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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经历几十年的摸索，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颇丰。整理、分析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诞生与发展，理清其研究内容，对于如何定义传播学本土化、预测其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诞生与发展 内容 发展前景
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传入中国大陆。在中国积沉千年的文化典籍中，也存有对传播现象的经典描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学术界对传播学的中国特色研究开始走向正轨，在虚心学习西方传播学的同时，努力分析研究我国文化古典中蕴藏的传播原理，逐步建立东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对于促进中西方传播学共同发展、改变现今西方传播学“一枝独秀”状况具有现实意义。
一、传播学本土化的诞生与发展
山东大学杨永军先生在《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构造》一文中曾将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分为提出时期、初创时期、缓慢前进时期三个阶段，借鉴杨先生的分类，我将本土化研究的历程分成四个阶段，分别为提出时期、初创时期、稳步前进时期、细致研究时期。
1、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传播学开始大规模被引入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在这一时期被提出。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①余也鲁因此被一些学者界定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人。
1978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台北政治大学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传播研讨会，30余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14篇论文，共同探讨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
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②传播学译著、论文大篇幅被刊载在学术刊物上。
2、1990—1997年，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初创时期。199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之谜》一书出版，对中国文化传播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述及研究。1993年第三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35位参加会议的学者提交了31篇论文，对“建立中国特色传播学”的诸多问题提出批评，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多学科研究和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给予充分肯定，对媒介学科、文化冲突和信息侵略等跨国传播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以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③
中国社科院的孙旭培先生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也在这一时期出版，该书从“传播与媒介”、“各领域的传播”、“传播的主体是人”、“传播体制”、“中外传播交流”等章节进行了论述。《华夏传播论》因此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领域中硕果颇丰的领军式研究书目。另外，武汉大学李敬一教授撰写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对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本土化研究已经小有规模，并有一定的体系可循，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在探索中前进。
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之初出现的诸多非议，诸如本土化研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是否有利于中国传媒领域发展，孙旭培针对这些非议给予了这样的回应：“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越是能够发掘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也就越容易成为世界传播学者容易吸收的东西。因此，即使出现金发碧眼的女子穿旗袍，也会如黑发黄皮肤的男子穿西装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无所谓‘不伦不类’”。④
3、1998年至2001年，我国的文化传播学研究处于稳步前进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仍在探索中前进，从第一次全国传播研讨会直至1999年，大陆出版传播学专著、译著120余部，发表论文约2000篇，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员约200人，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工作在稳步中前进。
2001年5月，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出版。该丛书分《传在史中》《说服君王》《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三卷。该丛书和同一时期其他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的著作一样，史论内容较为丰富全面，所选史料也较为典型，但仍束缚于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没有对传播规律的独到总结，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还不明晰，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需要树立明确的理论框架。
4、2002年至今，我国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进入细致研究时期。这一时期，传播学多元化的学科特征在研究领域日益突显，集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符号学于一体的传播学，中立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逐渐进入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期。这一时期“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科技进步与传播发展”等课题成为我国传播学者关注的热点。传播学本身的多元化导致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逐渐深化，分工更加细致，研究态势良好。
2002年，武汉大学的李敬一教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本土化研究著作《中国传播史论》。该书分《史实论》、《人物论》《思想论》《技术论》《发展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该书在中国传播史的整体构架下，以专论的形式展开叙述和论证，纵向大体勾勒出我国古代社会传播发展的历史线索，横向对某一时期的传播实践作了有益总结，但仍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系统的理论体系。
至今为止，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完全立足本土进行研究的人尚不多见，科学、合理、系统的理论体系的确立还需继续深入研究。
二、 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界定及内容
1、传播学本土化的内涵。所谓“本土化”的传播理念，简单地说，就是“依据中国国情，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按照中国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遵循中国受众的接受习惯与实际需求，使得组织、制作、传播等媒体行为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气派、风格和口味。”⑤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对“本土化”的概括。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中谈到：所谓“中国特色”传播学（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现状，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传播事业发展的特点，也包括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所呈现的文化传统和根深蒂固的传播观念。⑥这两个传播学本土化的概括各有千秋，一则重于实践应用，一则重于理论研究。
界定传播学本土化需要从时代的立场区分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今传媒事业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是立足于我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联系现实国情与未来社会信息高速发展的趋势，提炼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学观念与规律、研究传媒事业发展的中国特色，同时建立和完善民族性的传播秩序和内涵。
2、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观点及其特点。潇湘在《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一文中这样谈到，“本土化”的主要观点为：“本土化”是我们关注本己经验，强调文化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产物。这一理念的目的及意义在于使社会科学研究更加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的特征；“本土化”的本意在于关注自身特殊经验，只有在辨析本己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自己的操作理论及分析框架。其意义在于，通过对自身的研究，建立起与世界学术对话的基础。⑦这些对本土化的解释在传播学界也得到了多数学者认可。
传播学本土化本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传播学，所以表现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事业中应是传播内容的本土化、审美风格的本土化、传播信息表达方式的本土化、文化构成的本土化，另外还应包括传播效果的本土化，这五点是我总结的传播学本土化的特色，同时也是本土化研究的内容要求所在。第一、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本土化，是因为只有紧密联系本土的文化内容才是深受受众喜爱和愿意接受的信息，传播内容的本土化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审美风格的本土化，这是本土化研究对媒体和受众的要求，90年代中国的传媒业呈现出“多元化”格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级共存，使大众的审美及审美产品呈现出多种审美风格，是不和谐的审美意识形态，不利于主流文化的发展，对审美风格的本土化要求是维护传统文化的必要手段。第三、传播信息表达方式的本土化是媒体传播内容本土化的实现方式。例如外来语言的介入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冲击着中国语言，所以表达方式的本土化是在维护本土文化免遭外族文化侵蚀。第四、文化构成的本土化，我国传媒业的发展既完成着主流文化的构建任务，也完成着大众文化的传播使命，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化都无法动摇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坚持国家基本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第五、传播效果的本土化是传播内容本土化的结果，也是国民对我国的传媒文化产品做出的正确反映，是赞扬是批驳，赞扬或批驳的风格是内敛而不是张扬、是深沉而不是极端、是儒雅而不是激烈，这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积沉的结果，这是从传播过程来分析传播研究本土化特色的。
3、传播学本土化的内容。李敬一在他1996年12月出版的《中国传播史》中曾具体的谈到“传播中国化”的内容，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加强对中国传播历史和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第二、要加强对中国传播事业发展现状的研究；第三、进一步加强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第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⑧李敬一教授的总结我认为已经较为全面。
三、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展望
有学者预测，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使两岸三地的交流日盛，会成为21世纪的最大的显学。信息高速公路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主要舞台，传播学有可能成为与各种学科交叉最为广泛的学科，成为博大精深的学问。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分歧和“流派”会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理论体系、理论框架的确立以及传播规律的归纳总结将逐渐清晰，本土化研究对于其他相关学科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参考，将为其他学科拓展更加广泛的研究空间和理论依据，东方传播学的破土而出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西方学术研究上的实力悬殊。
总之，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进程将是长期并且艰巨的，沿着历史与现实、批判与创新相结合的道路前进，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将稳步前进，东方传播学的建立为时不久矣。
参考文献
①（美）宣伟伯著 余也鲁译述《传学概论》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
②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
③邵培仁《中介者：艺术传播中的“雅努斯”》、《传播观念的断想》
④梅琼林 马慧《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断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⑤冯亚冰《传媒也“本土化”传播理念的思考》
⑥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⑦深治平《中国书评》1995年第3期，许纪霖《读书》1995年第3期的文章
⑧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新闻研究生）
【关键词】诞生与发展 内容 发展前景
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传入中国大陆。在中国积沉千年的文化典籍中，也存有对传播现象的经典描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学术界对传播学的中国特色研究开始走向正轨，在虚心学习西方传播学的同时，努力分析研究我国文化古典中蕴藏的传播原理，逐步建立东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对于促进中西方传播学共同发展、改变现今西方传播学“一枝独秀”状况具有现实意义。
一、传播学本土化的诞生与发展
山东大学杨永军先生在《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构造》一文中曾将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分为提出时期、初创时期、缓慢前进时期三个阶段，借鉴杨先生的分类，我将本土化研究的历程分成四个阶段，分别为提出时期、初创时期、稳步前进时期、细致研究时期。
1、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传播学开始大规模被引入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在这一时期被提出。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①余也鲁因此被一些学者界定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人。
1978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台北政治大学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传播研讨会，30余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14篇论文，共同探讨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
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②传播学译著、论文大篇幅被刊载在学术刊物上。
2、1990—1997年，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初创时期。199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之谜》一书出版，对中国文化传播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述及研究。1993年第三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35位参加会议的学者提交了31篇论文，对“建立中国特色传播学”的诸多问题提出批评，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多学科研究和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给予充分肯定，对媒介学科、文化冲突和信息侵略等跨国传播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以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③
中国社科院的孙旭培先生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也在这一时期出版，该书从“传播与媒介”、“各领域的传播”、“传播的主体是人”、“传播体制”、“中外传播交流”等章节进行了论述。《华夏传播论》因此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领域中硕果颇丰的领军式研究书目。另外，武汉大学李敬一教授撰写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对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本土化研究已经小有规模，并有一定的体系可循，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在探索中前进。
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之初出现的诸多非议，诸如本土化研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是否有利于中国传媒领域发展，孙旭培针对这些非议给予了这样的回应：“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越是能够发掘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也就越容易成为世界传播学者容易吸收的东西。因此，即使出现金发碧眼的女子穿旗袍，也会如黑发黄皮肤的男子穿西装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无所谓‘不伦不类’”。④
3、1998年至2001年，我国的文化传播学研究处于稳步前进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仍在探索中前进，从第一次全国传播研讨会直至1999年，大陆出版传播学专著、译著120余部，发表论文约2000篇，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员约200人，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工作在稳步中前进。
2001年5月，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出版。该丛书分《传在史中》《说服君王》《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三卷。该丛书和同一时期其他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的著作一样，史论内容较为丰富全面，所选史料也较为典型，但仍束缚于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没有对传播规律的独到总结，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还不明晰，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需要树立明确的理论框架。
4、2002年至今，我国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进入细致研究时期。这一时期，传播学多元化的学科特征在研究领域日益突显，集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符号学于一体的传播学，中立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逐渐进入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期。这一时期“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科技进步与传播发展”等课题成为我国传播学者关注的热点。传播学本身的多元化导致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逐渐深化，分工更加细致，研究态势良好。
2002年，武汉大学的李敬一教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本土化研究著作《中国传播史论》。该书分《史实论》、《人物论》《思想论》《技术论》《发展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该书在中国传播史的整体构架下，以专论的形式展开叙述和论证，纵向大体勾勒出我国古代社会传播发展的历史线索，横向对某一时期的传播实践作了有益总结，但仍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系统的理论体系。
至今为止，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完全立足本土进行研究的人尚不多见，科学、合理、系统的理论体系的确立还需继续深入研究。
二、 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界定及内容
1、传播学本土化的内涵。所谓“本土化”的传播理念，简单地说，就是“依据中国国情，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按照中国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遵循中国受众的接受习惯与实际需求，使得组织、制作、传播等媒体行为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气派、风格和口味。”⑤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对“本土化”的概括。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中谈到：所谓“中国特色”传播学（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现状，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传播事业发展的特点，也包括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所呈现的文化传统和根深蒂固的传播观念。⑥这两个传播学本土化的概括各有千秋，一则重于实践应用，一则重于理论研究。
界定传播学本土化需要从时代的立场区分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今传媒事业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是立足于我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联系现实国情与未来社会信息高速发展的趋势，提炼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学观念与规律、研究传媒事业发展的中国特色，同时建立和完善民族性的传播秩序和内涵。
2、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观点及其特点。潇湘在《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一文中这样谈到，“本土化”的主要观点为：“本土化”是我们关注本己经验，强调文化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产物。这一理念的目的及意义在于使社会科学研究更加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的特征；“本土化”的本意在于关注自身特殊经验，只有在辨析本己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自己的操作理论及分析框架。其意义在于，通过对自身的研究，建立起与世界学术对话的基础。⑦这些对本土化的解释在传播学界也得到了多数学者认可。
传播学本土化本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传播学，所以表现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事业中应是传播内容的本土化、审美风格的本土化、传播信息表达方式的本土化、文化构成的本土化，另外还应包括传播效果的本土化，这五点是我总结的传播学本土化的特色，同时也是本土化研究的内容要求所在。第一、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本土化，是因为只有紧密联系本土的文化内容才是深受受众喜爱和愿意接受的信息，传播内容的本土化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审美风格的本土化，这是本土化研究对媒体和受众的要求，90年代中国的传媒业呈现出“多元化”格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级共存，使大众的审美及审美产品呈现出多种审美风格，是不和谐的审美意识形态，不利于主流文化的发展，对审美风格的本土化要求是维护传统文化的必要手段。第三、传播信息表达方式的本土化是媒体传播内容本土化的实现方式。例如外来语言的介入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冲击着中国语言，所以表达方式的本土化是在维护本土文化免遭外族文化侵蚀。第四、文化构成的本土化，我国传媒业的发展既完成着主流文化的构建任务，也完成着大众文化的传播使命，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化都无法动摇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坚持国家基本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第五、传播效果的本土化是传播内容本土化的结果，也是国民对我国的传媒文化产品做出的正确反映，是赞扬是批驳，赞扬或批驳的风格是内敛而不是张扬、是深沉而不是极端、是儒雅而不是激烈，这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积沉的结果，这是从传播过程来分析传播研究本土化特色的。
3、传播学本土化的内容。李敬一在他1996年12月出版的《中国传播史》中曾具体的谈到“传播中国化”的内容，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加强对中国传播历史和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第二、要加强对中国传播事业发展现状的研究；第三、进一步加强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第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⑧李敬一教授的总结我认为已经较为全面。
三、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展望
有学者预测，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使两岸三地的交流日盛，会成为21世纪的最大的显学。信息高速公路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主要舞台，传播学有可能成为与各种学科交叉最为广泛的学科，成为博大精深的学问。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分歧和“流派”会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理论体系、理论框架的确立以及传播规律的归纳总结将逐渐清晰，本土化研究对于其他相关学科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参考，将为其他学科拓展更加广泛的研究空间和理论依据，东方传播学的破土而出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西方学术研究上的实力悬殊。
总之，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进程将是长期并且艰巨的，沿着历史与现实、批判与创新相结合的道路前进，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将稳步前进，东方传播学的建立为时不久矣。
参考文献
①（美）宣伟伯著 余也鲁译述《传学概论》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
②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
③邵培仁《中介者：艺术传播中的“雅努斯”》、《传播观念的断想》
④梅琼林 马慧《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断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⑤冯亚冰《传媒也“本土化”传播理念的思考》
⑥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⑦深治平《中国书评》1995年第3期，许纪霖《读书》1995年第3期的文章
⑧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新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