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貌似“高冷”的论坛栏目里，论的却是一把“通俗”的二胡，论者中居然还大师云集，论了一大篇还不够，还论了两大篇。这仿佛是一种“奇观”，而奇观背后有深意存焉。本刊用既随意又寓意的方式，锁定这把二胡，也锁定了两位二胡音乐家。深究之后发现，这把二胡，这两位二胡音乐家，已然成为中国上海这座“高大上”都市的重要文化符号。
　　“这一位”上海滩的二胡演奏大师，可说是家喻户晓，她就是一年前仙逝的闵惠芬。她的音乐不仅风靡海内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几辈音乐爱好者，是我国二胡音乐的里程碑式人物。“那一位”二胡演奏大师孙文明，就鲜有人知晓了，可他的贡献，几乎可用“伟大”来形容。怎么个伟大法？简单形容之：他是“上海瞎子阿炳”。很多人记不住华彦钧的名字，但说到“瞎子阿炳”却如雷贯耳，因其《二泉映月》已然成为民族经典曲目。这位孙文明的贡献不让于华彦钧，他不仅是二胡演奏大师，而且还是二胡技法改良者；他在创作具有东方气质的弦乐作品时得心应手，浑然天成；他还天才般地模拟出各种音响效果，创造性地拓宽了二胡演奏音域，在我国民族音乐和二胡演奏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这位来自奉贤郊区的盲人音乐家，堪与华彦钧、刘天华齐名，他们是中国二胡音乐的三驾马车、三座高峰。谈论二胡，无法绕过他们。
　　也许《二泉映月》的名声太大，盖过了其它二胡名曲，但二胡音乐的魅力，肯定不是一首名曲便能包打天下。与之比肩者，亦有若干。比如刘天华的《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闲居吟》《忧心曲》；还比如孙文明的《弹乐》《流波曲》《四方曲》《人静安心》《送听》《夜静箫声》。新近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天弦琴梦——中国民间音乐家孙文明纪念音乐会”，通过二胡独奏以及结合管弦、琵琶、独唱、合唱等新形式的重新演绎，全面展示了孙文明的艺术成就，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叹为观止：这位蛰伏于奉贤民间的二胡大师，在短短的34年人生中，居然能有如此丰富的创造！他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荣光，我们岂能把他遗忘？
　　赏孙文明的才艺，观闵惠芬的德艺，必然会生发出一些启迪。其中最有价值的启迪，莫过于“植根于民族，成就于创新”和“传承而不固守，创新须有根基”。
　　诚如二胡演奏家段皑皑所言，纵观孙文明留下的作品，从对民歌小曲、戏剧曲艺的纯粹模仿到吸收融汇，始终与生活、与传统紧密相连。可是他并不满足于模仿和吸收，而是显示出杰出的创新能力，他极大限度地挖掘了二胡演奏技术的可能性，有些甚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如那首《夜静箫声》，用现在的木质琴杆很难再奏出当年他用铜质琴杆发出的逼真而透亮的“箫声”了。不过，学他的“术”还比较容易，而学他的“道”，亦即创新的自觉意识，就不容易了。今天的音乐家和一切艺术工作者，需要获得的是比“音色”更为重要的，那种植根民族、扎根生活、勇于创新的智慧和气魄。
　　闵惠芬对民族音乐、民族器乐的贡献，同样表现在她的创新性上，她独创的“二胡声腔化”是对民族音乐的极大贡献。这种“器乐演奏声腔化”的理念，以生动多样的“歌唱性”打动人心，具有广泛的流传性，深受人民的喜爱。闵惠芬之所以有此成就，除了她的才艺，更重要的，是她心里始终装有人民，人们情不自禁地称之为“人民艺术家”，正是对她“心有人民”的褒奖，她当之无愧。由闵惠芬的德艺而引发的关于“人民性”的探讨，也是在呼唤民族音乐对根源的回归。二胡演奏家陈春园说得好：“民族音乐应该有所担当，引导大众更多地回归到民族性的思考，回归到爱我们中国人的根、爱我们自己的民族这个主题。”表面看，闵惠芬似乎只是做了“用二胡来演绎声腔”的技术探索，而其思想动力才是最根本的。
　　不可小看了一把二胡，它的身上，折射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上海文化成就的组成，不能没有这把二胡。或许，除了闵惠芬和孙文明，更有后来者。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