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霁岚，名云岫，生于1895年，回族。幼年随父刘秉彝学医，继承产业中医大药房。1923年创办《评报》，自任社长。1934年《评报》发表评论，题为《蒋中正中而不正，不能扶正》，被国民党的军警抄砸与查封，停刊半个月。经多方疏通，才得复刊，但不能使用原报名，遂将《评报》改名为《平报》。“七七”事变后，刘霁岚不肯附逆，自动停刊。
　　刘霁岚办《平报》14年，他的药厂因自办报纸宣传而提高商誉，营业发展。1937年扩大规模，改为中西制药厂。他秉承先人教导，以慈悲为怀，热心公益事业，无论是济贫、开办学校、修建清真寺、救灾，他都是首先倡导，慷慨解囊。1939年天津发生了特大水灾，旧日、法、英等租界几乎全被水淹，日伪政府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使不少受灾居民无法居住和生活。刘霁岚首先发起救灾活动，他和意租界工部局联合会成立赈灾委员会。他自任会长，其他会员有福兴面粉厂经理杨西园、寿丰面粉厂经理孙冰如、意租界工部局李纳，还有高辑五等人。为了急救灾民，他不仅把自己的房间腾出十余间留住灾民，还捐献了大量钱款财物。刘霁岚还在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的便道上搭盖起大量席棚，利用寿丰面粉厂的便利条件供给馒头和粥饭等，一直到洪水退去。
　　刘霁岚出身于伊斯兰教家庭，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一生遵守教规，斋戒礼拜，不吸烟、不饮酒。虽然在社会上交游很广，酬酢频繁，但他在筵席上遵守教规，向来以茶代酒。据王景洲先生《刘霁岚一生》中记述，刘霁岚出资修建河东富辛庄清真寺，并不断捐助财物，添置家具设备、回民办丧葬用的仪仗“地平”（棺轿）等物。他对邻里贫苦人民不论回、汉族多所施舍，小商贩如果有卖不出去的食品等物给他送来请求照顾时，他都按价收买。对本族的贫困亲戚，也不短给予生活救济。有一位小学教师刘月舫经济困难，经常向他求援。刘月舫病危时，托人请刘霁岚来他家，当面将独子刘霍托付给刘霁岚作为义子。刘霁岚除了对刘霍一家在生活上给予了救济外，每月还给刘霍十块银元作为学习补助。刘霍在铃铛阁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某大学读书，经常和刘霁岚通信。刘霍在读大学二年级时与刘霁岚断了音信，直到新中国成立，大家才知道刘霍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做了毛主席的警卫员。“文革”期间，刘霍被调到天津市担任红桥区委书记，不久返回北京任职，但他仍然不断回津，到义父刘霁岚家中问候。
　　除了对回族人民做公益事业外，刘霁岚还为回、汉两族人民之间的纠纷事件热心奔走。1933年天津北马路直隶书局的一本小说《年羹尧西征记》内容中有侮辱回民的词句，激起回民大众的愤慨。他们聚众将书店砸毁，并要求追查责任。事态发展严重，官方亦无法解决。刘霁岚同社会名流和回民士绅刘孟扬等人，多方奔走，平息了这一事件，受到各方面的赞扬。北郊穆家庄（现天穆村）有一户回民因与汉通婚问题发生了纠纷，这位回民家长不同意其女与汉族青年自由恋爱，约请当地十余人来到了丁字沽男方家中闹事，被当地派出所扣押。刘霁岚闻讯后，认为如果被官方判刑处理，会造成回、汉之间矛盾激化。于是他到警察局找到戴处长说明利害，事件得到和平解决，被扣押的人全部释放，圆满地平息了这场纠纷。
　　刘霁岚对教育事业亦有所贡献。1950年他在陈家沟子和于厂街分别创办伊斯兰小学和葆初小学，回、汉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1956年他经营的中西药房公私合营，1958年退休。1960年参加天津文史资料写作工作。1977年去世。生前他曾对子女说：“我一生经营工商业，秉承家教，慈善为怀。虽然我结交了各种人物，但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而是扶持贫穷落后，为朋友排忧解难。对于解决矛盾要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宗旨，否则冤冤相报永无休止。不但于己不利，而且贻害后人。我虽然经营工商业，但未给你们留下多少财富，但也未给你们留下任何后患。我去世后希望你们遵循祖传家教，以慈悲为怀，遵纪守法，为人民为国家努力工作，要‘但行此事，莫问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