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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辛亥革命的他，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临终前，他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他自称盲人奥里翁
“龚老先生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言语间惆怅万千，”6月11日，首发式上，陈有西忆起龚祥瑞15年前临终一幕，更一度哽咽。
“盲人奥里翁”是龚祥瑞自己起的书名。
龚祥瑞是中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资深的政治学家与公法学家，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之一、常务理事。
16年前，85岁高龄的他躺在病床上，对前来看望的陈有西，用颤抖的手写下题解：“盲人ORION（奥里翁）是一颗星座（猎户），他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当太阳出来时，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着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昼夜。我非常的像他。”
历经16年，这份龚祥瑞于1995年写成的书稿终于得以出版。16年里，它一直放在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的书斋里。
这本自传，陈有西认为可当做一本法学著作和作者的法律思想形成史，还可以当做一本小说和抒情散文来读。
在《自传》的序中，陈有西说，“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渐渐知道先生有一部自传稿在我这里，希望一睹遗墨，也有朋友提出帮助去境外出版。我一直没有这样做。因为先生有嘱，此稿理应在大陆首版。”
在这本《自传》里，“他的眼睛像一个历史长镜头，全程记录了近一个世纪的他身边发生的历史和人文，而这双眼睛是常人很难企及的一个法学家的眼睛。”陈有西说。
6月11日，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百年共和与中国宪政发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以下简称《自传》）首发式。
“不要与龚祥瑞竞争”
辛亥革命、民国三十七年、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倒台、尼克松访华、改革开放等……世纪百年的龚祥瑞亲历的是中国变化十分巨大的年代，他的一生，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辛亥革命对龚祥瑞的直接影响很小，除了父親的头发。1911年7月3日，阴历六月初八，龚祥瑞的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被守城门的乡勇（清朝用兵时临时招募的辅助部队）剪去，“换”来了龚祥瑞的出生。
用父亲的话来说，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公平的交易”。龚祥瑞写道。
他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基督徒家庭，因为是在闰月里出生，乳名“闰寿”。“祥瑞”是他要上小学时，当过米铺“账房先生”的姐夫虞双全取的学名。
19岁那年，龚祥瑞被保送入读上海教会大学“沪江大学”生物学系。但在大学一年级时，他主动选择了政治学。
“这一抉择对我来说是完全适合的，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学要比生物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龚祥瑞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腐败、官吏无能、生灵涂炭，这不是生物学和医学所能解决得了的。”
于此，他开始向往在祖国大地上铺设“民主轨道”。
大学的第二年，受来沪江大学讲学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余日宣教授影响，又因国立清华大学学费比教会大学低，龚祥瑞参加清华大学的考录，插班法学院政治学系大学二年级。
“清华园就读的这三年，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龚祥瑞如此评价清华的三年。
确实，在这三年里，他摆脱了长达二十年的教会关系，进入国立大学，同时受学于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梁任公等名家，为自己的专业教育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使我有了崭新的国家观念，有了国家独立的要求，中学生的爱国思想变成了救国思想”。另外，龚祥瑞认为更主要的是，他有了比在其他大学更多的留学机会。
1935年冬，龚祥瑞被公派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公务员任用制度研究，师从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学家兼社会活动家拉斯基教授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
在被列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的拉斯基那里，龚祥瑞描述自己的所学为，“与其说是行政法学，不如说是民主宪政学。”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不同的拉斯基国家学说，否认国家的阶级性，把国家看做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组织之一，把它当做与在社会内其他的一切团体对立并存的一种团体，国家之外，尚有工会、教会、阶级、城镇、乡村、大学等团体；并且，拉斯基更进一步否认国家的强制性和至高无上性。
“所有这些观点，在当时，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漫天飞的时代，被像我这样的青年人所接受，被拉斯基所征服，我认为是比较荣幸的，至少要比接受斯大林主义或希特勒主义不知道要强多少呢！”
而后，他将延长一年的留学国选择为法国。经拉斯基推荐，到巴黎大学攻读行政法学。
保送沪江大学、成功考入清华大学、考取清华大学留美的公费生等都十分不易，龚祥瑞的勤奋和聪明是出了名的。
在清华公开选拔留美的公费生时，老师钱端升对同校的竞争者林良桐（社会学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法律系教授，于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被击毙）、王铁崖（著名国际法学家，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海牙国际法研究院院士，于2003年去世）表示，“你们不必与龚祥瑞去竞争了。”
在两个政权之间的转换
新中国之前，他经历的是民国的三十七年。除了教书，他也曾从政。在国外学成回国时，他一心希望自己所学的“内行”能在“大社会”中“致用”。1944年，龚祥瑞受蒋经国约见，被任命为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处长。那时，校长是蒋介石，蒋经国任教育长，团中央书记为张治中。
任副教务处长时，龚祥瑞的工作是招生。两次规模不小的招生工作中，他坚持以“公开竞争考试”的方法录取学生，唯才是录，不徇私情，深信自己有了用武之地。确实，他也深得蒋家父子赏识。
但是，“我没想到我的这种盲目的忠诚和热情，非但得不到应有的报答，而且为当时三青团的内部派系所不容。”
龚祥瑞称当时的自己是“不明内情、不谙世故、涉世太浅的冒失鬼”。“我想实行我在英国学到的公开竞争考试制度，就此也仅仅是做一次实验。”龚祥瑞只做了10个月的副教务处长便黯然辞职。
《自传》里，他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叹息，“我曾多次说过，两类公务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选任官与委任官）只有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建立，而我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远远不具备。”
新中国解放后，龚祥瑞下决心留在大陆。
1950年至1952年底，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土地改革。龚祥瑞经历了“和平土改”和“阶级斗争土改”的高层抉择，以一个知晓法治的学者的眼光，观察和亲历了中国农村的土改、反霸、镇反、复仇、诉苦斗争大会、革命法庭对地主富农的控诉、审判和行刑。
而后，他又在中央政法干校亲历“三反五反运动扩大化”；1957年，官方组织大鸣大放、进行反右派斗争，龚祥瑞参与“对陈体强、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等同伙的批判”；大跃进时，他在北大，亲历“除四害”消灭麻雀活动、大字报和放卫星运动、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假革命”、“漏网右派”、“黑帮分子”等帽子扣到龚祥瑞头上，他被隔离反省、挂牌游街，同系里29名教师一起被学生批斗，被勒令打扫学生厕所，夜半问罪、毒打，关入北大学生自设的牛棚，被发往江西省鲤鱼洲劳改农场进行教育改造。
十多年过去，那时的苦和痛仍能有力灼伤身体和心灵，因为——“只有被打才能了解人性，个体的皮肉之痛和精神之悲。”
那时的人们，“失去了思维”，“比野兽更残酷”。
1971年，龚祥瑞被召回北京，之后的十年，他一直在北大法律系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中国恢复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后，直到1981年，69岁的他才被允许重返教室。
不仅仅是师者
“我早已选定了教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龚祥瑞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长镜头，更是一位师者的一生。
自1939年他由国外学习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重庆中央青年干部学校、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54年以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直至逝世。
师者一生的最高点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他形容80年代是自己“从事教学科研生涯中的最佳年代”、“学术生涯达到了高潮”。
在这段生命的最好年华里，他专注于中国的宪政与法治进程，用尽心血培养了一大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面的人才。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勤华，著名行政法学家姜明安等都曾是龚祥瑞先生的得意门生。
何勤华形容龚祥瑞上课时说，他讲课充满激情，声音洪亮，脸上表情生动、丰富、多变，嬉笑怒吼，幽默风趣，全可以在一堂课上表现出来，“经常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了过去。”
学生何山（现退休，曾任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巡视员）曾拍摄了龚祥瑞上课的照片，将这四张照片命名为“胸有成竹”、“口若悬河”、“慷慨激昂”、“循循善诱”。它们成了记录龚祥瑞的珍贵材料。
但拍摄那天何山也有遗憾。他说，那节课他讲得十分起劲，中途可能是累了，想抽口烟，提提神，但因为讲得太投入了，他顺手拿起粉笔当烟抽。何山一怔，刚想按快门，“肯定是不对味，龚先生已放下了粉笔。”
而由于龚祥瑞上课效果极佳，一门课上下来，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被吸引过去了。本来对民商法、法律思想史、刑法感兴趣的人，如陶景洲、李克强、陈兴良、王绍光、姜明安、李启家、刘凤鸣、王建平等人，都被吸引到了龚祥瑞的周围。
姜明安本来选的是经济法小组，因为被龚祥瑞的课吸引，改学行政法。姜明安说：“我们这些在乡下和部队的，以前哪有听过权力需要限制这些说法！”
而据独立学者、民间思想者宋先科回忆：龚祥瑞先生用最后二十余年的生命岁月，与无限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关注中国进步发展的人们建立了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北京地区，几乎全部有雄心抱负的人都到北大中关园502楼202室老先生家中做过客。”
对学生来说，龚祥瑞已不仅仅是一位师者。
国家土地资源局副总督察甘藏春在6月11日的首发式上，回想大学时在宪法教研室与姜明安一起上讨论课，感慨道，“龚先生给了我很多学术上的帮助，特别是中国刚刚打开窗户对国外情况不了解，龚先生等于打开了一个窗户。”
而对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来说，龚祥瑞则是自己职业选择的灯塔。他说他在在做零点调查时，龚祥瑞曾给他许多积极的鼓励：“当你开始研究民意，你就开始触及书面法律条文背后的真实的社会规则。”
龚祥瑞十分珍惜这些学生。他说，“我要做的是竭尽年华与年轻人——也就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人——交往接触，面对面地释放出宝贵的光和热。我是个‘老人’，但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毕竟是个充满热血的中国人。”
太多未竟的心愿
早年的龚祥瑞主要忙碌于文官制度研究的建设，晚年则把研究重心放在中国宪政与法治进程上。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54宪法）颁布，北京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学校仿效苏联模式采用教研室的领导教学的体制，不同于旧大学的教授治校。龚祥瑞属“国家法教研室”，由政治学改教宪法学。
“一切都‘政治化’了，我任的课叫‘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教这门课分明是个反面教员， 是给学生打‘防疫针’的。”
龚祥瑞被要求专门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和虚伪性，而教材也专往资本主义阴暗面去编，“这可真为难我了。”只是，“任何制度总有其两面性，从实际出发，总要露出几分真实，”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年年检查龚祥瑞的讲稿，随时组织小组对其批判。
但是，龚祥瑞觉得，“虽然年年挨批，倒未丧尽元气。”
上世纪80年代重返讲台后，他除了教书育人，也常常出国学习，一是看看其他国家的制度之鉴，二是到各个大学演讲，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和宪法问题、机构改革、法制建设、行政诉讼立法和司法问题。
1985年，龚祥瑞的代表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一版出版。这本浓缩龚祥瑞一生精华的鸿篇巨著，是其在给北大法律系多年讲授《比较宪法》和《比较行政法》两门课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该书介绍了国外文官制度、行政裁判所等制度，以及“越权无效”、“自然正义”等行政法原则，为中国行政法注入全新的理念。
宋先科更认为，“我不敢说龚祥瑞先生一定能够不朽，但是我可以断言，有13亿或者15亿人的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写出一本比《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更好的宪法学教科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立法通过并施行是在1989年，龚祥瑞的著作《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也出版了。
同一年，《法学》杂志发表龚祥瑞的论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这篇“宪政常谈的拙文”给他带来如潮的的抨击，“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斥之为“赤裸裸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谬论”。
为此，他写了长文《我的反思与答辩》回应。龚祥瑞说，我们有上千个问题，要思考的宪法课题也多得很，回首往事，再瞻未来，意味着理解它，把它视为自己的事，并且超越自己，和所有的人对话，忠诚地以人类追求正义的精神，为疾苦的人说话。——“活着就要在改革中前进。”
1991年，龚祥瑞带领6名研究生到天津河南调查行政诉讼现状，向高级法官班进行问卷调查，并由9名研究生对全国32个城市各类人群进行行政诉讼问卷调查，最后形成成果《宪政的理想与现实》、《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先后出版。
中国的宪政是龚祥瑞一直的牵挂。
陈有西说，我知道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留有太多的遗憾，太多的追求。15年前，龔祥瑞行将不起，把陈有西叫到病床前，忍着严重的哮喘一顿一喘谈了两个多小时。
“期望这本自传的出版能够引起人们对中国法学和中国宪政道路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陈有西说。
龚祥瑞有太多未竟的心愿。只是，这位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已没入暗夜。
“只有赖你们后辈继续前行。”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一书）
责任编辑：张羽
“龚老先生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言语间惆怅万千，”6月11日，首发式上，陈有西忆起龚祥瑞15年前临终一幕，更一度哽咽。
“盲人奥里翁”是龚祥瑞自己起的书名。
龚祥瑞是中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资深的政治学家与公法学家，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之一、常务理事。
16年前，85岁高龄的他躺在病床上，对前来看望的陈有西，用颤抖的手写下题解：“盲人ORION（奥里翁）是一颗星座（猎户），他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当太阳出来时，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着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昼夜。我非常的像他。”
历经16年，这份龚祥瑞于1995年写成的书稿终于得以出版。16年里，它一直放在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的书斋里。
这本自传，陈有西认为可当做一本法学著作和作者的法律思想形成史，还可以当做一本小说和抒情散文来读。
在《自传》的序中，陈有西说，“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渐渐知道先生有一部自传稿在我这里，希望一睹遗墨，也有朋友提出帮助去境外出版。我一直没有这样做。因为先生有嘱，此稿理应在大陆首版。”
在这本《自传》里，“他的眼睛像一个历史长镜头，全程记录了近一个世纪的他身边发生的历史和人文，而这双眼睛是常人很难企及的一个法学家的眼睛。”陈有西说。
6月11日，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百年共和与中国宪政发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以下简称《自传》）首发式。
“不要与龚祥瑞竞争”
辛亥革命、民国三十七年、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倒台、尼克松访华、改革开放等……世纪百年的龚祥瑞亲历的是中国变化十分巨大的年代，他的一生，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辛亥革命对龚祥瑞的直接影响很小，除了父親的头发。1911年7月3日，阴历六月初八，龚祥瑞的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被守城门的乡勇（清朝用兵时临时招募的辅助部队）剪去，“换”来了龚祥瑞的出生。
用父亲的话来说，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公平的交易”。龚祥瑞写道。
他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基督徒家庭，因为是在闰月里出生，乳名“闰寿”。“祥瑞”是他要上小学时，当过米铺“账房先生”的姐夫虞双全取的学名。
19岁那年，龚祥瑞被保送入读上海教会大学“沪江大学”生物学系。但在大学一年级时，他主动选择了政治学。
“这一抉择对我来说是完全适合的，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学要比生物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龚祥瑞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腐败、官吏无能、生灵涂炭，这不是生物学和医学所能解决得了的。”
于此，他开始向往在祖国大地上铺设“民主轨道”。
大学的第二年，受来沪江大学讲学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余日宣教授影响，又因国立清华大学学费比教会大学低，龚祥瑞参加清华大学的考录，插班法学院政治学系大学二年级。
“清华园就读的这三年，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龚祥瑞如此评价清华的三年。
确实，在这三年里，他摆脱了长达二十年的教会关系，进入国立大学，同时受学于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梁任公等名家，为自己的专业教育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使我有了崭新的国家观念，有了国家独立的要求，中学生的爱国思想变成了救国思想”。另外，龚祥瑞认为更主要的是，他有了比在其他大学更多的留学机会。
1935年冬，龚祥瑞被公派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公务员任用制度研究，师从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学家兼社会活动家拉斯基教授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
在被列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的拉斯基那里，龚祥瑞描述自己的所学为，“与其说是行政法学，不如说是民主宪政学。”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不同的拉斯基国家学说，否认国家的阶级性，把国家看做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组织之一，把它当做与在社会内其他的一切团体对立并存的一种团体，国家之外，尚有工会、教会、阶级、城镇、乡村、大学等团体；并且，拉斯基更进一步否认国家的强制性和至高无上性。
“所有这些观点，在当时，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漫天飞的时代，被像我这样的青年人所接受，被拉斯基所征服，我认为是比较荣幸的，至少要比接受斯大林主义或希特勒主义不知道要强多少呢！”
而后，他将延长一年的留学国选择为法国。经拉斯基推荐，到巴黎大学攻读行政法学。
保送沪江大学、成功考入清华大学、考取清华大学留美的公费生等都十分不易，龚祥瑞的勤奋和聪明是出了名的。
在清华公开选拔留美的公费生时，老师钱端升对同校的竞争者林良桐（社会学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法律系教授，于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被击毙）、王铁崖（著名国际法学家，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海牙国际法研究院院士，于2003年去世）表示，“你们不必与龚祥瑞去竞争了。”
在两个政权之间的转换
新中国之前，他经历的是民国的三十七年。除了教书，他也曾从政。在国外学成回国时，他一心希望自己所学的“内行”能在“大社会”中“致用”。1944年，龚祥瑞受蒋经国约见，被任命为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处长。那时，校长是蒋介石，蒋经国任教育长，团中央书记为张治中。
任副教务处长时，龚祥瑞的工作是招生。两次规模不小的招生工作中，他坚持以“公开竞争考试”的方法录取学生，唯才是录，不徇私情，深信自己有了用武之地。确实，他也深得蒋家父子赏识。
但是，“我没想到我的这种盲目的忠诚和热情，非但得不到应有的报答，而且为当时三青团的内部派系所不容。”
龚祥瑞称当时的自己是“不明内情、不谙世故、涉世太浅的冒失鬼”。“我想实行我在英国学到的公开竞争考试制度，就此也仅仅是做一次实验。”龚祥瑞只做了10个月的副教务处长便黯然辞职。
《自传》里，他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叹息，“我曾多次说过，两类公务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选任官与委任官）只有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建立，而我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远远不具备。”
新中国解放后，龚祥瑞下决心留在大陆。
1950年至1952年底，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土地改革。龚祥瑞经历了“和平土改”和“阶级斗争土改”的高层抉择，以一个知晓法治的学者的眼光，观察和亲历了中国农村的土改、反霸、镇反、复仇、诉苦斗争大会、革命法庭对地主富农的控诉、审判和行刑。
而后，他又在中央政法干校亲历“三反五反运动扩大化”；1957年，官方组织大鸣大放、进行反右派斗争，龚祥瑞参与“对陈体强、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等同伙的批判”；大跃进时，他在北大，亲历“除四害”消灭麻雀活动、大字报和放卫星运动、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假革命”、“漏网右派”、“黑帮分子”等帽子扣到龚祥瑞头上，他被隔离反省、挂牌游街，同系里29名教师一起被学生批斗，被勒令打扫学生厕所，夜半问罪、毒打，关入北大学生自设的牛棚，被发往江西省鲤鱼洲劳改农场进行教育改造。
十多年过去，那时的苦和痛仍能有力灼伤身体和心灵，因为——“只有被打才能了解人性，个体的皮肉之痛和精神之悲。”
那时的人们，“失去了思维”，“比野兽更残酷”。
1971年，龚祥瑞被召回北京，之后的十年，他一直在北大法律系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中国恢复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后，直到1981年，69岁的他才被允许重返教室。
不仅仅是师者
“我早已选定了教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龚祥瑞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长镜头，更是一位师者的一生。
自1939年他由国外学习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重庆中央青年干部学校、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54年以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直至逝世。
师者一生的最高点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他形容80年代是自己“从事教学科研生涯中的最佳年代”、“学术生涯达到了高潮”。
在这段生命的最好年华里，他专注于中国的宪政与法治进程，用尽心血培养了一大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面的人才。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勤华，著名行政法学家姜明安等都曾是龚祥瑞先生的得意门生。
何勤华形容龚祥瑞上课时说，他讲课充满激情，声音洪亮，脸上表情生动、丰富、多变，嬉笑怒吼，幽默风趣，全可以在一堂课上表现出来，“经常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了过去。”
学生何山（现退休，曾任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巡视员）曾拍摄了龚祥瑞上课的照片，将这四张照片命名为“胸有成竹”、“口若悬河”、“慷慨激昂”、“循循善诱”。它们成了记录龚祥瑞的珍贵材料。
但拍摄那天何山也有遗憾。他说，那节课他讲得十分起劲，中途可能是累了，想抽口烟，提提神，但因为讲得太投入了，他顺手拿起粉笔当烟抽。何山一怔，刚想按快门，“肯定是不对味，龚先生已放下了粉笔。”
而由于龚祥瑞上课效果极佳，一门课上下来，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被吸引过去了。本来对民商法、法律思想史、刑法感兴趣的人，如陶景洲、李克强、陈兴良、王绍光、姜明安、李启家、刘凤鸣、王建平等人，都被吸引到了龚祥瑞的周围。
姜明安本来选的是经济法小组，因为被龚祥瑞的课吸引，改学行政法。姜明安说：“我们这些在乡下和部队的，以前哪有听过权力需要限制这些说法！”
而据独立学者、民间思想者宋先科回忆：龚祥瑞先生用最后二十余年的生命岁月，与无限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关注中国进步发展的人们建立了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北京地区，几乎全部有雄心抱负的人都到北大中关园502楼202室老先生家中做过客。”
对学生来说，龚祥瑞已不仅仅是一位师者。
国家土地资源局副总督察甘藏春在6月11日的首发式上，回想大学时在宪法教研室与姜明安一起上讨论课，感慨道，“龚先生给了我很多学术上的帮助，特别是中国刚刚打开窗户对国外情况不了解，龚先生等于打开了一个窗户。”
而对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来说，龚祥瑞则是自己职业选择的灯塔。他说他在在做零点调查时，龚祥瑞曾给他许多积极的鼓励：“当你开始研究民意，你就开始触及书面法律条文背后的真实的社会规则。”
龚祥瑞十分珍惜这些学生。他说，“我要做的是竭尽年华与年轻人——也就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人——交往接触，面对面地释放出宝贵的光和热。我是个‘老人’，但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毕竟是个充满热血的中国人。”
太多未竟的心愿
早年的龚祥瑞主要忙碌于文官制度研究的建设，晚年则把研究重心放在中国宪政与法治进程上。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54宪法）颁布，北京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学校仿效苏联模式采用教研室的领导教学的体制，不同于旧大学的教授治校。龚祥瑞属“国家法教研室”，由政治学改教宪法学。
“一切都‘政治化’了，我任的课叫‘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教这门课分明是个反面教员， 是给学生打‘防疫针’的。”
龚祥瑞被要求专门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和虚伪性，而教材也专往资本主义阴暗面去编，“这可真为难我了。”只是，“任何制度总有其两面性，从实际出发，总要露出几分真实，”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年年检查龚祥瑞的讲稿，随时组织小组对其批判。
但是，龚祥瑞觉得，“虽然年年挨批，倒未丧尽元气。”
上世纪80年代重返讲台后，他除了教书育人，也常常出国学习，一是看看其他国家的制度之鉴，二是到各个大学演讲，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和宪法问题、机构改革、法制建设、行政诉讼立法和司法问题。
1985年，龚祥瑞的代表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一版出版。这本浓缩龚祥瑞一生精华的鸿篇巨著，是其在给北大法律系多年讲授《比较宪法》和《比较行政法》两门课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该书介绍了国外文官制度、行政裁判所等制度，以及“越权无效”、“自然正义”等行政法原则，为中国行政法注入全新的理念。
宋先科更认为，“我不敢说龚祥瑞先生一定能够不朽，但是我可以断言，有13亿或者15亿人的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写出一本比《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更好的宪法学教科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立法通过并施行是在1989年，龚祥瑞的著作《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也出版了。
同一年，《法学》杂志发表龚祥瑞的论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这篇“宪政常谈的拙文”给他带来如潮的的抨击，“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斥之为“赤裸裸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谬论”。
为此，他写了长文《我的反思与答辩》回应。龚祥瑞说，我们有上千个问题，要思考的宪法课题也多得很，回首往事，再瞻未来，意味着理解它，把它视为自己的事，并且超越自己，和所有的人对话，忠诚地以人类追求正义的精神，为疾苦的人说话。——“活着就要在改革中前进。”
1991年，龚祥瑞带领6名研究生到天津河南调查行政诉讼现状，向高级法官班进行问卷调查，并由9名研究生对全国32个城市各类人群进行行政诉讼问卷调查，最后形成成果《宪政的理想与现实》、《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先后出版。
中国的宪政是龚祥瑞一直的牵挂。
陈有西说，我知道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留有太多的遗憾，太多的追求。15年前，龔祥瑞行将不起，把陈有西叫到病床前，忍着严重的哮喘一顿一喘谈了两个多小时。
“期望这本自传的出版能够引起人们对中国法学和中国宪政道路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陈有西说。
龚祥瑞有太多未竟的心愿。只是，这位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已没入暗夜。
“只有赖你们后辈继续前行。”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一书）
责任编辑：张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