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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狗镇》是丹麦大师级导演拉斯·冯·提尔备受争议的一部作品。这部超风格化和极具情绪张力的作品是导演叙述人性的善与恶、上帝的宽恕与惩罚最为激烈的一部影片。《狗镇》把影片作为一个寓言来阐释基督教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即困境:基督教的逻辑和政治—社会逻辑是有张力的。现代社会的人对基督教是如此不满,但是又总在基督教的逻辑里想问题,做事情。英格玛·伯格曼的三部影片《处女泉》《第七封印》《野草莓》,费里尼的影片《甜蜜的生活》以及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十诫》都展示出相同或相似的语境。
关键词:《狗镇》;基督教;宽恕;惩罚
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这位享有“当今丹麦电影领军人物”之称的大师级导演的每一部影片都颇受争议。《狗镇》(2004)是他继“金心三部曲”后推出的“美国——机遇之地三部曲”的第一部,而这部超风格化和极具情绪张力的作品则是导演叙述上帝的宽恕与惩罚、人性的善与恶最为激烈的一部影片。本文把基督教的视野纳入到电影的研究中来,以管窥基督教价值观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
一、人物形象:
圣女贞德型的受难者——格蕾丝
纵观基督教的历史,其最基本的信条之一就是“道成肉身”,即上帝曾经成为人类——耶稣。耶稣具有人类的基本属性,同时还有更高的属性,即构成他神性的那些属性。如,他是全知全能的,全善的。因此,上帝是人格化的,他有知识与意识,有行动,在其所做的行动上,上帝是自由的。爱、智慧、创造性、道德的善,这些美好的内容都是人所独具的属性。
“Grace”一词在英文中有多种含义,作为名词,韦伯词典提到了三种含义:1、恩典,慈悲,而这种恩典与慈悲大多来自于神;2、恩惠,恩典;3、人的风度,魅力或者美德,似乎这层意义是从上面的含义衍生而来的。无疑,上帝是格蕾丝(Grace),是恩典。格蕾丝在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耶稣式的宽恕。比较格蕾丝和耶稣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她就是耶稣基督的翻版。他们都受苦、勇于承当并且肮脏。这个企图宽恕所有罪恶的女人希望幻灭的故事让人不由得想起“战斗中的圣女贞德”。这位新的圣女贞德——格蕾丝——不是对耶稣用生命救赎人类的滑稽翻版,而是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基督形象,她发现在狗镇这个卑微而平静的社会群体中,存在着剥削和侮辱他人的倾向。在此,格蕾丝要面对的并不是一场针对邪恶展开的斗争。她想要宽恕的意愿不再是一种需要被纠正的幼稚想法,而是成了应该受罚的狂妄自大(arrogance)。片尾父亲来狗镇接格蕾丝,在车里她与父亲有一段很长的关于“宽恕”的对话。格蕾丝质问父亲:
“为什么我们不能宽恕他们?(why shouldn’t we forgive them)”
“为什么我不能慈悲?(why shouldn’t I be merciful)”
父亲说:“格蕾丝,你才是我所见过的最狂妄无知的人。”
她站在道德的至高点,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宽恕他人,这是她给人们的恩典。基督教的宽恕从arrogance讲起,用道德审判别人是一种arrogance,因为人不可僭越上帝的权利而去审判别人,只有上帝才有审判权。而格蕾丝的父亲却指出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企图宽恕一切,恰恰是最大的arrogance。那么就可以理解为:既然只有上帝拥有审判权,那么也只有上帝才拥有宽恕的权力。无论是宽恕还是审判,都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僭越的审判是错误的,僭越的宽恕更是错误的。
父亲称格蕾丝为最狂妄无知的人,这没错。她不是殉道者,不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够无条件地宽恕人类。而格蕾丝终究只是凡人,她不能从上帝的立场来思考,只能并必须从她自己的立场作为人来思考。所以,她无处搁置她在狗镇所承受的痛苦,而最终在格蕾丝的父亲对小镇居民极端的惩罚中,旁白这样说道:“于是,忽然的,所有的悲伤和痛苦终于回到了它们应有的位置。”挣扎在人和神的双重面上,格蕾丝的一切是在尝试和痛苦中完成的。基督做的这一切是他的自然行为,他本身就是神;格蕾丝像神但又不是神,她不具备神的力量和本性,她无法真正宽恕这些人。
当影片最后以神的旨意的方式惩罚狗镇的居民时,格蕾丝的形象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果她只是人,那怎么解释她过去无限制的宽恕?如果她是神,那么她最后行为的合理性何在?格蕾丝双重面上的纠结和矛盾,深刻反映了导演在这个问题上的困境。现代社会的基本语境已不再是神,但导演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基督教的逻辑中想问题。
二、伪善之于罪恶
基督教的至善是一种绝对价值,它不能够依存于任何具体的行为。世俗的道德,只有相对的善与恶。普通人的道德总是有限甚至是虚伪的。“我们倾向于将恶分成广义的两种:道德的恶(moral evil)与自然的恶(natural evil)。道德的恶这一范畴包括:自由人的错误、使人受损的行为以及他们的坏品格,诸如谋杀、撒谎、偷盗等行为和不忠、贪婪以及怯懦等品格。人要在道德上对所有这些东西负责。自然的恶的范畴包括:因非人力量或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物理痛苦或苦难。包括由洪水、水灾、饥荒所引起的可怕痛苦与死亡以及由癌症、破伤风、艾滋病等疾病所导致的痛苦与损失如盲、聋、疯等身体缺陷、残疾等。”[1]
狗镇的居民暴露了他们“道德的恶”。其实,狗镇居民的人性未必本恶,影片开始,狗镇的居民正是因为害怕自己会遭受不幸(毕竟收留格蕾丝使他们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才一次次地要求格蕾丝作出补偿。然而,随着时间、空间、外部环境以及当下利益的变化,“善”与“恶”似乎永远都在相互置换。当警长再一次光临了狗镇,并且将寻人启事换成了通缉令,通缉令中写道,谁在两星期内找到失踪的格蕾丝便能得到5000美金的丰厚奖金,狗镇上的人便显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人作为人,其道德永远是不足甚至是虚伪的。人们是如此的贪婪,而贪婪出于那过分强烈的欲望。格蕾丝满足的是狗镇居民的欲望而并非他们的需要。这些欲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杰森的受虐欲,陪伴瞎眼老人,做家庭教师、情人、性奴隶。原本生活艰苦但是还算本分的卑微的狗镇人,在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又因获得了权利而超脱了他们本能的限制,欲望被无限放大,进而支配了他们的一切行为。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原初为善并自由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去作恶?“上帝确实创造了在本质上自由的生物,但他们中的某些人又错误地运用了他们的自由:这就是道德之恶的根源。”[2]上帝创造的人类,一方面有着神性,在“受造之物”中占据了无比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欲念的诱惑,而欲念的诱惑最终因为自身而产生影响,人们会被诱惑所奴役。《麦克白》中,这种欲念的诱惑即是典型,麦克白勇敢而不乏智慧,但当女巫唤醒在他心中沉睡的欲念和野心时,他就错误地选择去作恶,这种难以抗拒利己邪念的驱使和诱惑,使他主动选择了恶行并且从此陷入惩罚的境地。
三、宽恕与惩罚
可以说,这部影片是对福音书的改写,或者说是“反福音书”的“福音书”、“另类福音书”,因为影片的最终目的与《圣经》一样都是拯救。影片结尾,格蕾丝想:“不,他们做得根本不够好,要是有人有这个能力惩罚他们,那他就必须这样做。为了其他的小镇,为了人类,为了人性,为了格蕾丝她自己。”她对父亲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要使用你给我的权利,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至少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儿。”汤姆找她求情,她无法忍受再听下去,就回到车中对父亲说:“这个世界会因为某个小镇的消失而变得好一点儿,那狗镇就是。”消除狗镇是为了拯救,拯救这个世界,拯救人类。
然而,这两种拯救渠道的基本精神是不统一的。耶稣基督代替人类接受上帝的惩罚来拯救人类,而导演则以一种反基督教的方式去实现福音。片尾格蕾丝和父亲关于宽恕有一段“交战”,父亲反驳格蕾丝说:“正因为他们是狗,会按照本能去反应,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教训,鞭打他们,让他们不再一次又一次地依照本性反应,暴露丑恶的人性。”面对小镇居民丑恶的人性,身为黑帮首领的父亲授予格蕾丝权力,以彻底清除的方式来公正地判决人类,于是,慈悲的大屠杀(Grace’s Slaughter)开始了,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影片的前半部分积蓄的东西全部被后面极端地释放出来了。我们可以认同导演在处理影片的结尾时使用适当的暴力,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于导演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这样的逻辑有些简单,甚至有些危险。在2003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狗镇》原本有望夺得金棕榈奖,但后来却输给了《大象》,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席明确地说不可能把奖颁给一部如此远离人性情感的影片。
在导演的意识里,这种公义是对格蕾丝既有遭遇的一种正常回报。表面上看,他试图回到古典,或者说重塑一种不同于基督教逻辑的现代逻辑,但实质上,影片的结尾似乎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基督教逻辑在现代社会的张力:我们总是需要借助正义来审判罪恶,但我们自身又总是陷入基督教之中。导演以权力的方式来实现公义,但影片的最终目的却是实现基督教的拯救,消除狗镇是为了拯救,拯救这个世界,拯救人类。然而任何道德主义在宗教上都是不适当的,如果从道德主义来理解宽恕与惩罚,就会提出被耶稣驳回的荒唐问题:“既然已经宽恕,那么究竟必须宽恕多少次呢?”或者含义相似但更加荒唐:“上帝到底会宽恕多少次?他可以无限度地忍受下去吗?” 诚然,基督教是讲对人的宽恕,可这并不意味它没有惩治罪恶的手段。基督教自身、基督教所影响的法律精神都是一种体现。在相当程度上,《狗镇》揭露了基督教的困境,基督教逻辑和政治—社会逻辑是有张力的。现代社会的人对基督教是如此不满,但是又总在基督教的逻辑里想问题,做事情。
四、基督教价值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
从文化上来看,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与个人或群体的“过去”有牵缠。战争中的屠杀,人性的恶,使得“上帝是否死亡”这个问题成为这个时代的偈语。伯格曼一生都陷在这个偈语的深渊中,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这一沉重主题的边界内。在以伯格曼为原点的周围,延伸着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塔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基督教仿佛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幻影,导演们将古典时期人性的问题转化了过来,这些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突出。在加深人性困境的同时,基督教也极大地加强了人的精神张力,将之推向一个绝对的深度。这些导演在这种张力中把对基督教的思考融入到他们的电影中,他们挖掘人性,表现世俗的恶,追寻在当代西方社会基督教之于人的意义,而这些都是从对基督教最深刻的领悟中开始的。他们裹着基督教的问题,深入挖掘其中伟大的精神。从他们的电影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基督教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
《处女泉》(1960)是伯格曼关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一偈语叙述得最为激烈、故事最为黑暗的电影之一。十几岁的小女孩在去教堂的路上被强盗奸杀,女孩的父亲在女儿被杀的地方呼喊苍天与上帝,这个黑暗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了,面对人性之恶上帝的正义在哪里?导演提出了对上帝的最严重的理性质疑,即恶的问题。世界中恶的存在是我们无法相信还存在一个爱的、有力的上帝的主要原因,也是基督徒们遭遇信仰危机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大屠杀中令人震惊的行为,还是恐怖主义分子在世贸大厦对生命的摧残,抑或在发展中国家的饥荒、癌症患者绝望的痛苦,都使我们无法忽视世界上存在的恶。
获得195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第七封印》是伯格曼思考人与死亡、人与上帝的作品,也是他的巅峰之作。导演通过影片对人类生存的意义、信仰的根源以及上帝的存在性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疑问,同时又通过演员约瑟夫一家的生活来肯定信仰本身的力量。布罗克一直在思索的痛苦中,找不到生命的价值,并对上帝提出质疑:“难道人真的无法看到上帝的本来面目么?他为什么总是隐藏在那些不切实际的神迹之中?”当死神来临的时候,他握紧双手焦虑地祷告。新教神学家奥特也有相似的问题,“今日神学的中心问题(即上帝问题)中有此一问:对我们时代的成年的、旷世孤独的、依靠自己和被要求全面自我设计的人而言,《圣经》关于活的上帝的信息是否能给人启悟,赋予灵感?”[3]
骑士的疑问也是伯格曼自己的疑问。伯格曼本人的回答似乎可以从《野草莓》(1957)中找到答案。在《野草莓》中,当伯格教授被几个年轻人询问上帝存在的问题时,伯格教授背诵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我四处寻找的朋友,你在哪里?(Where there is the friend I seek everywhere)
黎明是充满了孤独和爱的时刻,(Dawn is the time of loneliness and care)
尽管我的心在不停地燃烧,燃烧,(Though my heart is burning, burning)
但当黄昏来临,我依旧睡意浓浓。(When twilight comes I am still yearning)
我看见了他的痕迹,充满了荣光和力量。(I see His trace of glory and power)
在每颗谷粒中,每朵花的芬芳里,(In an ear of grain and the fragrance of a flower)
在每一寸呼吸与空气中,(In every sign and breath of air)
都存在着他的爱。(His love is there)
他在夏日的微风中对我们耳语。(His voice whispers in the summer breeze)
这就是伯格曼在当时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回答。用奥特的话来说:“上帝是那位全然围浸我们人的灵魂的[神]。”[4]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但是它在此,围浸着我们的整个生命,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融入到了我们的孤寂、落寞、抗争、希望、忧虑,以及我们的烦闷无聊和洋溢的激情之中。我们在这个深广而激动人心的领域历险,这个生存的创造性深度之域,我们称之为“上帝”。他无处不在。
“费里尼一辈子都在述说着罗马陷落的故事,罗马因此象征着整个世界。”[5]在费里尼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罗马人精神的沉沦与坍塌,这就是“罗马的陷落”。影片《甜蜜的生活》(1960)开头,一架隆隆作响的直升机吊着耶稣的雕像,飞过罗马城。耶稣像成为了一个难以安置的物件,他只能被悬在半空俯瞰着罗马,带着受难的神情看着人们的精神沉沦,看着整座城市的陷落。上帝无从安置,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也失去了在现世自己的位置与角色。并不孤僻的主人公失去了自己,混迹于女人中,出没于娱乐场所和人流拥挤的地方,陷在肉体的包围中,不能脱身。他一瞬间迷失了自己,陷入绝望的深渊。《甜蜜的生活》中的“绝望”来源于伯格曼的影片一贯的主题:上帝是否存在,是否监督人世的生活,并为其作证。人与人之间原始的连接方式在表面上存在,却在其内在真实中解体。人不相信自己,同时也不相信他人。
基耶斯洛夫斯基透过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生契约——十诫,来探寻现代人是否能称量自己偶在生命的重负,并引出满含悲悯和质疑的精神命题。影片《十诫》出于《圣经》,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耶和华亲自授十诫,并让摩西颁布施行。其内容为:不许拜别神;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不许妄称耶和华名;须守安息日为圣日;须孝敬父母;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不许作假见证;不许贪恋他人财物。导演创新地将其演绎成十个以波兰为背景的现代故事。在影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为故事中的人物设置了种种极端的困境,让他们面对永恒的道德难题和棘手的选择,挑战古老的十诫。
《十诫》是导演对现代人所崇拜的科学理性、人道主义、自由伦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偶像的一次深入而广泛的质疑。伴随着片中人物彻底的绝望和撕心裂肺的痛苦,导演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悲悯的情怀和博大的心胸。由于命运中的偶然而陷入困境,人们突然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价值观是如此的虚妄,他们看不到出路,迷茫、软弱,在自己的苦难中和能力的尽头处向神发出呼唤。
五、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作为一种工业产品出现,以其文化性和娱乐性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电影作为一种文本表现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它讨论人们的内心世界,表现人们的信仰问题、道德问题。19世纪末,在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颠覆性言论之后,西方社会一片哗然。人们陷入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发出了诸如“上帝是否存在”、“在奥斯维辛和广岛之后怎么可能还有神学”、“这个黑暗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了,面对人性之恶上帝的正义在哪里”等等疑问。
管窥基督教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在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等这些欧洲电影大师的作品中,尤其是拉斯·冯·提尔的《狗镇》中,我们发现,从20世纪到21世纪,导演们仍然在讨论着这些问题,《狗镇》向我们揭露了基督教的困境:基督教逻辑和政治—社会逻辑是有张力的。导演对基督教是如此的不满,他以反“福音书”的方式完成了对“福音书”的改写,但同时,他又是在基督教的逻辑中完成了这种改写;伯格曼在影片中探讨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上帝的正义问题;费里尼则观照人内在的信仰和精神依托;而基耶斯洛夫斯基以他悲悯的情怀和博大的心胸向我们阐释“十诫”。经过了在西方一个多世纪的演化进程,基督教仍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道德困境中,基督教价值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注释:
[1][2] [美]麦克·彼得森、威廉·哈斯克、布鲁斯·莱辛巴赫、大卫·巴辛格:《理性与宗教信念——宗教哲学导论》,孙毅、游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第174-175页。
[3][4] [瑞士]H·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我们时代的上帝问题》,林克、赵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6页、第20页。
[5] 贾晓伟:《亡灵记:好莱坞外的八位电影大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狗镇》;基督教;宽恕;惩罚
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这位享有“当今丹麦电影领军人物”之称的大师级导演的每一部影片都颇受争议。《狗镇》(2004)是他继“金心三部曲”后推出的“美国——机遇之地三部曲”的第一部,而这部超风格化和极具情绪张力的作品则是导演叙述上帝的宽恕与惩罚、人性的善与恶最为激烈的一部影片。本文把基督教的视野纳入到电影的研究中来,以管窥基督教价值观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
一、人物形象:
圣女贞德型的受难者——格蕾丝
纵观基督教的历史,其最基本的信条之一就是“道成肉身”,即上帝曾经成为人类——耶稣。耶稣具有人类的基本属性,同时还有更高的属性,即构成他神性的那些属性。如,他是全知全能的,全善的。因此,上帝是人格化的,他有知识与意识,有行动,在其所做的行动上,上帝是自由的。爱、智慧、创造性、道德的善,这些美好的内容都是人所独具的属性。
“Grace”一词在英文中有多种含义,作为名词,韦伯词典提到了三种含义:1、恩典,慈悲,而这种恩典与慈悲大多来自于神;2、恩惠,恩典;3、人的风度,魅力或者美德,似乎这层意义是从上面的含义衍生而来的。无疑,上帝是格蕾丝(Grace),是恩典。格蕾丝在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耶稣式的宽恕。比较格蕾丝和耶稣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她就是耶稣基督的翻版。他们都受苦、勇于承当并且肮脏。这个企图宽恕所有罪恶的女人希望幻灭的故事让人不由得想起“战斗中的圣女贞德”。这位新的圣女贞德——格蕾丝——不是对耶稣用生命救赎人类的滑稽翻版,而是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基督形象,她发现在狗镇这个卑微而平静的社会群体中,存在着剥削和侮辱他人的倾向。在此,格蕾丝要面对的并不是一场针对邪恶展开的斗争。她想要宽恕的意愿不再是一种需要被纠正的幼稚想法,而是成了应该受罚的狂妄自大(arrogance)。片尾父亲来狗镇接格蕾丝,在车里她与父亲有一段很长的关于“宽恕”的对话。格蕾丝质问父亲:
“为什么我们不能宽恕他们?(why shouldn’t we forgive them)”
“为什么我不能慈悲?(why shouldn’t I be merciful)”
父亲说:“格蕾丝,你才是我所见过的最狂妄无知的人。”
她站在道德的至高点,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宽恕他人,这是她给人们的恩典。基督教的宽恕从arrogance讲起,用道德审判别人是一种arrogance,因为人不可僭越上帝的权利而去审判别人,只有上帝才有审判权。而格蕾丝的父亲却指出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企图宽恕一切,恰恰是最大的arrogance。那么就可以理解为:既然只有上帝拥有审判权,那么也只有上帝才拥有宽恕的权力。无论是宽恕还是审判,都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僭越的审判是错误的,僭越的宽恕更是错误的。
父亲称格蕾丝为最狂妄无知的人,这没错。她不是殉道者,不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够无条件地宽恕人类。而格蕾丝终究只是凡人,她不能从上帝的立场来思考,只能并必须从她自己的立场作为人来思考。所以,她无处搁置她在狗镇所承受的痛苦,而最终在格蕾丝的父亲对小镇居民极端的惩罚中,旁白这样说道:“于是,忽然的,所有的悲伤和痛苦终于回到了它们应有的位置。”挣扎在人和神的双重面上,格蕾丝的一切是在尝试和痛苦中完成的。基督做的这一切是他的自然行为,他本身就是神;格蕾丝像神但又不是神,她不具备神的力量和本性,她无法真正宽恕这些人。
当影片最后以神的旨意的方式惩罚狗镇的居民时,格蕾丝的形象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果她只是人,那怎么解释她过去无限制的宽恕?如果她是神,那么她最后行为的合理性何在?格蕾丝双重面上的纠结和矛盾,深刻反映了导演在这个问题上的困境。现代社会的基本语境已不再是神,但导演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基督教的逻辑中想问题。
二、伪善之于罪恶
基督教的至善是一种绝对价值,它不能够依存于任何具体的行为。世俗的道德,只有相对的善与恶。普通人的道德总是有限甚至是虚伪的。“我们倾向于将恶分成广义的两种:道德的恶(moral evil)与自然的恶(natural evil)。道德的恶这一范畴包括:自由人的错误、使人受损的行为以及他们的坏品格,诸如谋杀、撒谎、偷盗等行为和不忠、贪婪以及怯懦等品格。人要在道德上对所有这些东西负责。自然的恶的范畴包括:因非人力量或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物理痛苦或苦难。包括由洪水、水灾、饥荒所引起的可怕痛苦与死亡以及由癌症、破伤风、艾滋病等疾病所导致的痛苦与损失如盲、聋、疯等身体缺陷、残疾等。”[1]
狗镇的居民暴露了他们“道德的恶”。其实,狗镇居民的人性未必本恶,影片开始,狗镇的居民正是因为害怕自己会遭受不幸(毕竟收留格蕾丝使他们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才一次次地要求格蕾丝作出补偿。然而,随着时间、空间、外部环境以及当下利益的变化,“善”与“恶”似乎永远都在相互置换。当警长再一次光临了狗镇,并且将寻人启事换成了通缉令,通缉令中写道,谁在两星期内找到失踪的格蕾丝便能得到5000美金的丰厚奖金,狗镇上的人便显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人作为人,其道德永远是不足甚至是虚伪的。人们是如此的贪婪,而贪婪出于那过分强烈的欲望。格蕾丝满足的是狗镇居民的欲望而并非他们的需要。这些欲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杰森的受虐欲,陪伴瞎眼老人,做家庭教师、情人、性奴隶。原本生活艰苦但是还算本分的卑微的狗镇人,在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又因获得了权利而超脱了他们本能的限制,欲望被无限放大,进而支配了他们的一切行为。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原初为善并自由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去作恶?“上帝确实创造了在本质上自由的生物,但他们中的某些人又错误地运用了他们的自由:这就是道德之恶的根源。”[2]上帝创造的人类,一方面有着神性,在“受造之物”中占据了无比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欲念的诱惑,而欲念的诱惑最终因为自身而产生影响,人们会被诱惑所奴役。《麦克白》中,这种欲念的诱惑即是典型,麦克白勇敢而不乏智慧,但当女巫唤醒在他心中沉睡的欲念和野心时,他就错误地选择去作恶,这种难以抗拒利己邪念的驱使和诱惑,使他主动选择了恶行并且从此陷入惩罚的境地。
三、宽恕与惩罚
可以说,这部影片是对福音书的改写,或者说是“反福音书”的“福音书”、“另类福音书”,因为影片的最终目的与《圣经》一样都是拯救。影片结尾,格蕾丝想:“不,他们做得根本不够好,要是有人有这个能力惩罚他们,那他就必须这样做。为了其他的小镇,为了人类,为了人性,为了格蕾丝她自己。”她对父亲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要使用你给我的权利,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至少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儿。”汤姆找她求情,她无法忍受再听下去,就回到车中对父亲说:“这个世界会因为某个小镇的消失而变得好一点儿,那狗镇就是。”消除狗镇是为了拯救,拯救这个世界,拯救人类。
然而,这两种拯救渠道的基本精神是不统一的。耶稣基督代替人类接受上帝的惩罚来拯救人类,而导演则以一种反基督教的方式去实现福音。片尾格蕾丝和父亲关于宽恕有一段“交战”,父亲反驳格蕾丝说:“正因为他们是狗,会按照本能去反应,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教训,鞭打他们,让他们不再一次又一次地依照本性反应,暴露丑恶的人性。”面对小镇居民丑恶的人性,身为黑帮首领的父亲授予格蕾丝权力,以彻底清除的方式来公正地判决人类,于是,慈悲的大屠杀(Grace’s Slaughter)开始了,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影片的前半部分积蓄的东西全部被后面极端地释放出来了。我们可以认同导演在处理影片的结尾时使用适当的暴力,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于导演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这样的逻辑有些简单,甚至有些危险。在2003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狗镇》原本有望夺得金棕榈奖,但后来却输给了《大象》,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席明确地说不可能把奖颁给一部如此远离人性情感的影片。
在导演的意识里,这种公义是对格蕾丝既有遭遇的一种正常回报。表面上看,他试图回到古典,或者说重塑一种不同于基督教逻辑的现代逻辑,但实质上,影片的结尾似乎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基督教逻辑在现代社会的张力:我们总是需要借助正义来审判罪恶,但我们自身又总是陷入基督教之中。导演以权力的方式来实现公义,但影片的最终目的却是实现基督教的拯救,消除狗镇是为了拯救,拯救这个世界,拯救人类。然而任何道德主义在宗教上都是不适当的,如果从道德主义来理解宽恕与惩罚,就会提出被耶稣驳回的荒唐问题:“既然已经宽恕,那么究竟必须宽恕多少次呢?”或者含义相似但更加荒唐:“上帝到底会宽恕多少次?他可以无限度地忍受下去吗?” 诚然,基督教是讲对人的宽恕,可这并不意味它没有惩治罪恶的手段。基督教自身、基督教所影响的法律精神都是一种体现。在相当程度上,《狗镇》揭露了基督教的困境,基督教逻辑和政治—社会逻辑是有张力的。现代社会的人对基督教是如此不满,但是又总在基督教的逻辑里想问题,做事情。
四、基督教价值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
从文化上来看,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与个人或群体的“过去”有牵缠。战争中的屠杀,人性的恶,使得“上帝是否死亡”这个问题成为这个时代的偈语。伯格曼一生都陷在这个偈语的深渊中,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这一沉重主题的边界内。在以伯格曼为原点的周围,延伸着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塔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基督教仿佛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幻影,导演们将古典时期人性的问题转化了过来,这些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突出。在加深人性困境的同时,基督教也极大地加强了人的精神张力,将之推向一个绝对的深度。这些导演在这种张力中把对基督教的思考融入到他们的电影中,他们挖掘人性,表现世俗的恶,追寻在当代西方社会基督教之于人的意义,而这些都是从对基督教最深刻的领悟中开始的。他们裹着基督教的问题,深入挖掘其中伟大的精神。从他们的电影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基督教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
《处女泉》(1960)是伯格曼关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一偈语叙述得最为激烈、故事最为黑暗的电影之一。十几岁的小女孩在去教堂的路上被强盗奸杀,女孩的父亲在女儿被杀的地方呼喊苍天与上帝,这个黑暗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了,面对人性之恶上帝的正义在哪里?导演提出了对上帝的最严重的理性质疑,即恶的问题。世界中恶的存在是我们无法相信还存在一个爱的、有力的上帝的主要原因,也是基督徒们遭遇信仰危机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大屠杀中令人震惊的行为,还是恐怖主义分子在世贸大厦对生命的摧残,抑或在发展中国家的饥荒、癌症患者绝望的痛苦,都使我们无法忽视世界上存在的恶。
获得195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第七封印》是伯格曼思考人与死亡、人与上帝的作品,也是他的巅峰之作。导演通过影片对人类生存的意义、信仰的根源以及上帝的存在性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疑问,同时又通过演员约瑟夫一家的生活来肯定信仰本身的力量。布罗克一直在思索的痛苦中,找不到生命的价值,并对上帝提出质疑:“难道人真的无法看到上帝的本来面目么?他为什么总是隐藏在那些不切实际的神迹之中?”当死神来临的时候,他握紧双手焦虑地祷告。新教神学家奥特也有相似的问题,“今日神学的中心问题(即上帝问题)中有此一问:对我们时代的成年的、旷世孤独的、依靠自己和被要求全面自我设计的人而言,《圣经》关于活的上帝的信息是否能给人启悟,赋予灵感?”[3]
骑士的疑问也是伯格曼自己的疑问。伯格曼本人的回答似乎可以从《野草莓》(1957)中找到答案。在《野草莓》中,当伯格教授被几个年轻人询问上帝存在的问题时,伯格教授背诵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我四处寻找的朋友,你在哪里?(Where there is the friend I seek everywhere)
黎明是充满了孤独和爱的时刻,(Dawn is the time of loneliness and care)
尽管我的心在不停地燃烧,燃烧,(Though my heart is burning, burning)
但当黄昏来临,我依旧睡意浓浓。(When twilight comes I am still yearning)
我看见了他的痕迹,充满了荣光和力量。(I see His trace of glory and power)
在每颗谷粒中,每朵花的芬芳里,(In an ear of grain and the fragrance of a flower)
在每一寸呼吸与空气中,(In every sign and breath of air)
都存在着他的爱。(His love is there)
他在夏日的微风中对我们耳语。(His voice whispers in the summer breeze)
这就是伯格曼在当时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回答。用奥特的话来说:“上帝是那位全然围浸我们人的灵魂的[神]。”[4]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但是它在此,围浸着我们的整个生命,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融入到了我们的孤寂、落寞、抗争、希望、忧虑,以及我们的烦闷无聊和洋溢的激情之中。我们在这个深广而激动人心的领域历险,这个生存的创造性深度之域,我们称之为“上帝”。他无处不在。
“费里尼一辈子都在述说着罗马陷落的故事,罗马因此象征着整个世界。”[5]在费里尼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罗马人精神的沉沦与坍塌,这就是“罗马的陷落”。影片《甜蜜的生活》(1960)开头,一架隆隆作响的直升机吊着耶稣的雕像,飞过罗马城。耶稣像成为了一个难以安置的物件,他只能被悬在半空俯瞰着罗马,带着受难的神情看着人们的精神沉沦,看着整座城市的陷落。上帝无从安置,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也失去了在现世自己的位置与角色。并不孤僻的主人公失去了自己,混迹于女人中,出没于娱乐场所和人流拥挤的地方,陷在肉体的包围中,不能脱身。他一瞬间迷失了自己,陷入绝望的深渊。《甜蜜的生活》中的“绝望”来源于伯格曼的影片一贯的主题:上帝是否存在,是否监督人世的生活,并为其作证。人与人之间原始的连接方式在表面上存在,却在其内在真实中解体。人不相信自己,同时也不相信他人。
基耶斯洛夫斯基透过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生契约——十诫,来探寻现代人是否能称量自己偶在生命的重负,并引出满含悲悯和质疑的精神命题。影片《十诫》出于《圣经》,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耶和华亲自授十诫,并让摩西颁布施行。其内容为:不许拜别神;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不许妄称耶和华名;须守安息日为圣日;须孝敬父母;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不许作假见证;不许贪恋他人财物。导演创新地将其演绎成十个以波兰为背景的现代故事。在影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为故事中的人物设置了种种极端的困境,让他们面对永恒的道德难题和棘手的选择,挑战古老的十诫。
《十诫》是导演对现代人所崇拜的科学理性、人道主义、自由伦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偶像的一次深入而广泛的质疑。伴随着片中人物彻底的绝望和撕心裂肺的痛苦,导演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悲悯的情怀和博大的心胸。由于命运中的偶然而陷入困境,人们突然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价值观是如此的虚妄,他们看不到出路,迷茫、软弱,在自己的苦难中和能力的尽头处向神发出呼唤。
五、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作为一种工业产品出现,以其文化性和娱乐性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电影作为一种文本表现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它讨论人们的内心世界,表现人们的信仰问题、道德问题。19世纪末,在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颠覆性言论之后,西方社会一片哗然。人们陷入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发出了诸如“上帝是否存在”、“在奥斯维辛和广岛之后怎么可能还有神学”、“这个黑暗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了,面对人性之恶上帝的正义在哪里”等等疑问。
管窥基督教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在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等这些欧洲电影大师的作品中,尤其是拉斯·冯·提尔的《狗镇》中,我们发现,从20世纪到21世纪,导演们仍然在讨论着这些问题,《狗镇》向我们揭露了基督教的困境:基督教逻辑和政治—社会逻辑是有张力的。导演对基督教是如此的不满,他以反“福音书”的方式完成了对“福音书”的改写,但同时,他又是在基督教的逻辑中完成了这种改写;伯格曼在影片中探讨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上帝的正义问题;费里尼则观照人内在的信仰和精神依托;而基耶斯洛夫斯基以他悲悯的情怀和博大的心胸向我们阐释“十诫”。经过了在西方一个多世纪的演化进程,基督教仍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道德困境中,基督教价值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注释:
[1][2] [美]麦克·彼得森、威廉·哈斯克、布鲁斯·莱辛巴赫、大卫·巴辛格:《理性与宗教信念——宗教哲学导论》,孙毅、游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第174-175页。
[3][4] [瑞士]H·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我们时代的上帝问题》,林克、赵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6页、第20页。
[5] 贾晓伟:《亡灵记:好莱坞外的八位电影大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