅，其所指有二：一是就小说文本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晓苏对当下中国乡村风景的审美把握；二是就读者反应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一种复杂的审美感受。
且看《推牛》（《天涯》2017年第1期）。一个老农在一辆装有三十八人的客车与一头拦路的老牛相撞的刹那，奋不顾身“推牛”而殒命车下，作为小说的前叙述，以此拉开了一干人物的悲喜剧。这一壮举被主管宣传的镇领导捕捉，旋即打造成舍己救人的英雄，“笨嘴笨舌”，说话“结结巴巴”的儿子作為事发时“正好在场”，“亲眼目睹”了“英雄壮举”的“英雄之子”，一番专人调教，成为口吐莲花的“英模报告团”的主讲。随着宣传力度的层层加大，“英雄”升格为“感动全县十大人物”，伴随英雄事迹的持续发酵，上上下下一干参与其事的人物均沾光获利，各有升迁，“英雄之子”也被任命为副村长。
“当上副村长的那天中午，我爹一回家就进了堂屋，双膝一弯跪在了我爷爷的遗像前，给我爷爷连磕了三个响头。他一边磕一边对我爷爷说，爹，我们家祖坟冒烟了！爹，我当副村长了！爹，我们高家总算有人当官儿了！”“当了副村长之后，我爹就开始反常了，说话让人莫名其妙，做事让人不可思议。他的言行举止，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油菜坡的人，仿佛是一個天外来客。用我妈的话说，他有神经病！我奶奶干脆说，他八成儿是疯了！”
看到这里，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十足的一部农村版的《范进中举》啊，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已深入中国人骨髓血脉中，历千百年而分毫不减，念及此，又不禁悲从中来。然而范进中举之后，得到的实惠是实实在在的，农民范进当上的副村长，不过是因人设岗，“没有任何实权，好比聋子的耳朵，说穿了就是个摆设”，这倒也罢，顶着“英雄之子”光环的副村长，竟被推到风口浪尖，变成一块村民人人想吃一口的唐僧肉，不仅家中钱物被村民以各种名义洗劫一空，连肾脏也被“捐出”以致病入膏肓，无人理睬，直到弥留之际，方才说出事情真相，原来那牛系老农所买，“推牛”不过是保护自家财产的私心而已，为了树典型，博政绩，“上头来人打过招呼的，要我爹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我爹还对上头发过誓，说这事打死他也不会说”。这是晓苏“点式叙事”的又一个精彩呈现：一干人物命运的悲喜剧，全生发于一个“推牛”的瞬间动作，凭借这个“点”，敷演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荒诞故事。
《两次来客》（《福建文学》2017年第1期）。读者完全可以把这篇小说当作一部喜剧小品来欣赏，它的基调是温情地嘲讽。
勤扒苦做盖起了三层楼的村民金斗，得知表弟赵宽要来油菜坡探望，立即当作头等大事进行了全家总动员，从饭菜、烟酒、餐具到自家衣着，都进行了费心尽力地安排。令人唏嘘的是此举并非出于亲情和厚道，而是意在鸟枪换炮之后的显摆和张扬。然而让金斗始料未及的是，做钢材生意发达了的表弟更是今非昔比，财大气粗，哥俩的见面就变成一场炫富与比阔的较量。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概念，那么顺理成章，也该有“相对富裕”和“绝对富裕”了。如同一种叫“十点半”的牌戏，相对富裕的金斗每出一张牌，都被绝对富裕的赵宽的大牌压下，结果是金斗完败，锐气大折的金斗遂一蹶不振，“巴不得早点死”去，以至于当做药材生意的表哥李帽也前来做客时，金斗不能不心惊胆战。孰知市场风云变幻，阴晴不定，有人一夜暴富，就有人一朝破产，当金斗发现李帽已经潦倒落魄一贫如洗之后，此前炫耀表弟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李帽艳羡不已，此番做客，其实是前来告贷的。金斗在这次比斗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不但慷慨解囊，而且“感到浑身都是劲儿，便直接到地里割油菜籽去了”。
晓苏令人忍俊不住的讲述，揭示了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炫富与仇富。越穷越光荣的荒谬历史终结了，如今是《财富榜》颠倒众生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攻坚战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了，奔小康了，致富了，可是精神的脱贫，却并不像土屋换楼房那么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嘲笑金斗兄弟精神世界的局促，可是反观都市白领对奢侈品牌的追捧，将此作为提升自身品味的标志，就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倘若再往远处想想，你看那个西楚霸王，天下未定，便叫唤“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耳”，现在时兴的炫富手段是晒在网上诱人围观；魏晋门阀士族中，有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那时候是用铁如意砸红珊瑚， 如今的土豪干脆直接烧人民币了。与炫富相生相伴的则是仇富——《两次来客》精彩之处，在这两种心理于金斗身上兼而有之。读到这里，恐怕就不由得叹一声：两千年下来，中国人的财富观，咋就不见有多大长进呢？ 梁文道先生在新书《关键词》中，对这种看似对立的心理有深刻的解释：“我们国家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样可怜，大家都不能把尊严安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脸色和目光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如此看来，金斗不正是这样的可怜人吗？
如果要分析晓苏的写作心理，发散性思维应该是特点之一，一类人物（比如光棍汉）、一种社会现象（比如宣传上的弄虚作假）、一个主题（比如高校教师的道德滑坡），甚至是一个字（比如刘富道先生就曾将《花被窝》《花嫂抗旱》《一双绣花鞋》概括为“三花小说”），都可以敷演出一个系列的小说来。以此观之，可以把《看病》（《花城》2017年第2期）和《撒谎记》（《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看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一个系列，比起《两次来客》温情的嘲讽来，这“两次看病”的讽刺就要辛辣得多了。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晓苏却刻意避开了这个社会热点，他关注的是在两次看病过程中烛照的世道人心，是在商品逻辑主宰下人性的异化。
村民林近山患腿疾行走不便，卖掉年猪，以每天一百一十元劳务费请光棍汉张自榜陪同，花五百元乘李兆祥的黑车，投奔当年村中下乡知青、现任行管局的副局长，赴襄阳看病。有了副局长的关照，林近山看病一路绿灯，张自榜趁势沾光，看了自家的性病，三百多元费用也一并由副局长支付。等候其间，李兆祥为见缝插针多捞外快，将黑车开出拉客，不料因不懂交规且系无证驾驶，被交警队扣留，罚款一千元并拘留七天，副局长派员疏通并代缴罚金，使三人得以返乡。车进自家地盘，李兆祥仰仗妹夫是镇交警队队长，得意忘形喝得酩酊大醉开车赶路，三人为劳务费、租车费又起争执，终于将车翻进深沟，把三人摔成重伤。
《撒谎记》中的农民看病，因为上头无人关照，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我”的儿子摩托醉驾负伤住院治疗，按规定是不能报销医疗费的，在医院院长车前启发下，“撒谎”成打扶贫井负伤，让老实巴交的“我”感激涕零：“车前这个人好。他和我们非亲非故，却能一切为我们着想，这样的好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然而对“好人”是必须表示感谢的，何况合作医疗结账是必须经院长签字的，表达谢意的物品是高档香烟，因为院长“吸的最差的烟，也是五百块钱一条的黄鹤楼”，这是熟悉内情的病友的指点；报销是需要村里出具证明的，而证明也不是白开的，村支书盘存又做笼子让“我”破费了两百元饭钱；证明是需要加盖公章的，而公章却握在书记老婆手中，也是必须打点的。这还没完，眼看诸事停当，村民连赢却借口摩托车碾压了他几十棵油菜秧，以告状“撒谎报销”相要挟，又敲诈了一千元，最后牵走了“我”家唯一的肉猪作抵。围绕一次住院报销，各色人等，均登台表演。比起院长的不露声色，支书的启发暗示，无权无势的村民连赢就是赤膊上阵了。连赢和艾蒿夫妇同属最底层的乡民，可是却没有一点惺惺相惜之情。赵弯车祸倒地时，正在现场的连赢冷眼旁观，未见施以援手，只是手机告知赵弯父亲，其时已另有盘算了，这种来自最底层的精神溃败，才是更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妇女主任张开凤》（《鸭绿江》2017年第5期）。这是一幅洋溢着喜剧精神的乡村风俗画，几个女人闹离婚的故事，使通篇充盈着明朗而乐观的情调，令人联想起莎翁喜剧中那些方方面面均高出男人许多的可爱的女性。女主人公张开凤，不但工作能力强，还“像一个时装模特儿”，“又贤慧又孝顺，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小说开端于张开凤受命“密切关注村里的动向”，“把离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免影响“和谐村”建设，并被许诺接任村支书一职。小说的主干情节，是以“一线串珠”手法叙述三个妇女闹离婚，而忠于职守的妇女主任则充当了消防队员，疲于奔命，四处灭火。三个妇女的丈夫，或者懒惰、赌博、败家；或者小肚鸡肠，跟踪盯梢媳妇闹出笑话；或者视媳妇为物件和外人利益交换。全是“两口子也确实有點儿不般配”的婚姻状况。张开凤在“灭火”劝和过程中，不得不现身说法，原来那三个男人的种种劣迹，被其丈夫孙喜九一人占全，且冷漠、自私、吝啬又在三人之上，而堪称人尖的张开凤，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却只能是如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满脑子的大男子主义的孙喜九在屋里可以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甚至故意刁难摆治她。是谁给这位三间土屋里的君王加冕的呢？当然是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东西，在国学热持续升温，弘扬传统文化呼声日高的今天，我们似乎无暇分辨和剔除其间裹挟的糟粕，就像昨天无暇分辨和吸收其间的精华而“横扫一切”、“彻底决裂”一样。“在和谐村评选中，离婚是一票否决。上头说了，离婚就意味着家庭不和谐，家庭不和谐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上头”的话音里，分明可以听到封建伦理纲常的余响，而最古老的礼教经一番逻辑推演，又和最当下的社会治理对接起来。令人唏嘘的是，这套高论不仅为“上头”鼓吹，也为“下头”奉行，这里“下头”并非指或不单指村支书王立社之类的基层干部，而是指以肖楚玉娘屋妈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尤其是老一辈人，“你离了婚，我这张老脸没地方搁啊”是句经典道白，它印证了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男女不平等，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均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态是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所谓女权主义理论，就建立在这一基本前提之上。中国妇女因为整体上未经过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女性意识与个体意识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欣喜地看到，现代文明的阳光，也终于照耀到僻处一隅的油菜坡，妇女不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再是从一而终了。
《推杯换盏》（《作家》2017年第1期）。咋看起来，这是一个寻常故事：包工头王羊勾引了陶贵的媳妇毛英，“看上去一副憨样，实际上精毬得很，比他娘的王八还精”的陶贵，为了从王羊处得到盖房的钱财和钢筋、水泥，采取的策略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装傻”，甚至不惜在王妻寻夫时为之掩护。一待新房落成，怀恨在心的陶贵为了报复夺妻之恨，不仅设计让王妻捉奸而后与之离婚，还放火烧了王羊的老屋，使之居无定所。为了避免公安介入调查纵火案，毛英跟隨王羊另投平顶山挖煤，而平顶山的储洞长却很快勾引跑了毛英。
我跟踪阅读晓苏小说多年，面对“著作等腰”（晓苏戏言）的小说集，也曾有过疑惑：那片“邮票般大小”的油菜坡，历经多年采掘，还会有新鲜的发现吗？以“有意思的小说”在短篇小说领域竖起的这面旗帜，到底能飘扬多久呢？
鄂西北的矿老板，把蕴藏丰富的矿洞叫红洞子，读了这几部小说，我豁然明白，晓苏的文学故乡，就是一口红洞子，只要对中国乡村一隅的跟进式观照永不停息，只要对生活的思考和形式的探索永不停息，这口红洞子就永不会有枯竭的日子，那源源开掘出来的新鲜“意思”，也将让那面旗帜更加鲜亮。
一.“悲喜交集”：写不尽今日农村的人生百态
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究竟该怎样概括？“牧歌”、“田园”的一页大概已经翻过去了，那么像如今经常出现的“沦陷”、“空壳”，是否就足以勾画今天乡村的风景呢？这片风景中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演绎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
读晓苏的油菜坡系列，我忽然联想起有年攀登泉州清源山，面对勒于一块巨石上“悲喜交集”四个大字，恍然间似有所悟来，那是弘一大师的真迹，道尽又道不尽人生的况味。人生于天地之间，百代过客，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无论是就个体、就群体，还是就类的存在而言，应该都是造物赐予的无法逃遁的定数吧。
引此联想，并非是说晓苏小说意在谈玄论禅，其所指有二：一是就小说文本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晓苏对当下中国乡村风景的审美把握；二是就读者反应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一种复杂的审美感受。
且看《推牛》（《天涯》2017年第1期）。一个老农在一辆装有三十八人的客车与一头拦路的老牛相撞的刹那，奋不顾身“推牛”而殒命车下，作为小说的前叙述，以此拉开了一干人物的悲喜剧。这一壮举被主管宣传的镇领导捕捉，旋即打造成舍己救人的英雄，“笨嘴笨舌”，说话“结结巴巴”的儿子作為事发时“正好在场”，“亲眼目睹”了“英雄壮举”的“英雄之子”，一番专人调教，成为口吐莲花的“英模报告团”的主讲。随着宣传力度的层层加大，“英雄”升格为“感动全县十大人物”，伴随英雄事迹的持续发酵，上上下下一干参与其事的人物均沾光获利，各有升迁，“英雄之子”也被任命为副村长。
“当上副村长的那天中午，我爹一回家就进了堂屋，双膝一弯跪在了我爷爷的遗像前，给我爷爷连磕了三个响头。他一边磕一边对我爷爷说，爹，我们家祖坟冒烟了！爹，我当副村长了！爹，我们高家总算有人当官儿了！”“当了副村长之后，我爹就开始反常了，说话让人莫名其妙，做事让人不可思议。他的言行举止，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油菜坡的人，仿佛是一個天外来客。用我妈的话说，他有神经病！我奶奶干脆说，他八成儿是疯了！”
看到这里，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十足的一部农村版的《范进中举》啊，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已深入中国人骨髓血脉中，历千百年而分毫不减，念及此，又不禁悲从中来。然而范进中举之后，得到的实惠是实实在在的，农民范进当上的副村长，不过是因人设岗，“没有任何实权，好比聋子的耳朵，说穿了就是个摆设”，这倒也罢，顶着“英雄之子”光环的副村长，竟被推到风口浪尖，变成一块村民人人想吃一口的唐僧肉，不仅家中钱物被村民以各种名义洗劫一空，连肾脏也被“捐出”以致病入膏肓，无人理睬，直到弥留之际，方才说出事情真相，原来那牛系老农所买，“推牛”不过是保护自家财产的私心而已，为了树典型，博政绩，“上头来人打过招呼的，要我爹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我爹还对上头发过誓，说这事打死他也不会说”。这是晓苏“点式叙事”的又一个精彩呈现：一干人物命运的悲喜剧，全生发于一个“推牛”的瞬间动作，凭借这个“点”，敷演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荒诞故事。
《两次来客》（《福建文学》2017年第1期）。读者完全可以把这篇小说当作一部喜剧小品来欣赏，它的基调是温情地嘲讽。
勤扒苦做盖起了三层楼的村民金斗，得知表弟赵宽要来油菜坡探望，立即当作头等大事进行了全家总动员，从饭菜、烟酒、餐具到自家衣着，都进行了费心尽力地安排。令人唏嘘的是此举并非出于亲情和厚道，而是意在鸟枪换炮之后的显摆和张扬。然而让金斗始料未及的是，做钢材生意发达了的表弟更是今非昔比，财大气粗，哥俩的见面就变成一场炫富与比阔的较量。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概念，那么顺理成章，也该有“相对富裕”和“绝对富裕”了。如同一种叫“十点半”的牌戏，相对富裕的金斗每出一张牌，都被绝对富裕的赵宽的大牌压下，结果是金斗完败，锐气大折的金斗遂一蹶不振，“巴不得早点死”去，以至于当做药材生意的表哥李帽也前来做客时，金斗不能不心惊胆战。孰知市场风云变幻，阴晴不定，有人一夜暴富，就有人一朝破产，当金斗发现李帽已经潦倒落魄一贫如洗之后，此前炫耀表弟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李帽艳羡不已，此番做客，其实是前来告贷的。金斗在这次比斗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不但慷慨解囊，而且“感到浑身都是劲儿，便直接到地里割油菜籽去了”。
晓苏令人忍俊不住的讲述，揭示了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炫富与仇富。越穷越光荣的荒谬历史终结了，如今是《财富榜》颠倒众生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攻坚战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了，奔小康了，致富了，可是精神的脱贫，却并不像土屋换楼房那么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嘲笑金斗兄弟精神世界的局促，可是反观都市白领对奢侈品牌的追捧，将此作为提升自身品味的标志，就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倘若再往远处想想，你看那个西楚霸王，天下未定，便叫唤“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耳”，现在时兴的炫富手段是晒在网上诱人围观；魏晋门阀士族中，有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那时候是用铁如意砸红珊瑚， 如今的土豪干脆直接烧人民币了。与炫富相生相伴的则是仇富——《两次来客》精彩之处，在这两种心理于金斗身上兼而有之。读到这里，恐怕就不由得叹一声：两千年下来，中国人的财富观，咋就不见有多大长进呢？ 梁文道先生在新书《关键词》中，对这种看似对立的心理有深刻的解释：“我们国家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样可怜，大家都不能把尊严安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脸色和目光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如此看来，金斗不正是这样的可怜人吗？
如果要分析晓苏的写作心理，发散性思维应该是特点之一，一类人物（比如光棍汉）、一种社会现象（比如宣传上的弄虚作假）、一个主题（比如高校教师的道德滑坡），甚至是一个字（比如刘富道先生就曾将《花被窝》《花嫂抗旱》《一双绣花鞋》概括为“三花小说”），都可以敷演出一个系列的小说来。以此观之，可以把《看病》（《花城》2017年第2期）和《撒谎记》（《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看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一个系列，比起《两次来客》温情的嘲讽来，这“两次看病”的讽刺就要辛辣得多了。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晓苏却刻意避开了这个社会热点，他关注的是在两次看病过程中烛照的世道人心，是在商品逻辑主宰下人性的异化。
村民林近山患腿疾行走不便，卖掉年猪，以每天一百一十元劳务费请光棍汉张自榜陪同，花五百元乘李兆祥的黑车，投奔当年村中下乡知青、现任行管局的副局长，赴襄阳看病。有了副局长的关照，林近山看病一路绿灯，张自榜趁势沾光，看了自家的性病，三百多元费用也一并由副局长支付。等候其间，李兆祥为见缝插针多捞外快，将黑车开出拉客，不料因不懂交规且系无证驾驶，被交警队扣留，罚款一千元并拘留七天，副局长派员疏通并代缴罚金，使三人得以返乡。车进自家地盘，李兆祥仰仗妹夫是镇交警队队长，得意忘形喝得酩酊大醉开车赶路，三人为劳务费、租车费又起争执，终于将车翻进深沟，把三人摔成重伤。
《撒谎记》中的农民看病，因为上头无人关照，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我”的儿子摩托醉驾负伤住院治疗，按规定是不能报销医疗费的，在医院院长车前启发下，“撒谎”成打扶贫井负伤，让老实巴交的“我”感激涕零：“车前这个人好。他和我们非亲非故，却能一切为我们着想，这样的好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然而对“好人”是必须表示感谢的，何况合作医疗结账是必须经院长签字的，表达谢意的物品是高档香烟，因为院长“吸的最差的烟，也是五百块钱一条的黄鹤楼”，这是熟悉内情的病友的指点；报销是需要村里出具证明的，而证明也不是白开的，村支书盘存又做笼子让“我”破费了两百元饭钱；证明是需要加盖公章的，而公章却握在书记老婆手中，也是必须打点的。这还没完，眼看诸事停当，村民连赢却借口摩托车碾压了他几十棵油菜秧，以告状“撒谎报销”相要挟，又敲诈了一千元，最后牵走了“我”家唯一的肉猪作抵。围绕一次住院报销，各色人等，均登台表演。比起院长的不露声色，支书的启发暗示，无权无势的村民连赢就是赤膊上阵了。连赢和艾蒿夫妇同属最底层的乡民，可是却没有一点惺惺相惜之情。赵弯车祸倒地时，正在现场的连赢冷眼旁观，未见施以援手，只是手机告知赵弯父亲，其时已另有盘算了，这种来自最底层的精神溃败，才是更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妇女主任张开凤》（《鸭绿江》2017年第5期）。这是一幅洋溢着喜剧精神的乡村风俗画，几个女人闹离婚的故事，使通篇充盈着明朗而乐观的情调，令人联想起莎翁喜剧中那些方方面面均高出男人许多的可爱的女性。女主人公张开凤，不但工作能力强，还“像一个时装模特儿”，“又贤慧又孝顺，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小说开端于张开凤受命“密切关注村里的动向”，“把离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免影响“和谐村”建设，并被许诺接任村支书一职。小说的主干情节，是以“一线串珠”手法叙述三个妇女闹离婚，而忠于职守的妇女主任则充当了消防队员，疲于奔命，四处灭火。三个妇女的丈夫，或者懒惰、赌博、败家；或者小肚鸡肠，跟踪盯梢媳妇闹出笑话；或者视媳妇为物件和外人利益交换。全是“两口子也确实有點儿不般配”的婚姻状况。张开凤在“灭火”劝和过程中，不得不现身说法，原来那三个男人的种种劣迹，被其丈夫孙喜九一人占全，且冷漠、自私、吝啬又在三人之上，而堪称人尖的张开凤，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却只能是如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满脑子的大男子主义的孙喜九在屋里可以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甚至故意刁难摆治她。是谁给这位三间土屋里的君王加冕的呢？当然是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东西，在国学热持续升温，弘扬传统文化呼声日高的今天，我们似乎无暇分辨和剔除其间裹挟的糟粕，就像昨天无暇分辨和吸收其间的精华而“横扫一切”、“彻底决裂”一样。“在和谐村评选中，离婚是一票否决。上头说了，离婚就意味着家庭不和谐，家庭不和谐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上头”的话音里，分明可以听到封建伦理纲常的余响，而最古老的礼教经一番逻辑推演，又和最当下的社会治理对接起来。令人唏嘘的是，这套高论不仅为“上头”鼓吹，也为“下头”奉行，这里“下头”并非指或不单指村支书王立社之类的基层干部，而是指以肖楚玉娘屋妈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尤其是老一辈人，“你离了婚，我这张老脸没地方搁啊”是句经典道白，它印证了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男女不平等，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均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态是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所谓女权主义理论，就建立在这一基本前提之上。中国妇女因为整体上未经过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女性意识与个体意识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欣喜地看到，现代文明的阳光，也终于照耀到僻处一隅的油菜坡，妇女不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再是从一而终了。
《推杯换盏》（《作家》2017年第1期）。咋看起来，这是一个寻常故事：包工头王羊勾引了陶贵的媳妇毛英，“看上去一副憨样，实际上精毬得很，比他娘的王八还精”的陶贵，为了从王羊处得到盖房的钱财和钢筋、水泥，采取的策略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装傻”，甚至不惜在王妻寻夫时为之掩护。一待新房落成，怀恨在心的陶贵为了报复夺妻之恨，不仅设计让王妻捉奸而后与之离婚，还放火烧了王羊的老屋，使之居无定所。为了避免公安介入调查纵火案，毛英跟隨王羊另投平顶山挖煤，而平顶山的储洞长却很快勾引跑了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