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任何公共事件都有可能漫出当地，成为举国关注的大事。温州苍南县城管查抄路边摊贩、围殴拍照路人，引发民众激愤，城管遭痛打，就是一起典型的“小事变大事”的群体性事件。
　　从这起事件出发，跳出事件思考，两个普遍性问题需要探讨：城管为何热衷于喋血街头？路边摊贩到底招谁惹谁了？
　　我们知道，路边摊贩是社会的底层人民，一个家庭的生计寄托于一个小摊位，一天的收成左右着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准。我们不太知道的是，城管其实也“在底层”。城管也分有三六九等，有编制的、没编制的和临时工地位相差甚远。城管机构本身也是政府机构的底层分支，他们承担着市容、治安、工商、环境、拆迁等差事，是执法机构中的苦力，政府伸到社会最末梢的触角，他们替政府承担着来自民众的差评。
　　城管是个尴尬群体，他们有制服的身份幻觉，也有实际身份的焦虑自卑，还有执法正当性的不足所面对的嘲讽。执法依据的缺失，让城管找不到执法尺度，要么委曲求全，要么戾气四溢，有地方推行的“眼神执法”，更让城管成为社会笑柄。就这样，当来自底层的路边摊贩，与来自底层的执法机构不可避免地在街头相遇，相似的境遇，相似的公民素养，互相的敌意与歧视，制服在身带来的“路西法效应”，使小小的街头执法，经常演变为街头暴力冲突。
　　观察苍南事件，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城管背后的影子权力。这次大规模冲突，松紧不一的执法尺度是一个潜因，松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紧时见摊就掀见货就抢。这次苍南城管管得紧的原因，是当地处于申请“省级示范文明县城”的关键期，这一考评涉及130项测评内容、271条测评标准，要“突出六大整治，狠抓四类指标”。所以每当考评来临，一把手就狠抓市容建设，对路边摊贩驱如蝗虫，大街小巷如遭扫荡，不见摊贩、三轮车夫、早点摊、卖货郎的踪影。限期搞定的硬任务，使政府部门崇信暴力执法，而替当地政府干“脏活”的，主要就是城管。
　　第二个问题，被城管驱赶的路边摊贩招谁惹谁了？答案是他们没有招惹城管，他们“招惹”了所谓的城市形象，从而“招惹”了地方政府的政绩。
　　自古以来，小商小贩就是三百六十行之一，自由从事小本经营，赚取一点合法收入，养活生存不易的家人，是所有小商贩的权利。上海曾有统计，在上海一座城市，就有约5万个没有营业执照的摊位，这意味着超过5万人的生存权和工作权。无论从哪种角度讲，强行驱赶、取缔路边摊贩，都是权力的傲慢。
　　中国的城市多强调秩序，殊不知小商贩、卖货郎、街头艺术家、流浪汉甚至乞丐，都是城市天然的组成部分，就像一座森林，既有参天大树也有低矮的草丛。城市是所有人的栖息地，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只要他们不违反法律，政府驱赶他们即是违法。
　　一座没有路边摊贩的城市不叫城市，一座摊贩被赶得狼奔豕突的城市是不正常的城市。如何对待路边摊贩，是体现政府管理水平的标志之一。2007年，上海制定了《城市设摊导则》，规定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这是一个进步。评论人于平写过一篇杰出的文章：“小摊在城市里顽强地存在，在窄街陋巷开花。小贩们没花国家的钱，靠个人之力解决了自我就业，为国分忧，并为城市创造便利，他们不仅不该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应得到尊重。允许路边摆摊，体现创业和谋生的自由，属于经济权利，也是一种国家承诺和责任。政府的任何管理方式，都要以‘允许路边摆摊’为前提。”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路边摊贩是正大光明的职业》。
　　“官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官如寇仇。”城管与摊贩的“战争”，与围观群众在街头喋血，正是这句古话的当代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