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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独立电影导演，蔡明亮头顶着许多光环：台湾电影新浪潮第二波代表者，作品《爱情万岁》《河流》《天边一朵云》《郊游》先后获过1994年威尼斯影展金狮奖、1997年柏林影展评审团大奖、2005年柏林影展金狮奖、2013年威尼斯影展评审团大奖。2009年，《脸》入藏法国卢浮宫，成为该馆首部电影典藏。
可是，完整看过蔡明亮电影的人，并不多。他的镜头中，一个女人梳头可以梳5分钟，空无一人的电影院就这么拍7分钟……应该说，喜欢他电影的人会非常着迷，而另外一些人开始看10分钟后，便会不由自主地打瞌睡。
如今，他带着2013年创作的电影《郊游》来到广东时代美术馆，带着大家办讲座、放影片、夜宿美术馆、开音乐会……这也许是对当下电影播放体制的一次反抗，但也是对电影概念的一种解放。
有人说，你可以认为蔡明亮的电影无趣，也可以把每一分钟当成无尽的想象空间。只是那时候，你看的不再是电影，而是你自己。而蔡明亮说，我的电影你睡着了就睡着了，有什么不好呢，干吗要生气？看了很多电影不舒服，那就不舒服一下，有什么关系？
Q：你为什么长年坚持拍这种小众的文艺片？难道不希望作品被更多观众接受吗？
A：我们亚洲人对电影的概念，似乎就是娱乐性、商业化，起码要有个能理解的剧情，要传达某些意思，不然就说看不懂，不是电影。但我20年来一直都想打破这个迷思。为什么不能够忍受一部不太一样的电影，或者说，忍受一个有点艺术的文艺片，就因为观众都不是从美术馆培养的。
欧洲人不是这样，去欧洲看影展，排队的人老中青都有，他们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电影。为什么？因为从小去美术馆，这不是一个负担，是一个很开心、很习惯的事情。
事实上，确实是有人被我的电影影响的。一个17岁的小朋友，我完全不认识，他托人家要来实习。我说看过我的电影吗？他说是的，从《你那边几点》看起。可能对一般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打瞌睡的电影，但是对于一个17岁的小朋友，我觉得他某些地方被开发了，因为他平时看不到这种电影。
Q：你会为投资和票房焦虑吗？
A：很奇怪，我从拍电影《青少年哪吒》开始，都是人家来找我，我很被动的。没有人不看重回报，但是你投资这样一部电影，我这样的导演，通常要非常爱这个导演。
但我确实为票房发过愁。比如《你那边几点》，台湾的片商都不愿意发行，不卖座。后来我租了一个戏院的百人厅，出一天租金2万多块，在网络上卖票。开演前一个礼拜，只有5张预售票，我说不行，我要上街去卖。
第二天我苦思，哪里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呢？哦，书展，我们就带了杨贵媚、李康生一票人去书展外的马路边，还被警察赶，一个早上卖了300张票，信心就来了。后来我联络各个大专院校去演讲，免费演讲都可以，只要让我卖票。他们说好啊，平常还请不到你来。那次卖了1万多张，表示放映厅每天都满。
Q：这种拍摄风格，跟童年的经历有关吗？
A：我生于电影的黄金年代，那时候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影和听收音机。到处戏院林立，就像庙，我一天朝拜两次。7点那场我外婆拉我去，9点那场外公带我去，3岁到12岁没有间断地看，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美国的，种类很多。我从来不做功课，都是我外公外婆做。后来回到马来西亚，我去过的每一间戏院都被拆了，剩下一个壳，里面在卖水桶等塑胶制品。
我为什么会变成导演，真的不知道。我在某一个阶段，突然觉得自己是一片没有根的叶子，期待掉在一个好的地方。后来，我顺着水流，一直遇到好的地方，也完成了我的作品，所有事情都很自然。
Q：以前看的应该大多是商业电影吧？它们有没有影响你？
A：我的创作跟我的生活经验是重叠的。我爱看小说，但是我不拍小说。我要拍我的生活感受。我看了大量的娱乐片，但是我最后走了另一条路。
大三的时候，我去打工，当场记。那是台湾最后一部武侠片，粗制滥造。我工作得非常沮丧。我要制作这样的电影吗，跟这样一群人一起工作，嚼槟榔讲粗话？有一天凌晨6点收工，走到一个小报摊，买了一份打开，法斯宾德死了，我就蹲在路边哭。
后来当导演了，我的电影跟这个时代基本上脱节。拍《不散》，对着一个大的老戏院1000个观众席空拍，人去楼空的意思。本来想拍3分钟剪成1分钟。但听到机器咔咔响时，看着空座位，我好像看到外公外婆坐在那边，我全家坐在那边，奇怪的脸一张张升起来，然后消失了。我非常沮丧，不是这个戏院离开了我，是我们离开了它。我忘了喊卡，结果机器走着走着没底片了，拍了7分钟。
剪辑师看到这个镜头非常焦虑，说导演，不要这样吧，太长了。可我毫不犹豫要全部保留。必须承认，我再看是毫无感觉的，就是要折磨观众。但我非常清楚拍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是一个作者，不是商品制造者，我需要我自己的权利，你们来看的是我的电影，不是你们想要的电影。
Q：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A：我回顾看过的那么多商业片，真的进入脑袋里面，只有一个胡金铨。我11岁的时候看《龙门客栈》，感觉好好看，侠客没有骑马，衣服也会脏，人要吃饭，很生活化。为什么那么吸引你，因为真实。现在看古装片有古代的感觉吗，大部分没有，有很多还是烫了头发、染了头发出来的。
Q：你说过《郊游》是最后一部剧情片，以后不拍剧情片了，为什么？
A：我没有说过不拍剧情片，我是说不要再拍在戏院卖票的那种电影。电影的含义其实非常广。就像侯孝贤说他拍电影时心中没有观众，本来就不应该有观众。如果你觉得拍电影是个市场，那么就搞美国的市场调查那一套，如果你觉得拍电影是个创作，就不会这样想。
《郊游》其实是一个展览式的创作，它已经不是电影了。展览的时候，它变成一个新的《郊游》，参与的观众也成了一部分，成了更大的《郊游》，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完全跟在戏院看是不同的，跟在碟上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根本不害怕盗版。
Q：为什么会长期用一个没有任何专业训练的主演？
A：我对演员的态度，建立在情感上。不能说李康生一次不红就丢掉他。我就是反骨，别人都不愿意对着一个人拍，李康生就是第一眼吸引我，他是一张白纸，没有被训练，用他的节奏去表达。他又不怕镜头，他既是演员又不是演员，杨贵媚也是，非常有弹性。
我希望演员给我东西，不是我给他们东西，我只是引导他们。李康生20岁哭不出来，到了30岁他爸爸过世他会哭。每一次都让我非常意外。我看他就像在看生命的状态，由盛到衰，衰也不是丑陋，一样很漂亮。
可是，完整看过蔡明亮电影的人，并不多。他的镜头中，一个女人梳头可以梳5分钟，空无一人的电影院就这么拍7分钟……应该说，喜欢他电影的人会非常着迷，而另外一些人开始看10分钟后，便会不由自主地打瞌睡。
如今，他带着2013年创作的电影《郊游》来到广东时代美术馆，带着大家办讲座、放影片、夜宿美术馆、开音乐会……这也许是对当下电影播放体制的一次反抗，但也是对电影概念的一种解放。
有人说，你可以认为蔡明亮的电影无趣，也可以把每一分钟当成无尽的想象空间。只是那时候，你看的不再是电影，而是你自己。而蔡明亮说，我的电影你睡着了就睡着了，有什么不好呢，干吗要生气？看了很多电影不舒服，那就不舒服一下，有什么关系？
Q：你为什么长年坚持拍这种小众的文艺片？难道不希望作品被更多观众接受吗？
A：我们亚洲人对电影的概念，似乎就是娱乐性、商业化，起码要有个能理解的剧情，要传达某些意思，不然就说看不懂，不是电影。但我20年来一直都想打破这个迷思。为什么不能够忍受一部不太一样的电影，或者说，忍受一个有点艺术的文艺片，就因为观众都不是从美术馆培养的。
欧洲人不是这样，去欧洲看影展，排队的人老中青都有，他们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电影。为什么？因为从小去美术馆，这不是一个负担，是一个很开心、很习惯的事情。
事实上，确实是有人被我的电影影响的。一个17岁的小朋友，我完全不认识，他托人家要来实习。我说看过我的电影吗？他说是的，从《你那边几点》看起。可能对一般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打瞌睡的电影，但是对于一个17岁的小朋友，我觉得他某些地方被开发了，因为他平时看不到这种电影。
Q：你会为投资和票房焦虑吗？
A：很奇怪，我从拍电影《青少年哪吒》开始，都是人家来找我，我很被动的。没有人不看重回报，但是你投资这样一部电影，我这样的导演，通常要非常爱这个导演。
但我确实为票房发过愁。比如《你那边几点》，台湾的片商都不愿意发行，不卖座。后来我租了一个戏院的百人厅，出一天租金2万多块，在网络上卖票。开演前一个礼拜，只有5张预售票，我说不行，我要上街去卖。
第二天我苦思，哪里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呢？哦，书展，我们就带了杨贵媚、李康生一票人去书展外的马路边，还被警察赶，一个早上卖了300张票，信心就来了。后来我联络各个大专院校去演讲，免费演讲都可以，只要让我卖票。他们说好啊，平常还请不到你来。那次卖了1万多张，表示放映厅每天都满。
Q：这种拍摄风格，跟童年的经历有关吗？
A：我生于电影的黄金年代，那时候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影和听收音机。到处戏院林立，就像庙，我一天朝拜两次。7点那场我外婆拉我去，9点那场外公带我去，3岁到12岁没有间断地看，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美国的，种类很多。我从来不做功课，都是我外公外婆做。后来回到马来西亚，我去过的每一间戏院都被拆了，剩下一个壳，里面在卖水桶等塑胶制品。
我为什么会变成导演，真的不知道。我在某一个阶段，突然觉得自己是一片没有根的叶子，期待掉在一个好的地方。后来，我顺着水流，一直遇到好的地方，也完成了我的作品，所有事情都很自然。
Q：以前看的应该大多是商业电影吧？它们有没有影响你？
A：我的创作跟我的生活经验是重叠的。我爱看小说，但是我不拍小说。我要拍我的生活感受。我看了大量的娱乐片，但是我最后走了另一条路。
大三的时候，我去打工，当场记。那是台湾最后一部武侠片，粗制滥造。我工作得非常沮丧。我要制作这样的电影吗，跟这样一群人一起工作，嚼槟榔讲粗话？有一天凌晨6点收工，走到一个小报摊，买了一份打开，法斯宾德死了，我就蹲在路边哭。
后来当导演了，我的电影跟这个时代基本上脱节。拍《不散》，对着一个大的老戏院1000个观众席空拍，人去楼空的意思。本来想拍3分钟剪成1分钟。但听到机器咔咔响时，看着空座位，我好像看到外公外婆坐在那边，我全家坐在那边，奇怪的脸一张张升起来，然后消失了。我非常沮丧，不是这个戏院离开了我，是我们离开了它。我忘了喊卡，结果机器走着走着没底片了，拍了7分钟。
剪辑师看到这个镜头非常焦虑，说导演，不要这样吧，太长了。可我毫不犹豫要全部保留。必须承认，我再看是毫无感觉的，就是要折磨观众。但我非常清楚拍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是一个作者，不是商品制造者，我需要我自己的权利，你们来看的是我的电影，不是你们想要的电影。
Q：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A：我回顾看过的那么多商业片，真的进入脑袋里面，只有一个胡金铨。我11岁的时候看《龙门客栈》，感觉好好看，侠客没有骑马，衣服也会脏，人要吃饭，很生活化。为什么那么吸引你，因为真实。现在看古装片有古代的感觉吗，大部分没有，有很多还是烫了头发、染了头发出来的。
Q：你说过《郊游》是最后一部剧情片，以后不拍剧情片了，为什么？
A：我没有说过不拍剧情片，我是说不要再拍在戏院卖票的那种电影。电影的含义其实非常广。就像侯孝贤说他拍电影时心中没有观众，本来就不应该有观众。如果你觉得拍电影是个市场，那么就搞美国的市场调查那一套，如果你觉得拍电影是个创作，就不会这样想。
《郊游》其实是一个展览式的创作，它已经不是电影了。展览的时候，它变成一个新的《郊游》，参与的观众也成了一部分，成了更大的《郊游》，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完全跟在戏院看是不同的，跟在碟上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根本不害怕盗版。
Q：为什么会长期用一个没有任何专业训练的主演？
A：我对演员的态度，建立在情感上。不能说李康生一次不红就丢掉他。我就是反骨，别人都不愿意对着一个人拍，李康生就是第一眼吸引我，他是一张白纸，没有被训练，用他的节奏去表达。他又不怕镜头，他既是演员又不是演员，杨贵媚也是，非常有弹性。
我希望演员给我东西，不是我给他们东西，我只是引导他们。李康生20岁哭不出来，到了30岁他爸爸过世他会哭。每一次都让我非常意外。我看他就像在看生命的状态，由盛到衰，衰也不是丑陋，一样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