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贫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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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乐道”这一成语,应源于古今中国百姓和文人在安身立命齐家治国实践中,形成的作风,后被教育家提倡为“为天下谋道,不为个人谋食”的一种精神。正如孔子所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此,安贫乐道,并非是喜贫穷,那是指所追求的不在物质,而以所信奉的道德准则,且坚持走其道路为乐。对文化人而言,则是甘于寂寞,专心治学。
  安贫乐道正是冯文慈先生身体力行而带领出来的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系风。具体说则是淡泊名利,以严格治学精神来培养师资,尽力育出德才兼备的学生为乐。冯先生做人治学的风格是一贯的,早在1973年至1980年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副系主任时,在系主任张洪岛先生的率领下,同于润洋副系主任一道领导、治理该系时(1977年至1980年我任系秘书并担任教学工作)便是如此,只是八十年代初,正当中国音乐学院复院初期,百废待兴,冯先生任音乐学系主任(副职为周宗汉)任务更重而已。回首那个年月,实为创建阶段。系里教员不多,却充满着一种团结一致,喜纳优秀人才,不讲报酬,不计个人得失,认真教学,以勤为荣,以苦为乐的精神。这种精神首先应归功于系主任的以身作则、领导有方。在此仅谈两点。
  
  一、身教
  
  冯先生任系主任时期,在系的会议与平时的讲话都不多,更无训词,领导全系主要靠自己的风格与成就。他第一抓教学质量,而且从本人做起。冯先生学识渊博,又曾教过和声、中外音乐史等多门课程。教古代音乐史课,得心应手。然而,他备课的那种认真态度,人人知晓,个个钦佩。故讲授得清晰、充实,融史、论为一体,每阐述论点,既依据古代文献,又参考当今仍活跃于民间的传统音乐,生动,深入浅出。他重在真实可靠,使听者明白,引发联想和深入探索之欲。不夸张不渲染,到位即止。听他课的教师收获甚大,不仅学到治学严谨的作风,而且感觉他所讲的内容及讲授法与自己所教的学科很有关联,因而产生启迪和指导作用。冯先生这样的教导,在师生的心田上撒下了榜样的种子。
  冯先生的另一特点,是在荣誉或什么好处面前,心一点也不动。优秀教师、优秀党员,冯文慈理当首选,但是凡是系里提名,定被他推让予别人。实在推不掉集体意愿,系务会、党支部(冯先生任系主任期间和他主动卸任后仍在系里任教的几年中,我一直兼任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职务)一经报至学院,在院级召集各系主任、书记的会议上,这些中层干部便异口同声地举冯文慈同志为全院的、北京市的模范,跟随着则是各系主任、书记对他及他所带的音乐学系的赞佩。可见,冯先生在各系的师生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
  八九十年代的出国风很热,许多人都珍惜或争取这种机缘。但是落在冯先生头上的两次机会,均被他推掉了。一次是去美国,冯先生视当时教学任务重、系里工作忙而未去。这曾引起许多人对他的婉惜和不解;第二次是赴日本大阪讲学,他让给了其他教授。
  在冯文慈系主任如此做人面前,系里教员从未出现争抢荣誉,计较报酬的现象。
  
  二、着力提高系内中青年教师的水平
  
  冯先生一贯重视系内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及其水平的不断提高。他希望我们打好所教科目的各方面的基础。为此,冯先生往往亲自口授和动笔指教。
  冯先生对教师进修抓得很紧,复院初期就让大家报进修项目,说根据所报由系里安排教师来教,走出去请进来或在本系解决。只记得我报古汉语、林凌风老师报英语,当时不易请教师,便都由冯先生授课,一人半年。那半年的古汉语课对我是终生受益。
  
  系主任不仅让我们打好基础,还希望中青年教师学习交叉学科,鼓励大家经常采风,关注并争取走向学术的前沿。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我看到,凡是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学术会议论文中,有关律学或某地域、民族的独特音阶调式方面的文章,冯先生必读。在系主任所指引的教学与科研方向上,借助他给予我们的期盼、信任、关怀及可活动的大空间,我们民族音乐教研组的几名中青年教师如鱼得水般自由活泼地奋进着。那时,《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已经在全国各省区铺开,湖北卷主编、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杨匡民率先提出民歌的色彩区问题。我校创研部负责人之一李西安为我系民族音乐教研组策划了《民族音乐概论》课中五大类按色彩区来讲授的方案。任副系主任兼教研组长的张鸿懿和组员杜亚雄、李文珍等听后十分兴奋和认同,马上分工:张讲江淮、华北两大色彩区;杜讲西北、李讲闽粤台。遂三人分头到民间采风和有关省区音乐院校学习调查,编好教材便上了讲台(因过去教学对闽粤台涉猎很少,故曾特请福建师大王耀华老师来校首讲两个月)。学生听老师们的授课,感觉新鲜、生动,与所学主科结合得更紧密,很有兴趣。我们三名教师在采风备课和教学过程中亦眼界开阔,并引发出对许多新课题的思考。在此同时,张鸿懿安排杜亚雄、李文珍到少数民族地区采风,杜侧重北方,李侧重南方,待条件成熟则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课。这样,杜亚雄老师于1983年率先在全校各系共同课和进修生班开了此课,教研组成员都去听课,师生耳目一新。杜准备在专业课上讲授,因欲赴美国讲学,说:“李文珍,你来教吧!”于是我于1990年9月便为音乐学系首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曲》专业课。以上三门课程构成了中国音乐学院坚持民族音乐教学的特色之一。我们感觉那些年正处于我校音乐学系蓬勃发展期,师生在忙、累、苦当中享受着无比的乐趣,真的是从心态到行动在认真学习系主任冯先生的安贫乐道。
  诚然,系里每一师生的人格、专业之成长,都不同程度地与冯先生的榜样和亲自教授有关。我仅以本人为例。1983至1984年我两次赴闽东畲族聚居地采风,撰写《畲歌假声初探》,争取参加学术会议。这是自1963年我从事教学以来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写起来十分艰难。冯先生和福建省研究畲族音乐的专家丁献芝分头指导,半年里审修五次。冯先生每更易一稿都为我逐字、句、段讲解,让我知其所以然。我感觉他老人家教给我许多,至今也还没梳理清。然而,后来凡撰写什么,我都能够忆起和应用。此论文在1984年夏《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宣读后获得了代表们的好评。遂《中国音乐》1984年四期发表一部分;福建省、宁德地区的两处内部刊物都全文转载。另有关立人,修海林、何今声及台湾的刘茜四位专家在文著中引用。这篇论文与1986年春冯先生指导过的另一篇《民族音乐概论课的教学》,是我晋升副教授的主要论文。更为重要的是,冯先生这两次的对我的论文指导以及1982年秋对我给作曲系学生新开的《中国五省区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课的教导,为我逐渐走向采风、教学、科研相结合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年纪渐大,阅历加多,今日回首我系中青年教师在接受系主任的实际指教与日常他的潜移默化式熏陶的过程中,可谓路子走得正,成长得比较快,真乃人生有幸啊!
  总之,在冯先生任系主任期间,和他将系主任职务传递予张静蔚老师之后,自己仍在系里任教期间,大家一直偎围于他的身边聆听、感受、体会。感觉他的风格如太极拳,从容、中正、外柔内刚,单求与天地人的谐和,对天地人有益,不思其它。这就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吧!因此,他所带领的教师、学生,也规规矩矩、恪守本分。系内老师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团结互助、人人向上;系内本科生、进修生、研究生亦然。1986年召入的第一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班集体被院里评为优秀集体。九十年代初全国音乐院校学生论文比赛,我系获奖者最多,其中冯先生所指导的研究生、本科生所占比例最大,这在全国音乐院校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音乐学系系风之正,校内各系师生有目共睹,每讲到此,从无争议。可见,冯文慈先生的安贫乐道的种子耕耘于中国音乐学院复院初期的音乐学系,已经生根、开花、结果。他的学生,特别是八十年代老进修生们,现都位于全国各地领导岗位,亦将这种安贫乐道的做人治学之风带到了其故乡,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了。
  
  李文珍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责任编辑 于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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