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前辈李焕之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十七年了。十七年前，我是从广播里听到他仙逝的消息的，这不禁令我震惊。因为此前他刚来过上海，在市文联做客，我还与他打过招呼。那时他还好好的，怎么突然走了呢？
　　我一向喜欢焕之先生的音乐作品，在学生时代，由他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管弦乐《春节序曲》，歌曲《社会主义好》等作品的旋律，曾经深深地感染过我，他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音乐大师之一。
　　出乎意料的是，四十五年前的1972年岁末，我收到一封寄自天津的來信，寄信者竟是我久仰的李焕之先生。信中还附有他为我的歌词谱写的曲子，他谦虚地说：“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我既高兴，又惶恐。我有什么资格为他的作品说三道四呢？
　　我那首歌词的题目叫《毛主席庐山挥巨手》。写作背景是：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已经败露，全国正在开展声势浩大的批林批陈（陈伯达）运动。从中央公布的材料看，林陈一伙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所谓“天才论”，向党中央施压，其目的在于抢班夺权。毛主席慧眼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严厉地批驳了所谓“天才论”，指出他们一伙的气焰之嚣张“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当时，我涉足词坛不久，兴致所至一口气创作了这首歌词。为了保证质量，我请诗人冰夫等批评指正，他们肯定了我的作品，并认真地作了多处润色。两天以后，我把这首歌词连同其他两首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一并寄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革”期间，百花凋谢。刊物夭折，出版社也所剩无几，谁还能刊印你的歌词呢？我的投稿是盲目的，纯粹是一种侥幸心理。不多久我收到一本内部编印的歌词选，出版单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卷首就是我的三首作品。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令人欣喜的是这年岁末，我竟收到音乐前辈李焕之先生的来信和他谱写的歌曲。
　　焕之先生的信写了整整一页，内容有三层意思，一是对歌词作了肯定，他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读到你的《毛主席庐山挥巨手》一词，觉得写得很好，有气魄，有思想深度，读后很受启发。”这当然是勉励之词，也是前辈对晚辈的一种鞭策。二是他提出对音乐创作的看法。“我尽量把它写成群众听熟后也能从头唱下来，同时给专业合唱队演唱也可以有一定的表现。”实践证明，他的这个创作观点是十分正确的，对广大词曲作家有很大的启迪。三是他对歌词“口语化”的态度，他说。“听说你又有一个修改稿子，但没有看到，据说是为了更口语化而修改的。我想这种题材和内容的作品不一定非要口语化，否则会影响词意的深度。”谈到这一段文字。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并没有第二种修改方案。事后得知，是一位作曲的同志在来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对这首词作了“口语化”的处理，同时谱了曲。焕之先生所指的，可能是这件事吧。几年以后，北京的《歌曲》杂志上发表了焕之先生的这首歌曲。
　　我与焕之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这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由全国总工会举办的文艺讲习班，同去的有陈心豪、贺国甫、朱贤良、倪惠玲、俞哲等几位业余作者。讲习班上，大家聆听了生茂、王酩、金波、丛维熙、王蒙等名家的讲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所久仰的焕之先生也许因为忙（他时任中国音协副主席），未能来校讲课。一个休息天的上午，我由讲习班班主任孙老师陪同，前往焕之先生府上拜访。焕之先生身材欣长，气色很好，热情地接待我们。他问了上海音乐界的情况，勉励我继续写作。他给我的印象是，与其说是奔放不羁的艺术家，不如说是一位慈面善目的长者。
　　十几年后，我在上海又一次见到李焕之先生。这次他是随高占祥同志带领的中国文联万里采风团来上海访问的。那天晚上，市文联领导为采风团接风，在主桌上，他谈笑风生，还是那样的慈祥可亲，身旁坐着他的夫人李群同志。因为人多，我只是走上前去向他们打了一个招呼。焕之先生比以前瘦了，脸上多了些许寿斑，由于耳背，听不清的话靠李群“翻译”。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李焕之先生1919年出生于香港，1936年入上海国立音专，从师于肖友梅先生，1938年赴延安，就读于延安鲁艺音乐系。他一生追求从事音乐艺术，他留给后人的优美旋律，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与焕之先生交往不多，见过两次面，通过一次信，但他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风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