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超市”失去稳定，涨价不止，便会立即切切实实地伤害到广大百姓、尤其是已经生活在崩溃边缘的弱势群体，使其难以维持。百姓生活一旦无着，社会动荡在所难免。
　　古人云：“苛政猛于虎。”何为苛政?大概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横征暴敛。即便是一个勤政爱民的皇上，如果在经济问题上前后失措，搞得一团糟，其害亦猛于吃人之虎。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年代，尽管钱币已经在经济活动中流通，但人们支付薪酬的主要方式，还是以物相抵。从朝廷命官到佃户伙计，其俸禄薪酬都是以粮食为单位来计算的；一朝经济的盛衰，最终也是以粮仓充实与否为最终衡量标准。以粮为主的结果，自然是“民以食为天”。因此，粮价的涨落，关系到天下太平，是历朝历代大政统筹中的方向性指标。粮价涨，害民；粮价跌，伤农；粮价平，天下安。诚然，年成丰歉无算，粮价涨跌难免。但如果朝廷任由粮价涨跌而不作为，甚至是胡作非为，其结果，要么是民无所食，反；要么是农无所依，亦反。可见，官逼民反，粮价失控亦可为之。
　　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到来，使“交换”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因和目的，从而将人类社会推入了货币时代——人们所有经济活动的酬劳和支付形式，都由货币为之。于是，在现代社会中“民以薪为天”。但粮价涨跌的必然性及其关乎天下安宁的道理，却由现代经济中的通胀和通缩传承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确立，通胀与通缩也随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在所难免的常见病。然而，两种不同经济形势导致的结果，则较之农耕经济中粮价涨跌带来的危害更为鲜明惨烈。
　　通缩是工商业者和执政者的噩梦。货物滞销、市场萎缩致使经济呆滞。如不及时有效治理，必将导致整个经济的衰败。治理通缩的办法，无外乎放松银根、降低利率、减免税务、鼓励投资；直至国家政府出面直接强力干预，大把撒钱，大兴土木，已达振兴经济之效。凯恩斯主义被执政者们奉为治理通缩的灵丹妙药，中外皆然，道理便在于此。
　　但通缩导致物价低迷，形成买方市场，一时间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利市；政府振兴经济的措施，激发就业市场扩容，平民百姓也可因此获益。由此看来，通缩之虎虽猛，其下口的首要目标却是有钱有势的大户。对于升斗草民，在短期内并非直接威胁。如果通缩能够很快地获得有效治理，百姓们反而可以前后获利。
　　通胀则不然，此虎吞噬的是天下百姓。首先，在货币经济时代，飞涨的物价使全天下百姓的劳动迅速贬值——薪酬不变，但能买回来的东西却大减。油盐柴米衣食住行病老学养统统涨价的结果，是物价寸涨，薪酬尺减。更有甚者，是一方面经济过热、市场繁荣，另一方面却物价飙升，入不敷出。两相对照，其痛难当。与其日夜煎熬，不如铤而走险。
　　其次，通胀实际上是一场全社会的劫贫济富运动。百姓持家过日子，勤俭为本，能省则省，将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而现代市场经济之中，商贾富豪的成功之道，离不开借贷钻营，资本腾挪。通胀袭来，百姓储蓄的血汗钱瞬间缩水，而借贷者则大发利市：一方面所欠债务迅速递减，一方面所持物业不断升值。其结果，是将百姓的储蓄挪入了富人的腰包。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社会公平不断式微的同时。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由此激发大规模社会对立与冲突。
　　再次，通胀使天下百姓信心崩溃。通胀之下，物有所值，钱有所失，因此引发抢购狂潮。购物恐慌之中，合理计划、量入而出等理性经济活动得不偿失；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非理性经济活动则大行其道。“一锤子”买卖泛滥的同时，整体社会经济活动的信誉日益低落甚至荡然无存。其结果是人们对社会的“明天”失去信心甚至绝望。
　　在今天之中国，通胀之虎已然成型。去年年底以来，物价一路飙升。近来由于中东的乱局，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油贩子们趁机哄抬油价，国内的燃油价格也应声而起，为已经相当严重的通胀“火上加油”，导致“超市”价格狂飙。近年来，政府一直力图稳定“房市”，尽管结果始终差强人意，但并未形成太大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进出“房市”角力者，无外乎发展商、投资(机)客、富豪显宦以及挣扎的中产阶层。尽管“战斗”激烈异常，但并未切实危及支撑社会稳定的最根本群体——广大百姓，高“房市”下，他们仍然可以维持生计。但一旦“超市”失去稳定，涨价不止，便会立即切切实实地伤害到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使其难以维持。百姓生活一旦无着，社会动荡在所难免。
　　通胀必然危及民生，因此事关天卞。古今中外，通胀往往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绝非偶然。
　　通胀猛于虎。它不仅吃人，还要吃掉整个天下。为天下安宁者，必伏通胀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