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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有黄浦区政府工作组驻扎的公司，至今还并存着两个新旧董事会，工作组驻扎的理由是为了“稳定”
“古象”是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知名品牌。古象这个品牌的所有者，正是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华生化工)。其麾下的企业和资产包括上海古象大酒店、上海古象涂料制造中心、上海古象总汇等品牌和企业。
该公司账面净资产拥有20多亿元，流动资金5亿多元，历经三次改制，资产性质在“集体一国有一集体”中摇摆，其创始人之一的李隆铭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在公司露面。这家有黄浦区政府工作组驻扎的公司，至今还并存着两个新旧董事会，工作组驻扎的理由是为了“稳定”。
上海华生面临如此窘境，其中又有哪些利益纠葛?
职工要求解散董事会
2006年9月15日，现有371名职工的上海华生，以上海古象涂料制造中心工会名义(下称“上海古象”)紧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250位职工联名签署告全体职工书：“解散现届董事会、监事会，成立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
三天后，由黄浦区总工会、政法委、国资委、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组成的上海华生工作指导小组入驻公司，工作组要求公司恢复原状，并强调两条：上海华生有国资成分，未经公司党组织和区总工会同意召开职代会是违法的。
工作组的意见是，企业工会组织无权动议企业领导人的职务罢免，如果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必须经得党委同意和总工会的批准。而职工联名选出的新管理班子则认为，《工会法》里没有规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需要经过上一级党委和总工会的同意。
2006年11月13日，上海华生工会委托上海龙耀律师事务所给黄浦区政府有关部门上呈一份《关于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企业改制面临问题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提出了九条意见，其中一条是：上海华生职工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依法受到保障。对企业主要经营者李隆铭家长制作风和独断专横的经营决策带来企业资产严重流失，以及投资失败等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意见书》表示担忧和不满。
2006年11月23日，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委托上海明鸿律师事务所回复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称：“紧急职工代表大会”无权解散董事会，也无权罢免李隆铭的董事长职务，更无权成立临时董事会接管原董事会工作。“紧急职工代表大会”这些行为是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所以也是无效的。
职工代表、新临时董事会副董事长俞宗明对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回复中的表态表示不解。
比如，黄浦区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在这份回复中说，上海古象是一个无投资主体，无生产经营活动，也无职工存在的“三无”机构。回复意见质问：“既然没有职工存在，又怎么能召开职工大会?”
俞宗明说，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是由上海古象涂料制造中心、华生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自然人李隆铭(企业的主要经营者)三个股东投资组成，其中古象中心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华生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占公司全部股本的89．9％。
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办公室要求上海古象提供这些联名签署职工的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费交纳凭证等相关资料。对此，俞表示，他们仍保存着20多年前的劳动合同。
3万走人2万留下
1982年，李隆铭和几个回城的上海知青创办了华生化工厂，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后更名为上海华生化工公司。
1997年4月30日，上海市集体企业产权界定办公室以[沪产界(97)第029号文]作出了“根据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税务总局(1996)895号文件和《上海市集体企业产权界定暂行办法》规定，你公司所有者权益666407300．51元归上海华生化工公司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界定结论，并以[沪集界确(1997)001号]文件确认了华生化工公司资产的产权为上海华生化工公司劳动群众。
上述产权界定之后，上海华生化工公司于1998年8月18日更名为上海古象涂料制造中心，并由古象中心出资10亿元成立了独资企业上海古象涂料销售总汇(下称“古象总汇”)。随后，古象总汇进行了企业改制，这次改制的主要内容是将古象总汇10亿元集体资产按企业经营者、企业职工及集体企业自身作了三份分割，产生自然人李隆铭、职工持股会、古象中心三个股东，将古象总汇改制成了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
1999年至2000年间，上海华生进行了第二次改制。这次改制没有改变股权结构，仅将企业的总股本由10亿增加到10．6亿元。所增加的0．6亿元来自古象中心对上海华生的追加投资，并由李隆铭取得其中的0．15亿元，职工持股会取得0．45亿元，并将职工持股会的股份量化到职工个人。
2006年初，由李隆铭父子实际控制的上海华生重新启动改制。改制方案大体上是将全体职工按工龄进行“买断”，每年2万元的保留其职务，3万元则清退。当时在职职工371人，总工龄数5000多年，若全部“买断”，需要逾亿元资金。
上海华生职工代表认为，这一改制是要把企业从目前集体所有制性质改为“姓李”，采取“3万走人2万留下”方式把企业职工赶向社会，最终实现MBO(管理层收购)。买断职工工龄、对职工退出持股会和买断身份的经济补偿不足等意见分歧，使得这一改制方案直接触发了职工与公司主要经营者的矛盾。
4．7亿元哪里去了
矛盾还不仅于此。1983年进厂的老员工王嘉甫告诉记者：“我们企业从‘三个缸，六条棍、九个人’开始创业，如今企业变成一个人说了算，我们集体劳动积累的钱几个亿说没就没了，所以我们职工联名签署要求罢免公司老板和更换管理层。”
近年来，由于涂料市场竞争激烈，上海华生逐渐转向房地产项目和资本市场。2003年9月5日，李隆铭决定将7笔共5．2亿元的资金委托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爱建信托”)理财。
双方合同约定，委托到期后，爱建信托要将5．2亿元归还给上海华生，收益率按7％计算。然而，爱建信托没有如期还款，并以资金困难等理由与上海华生补签了延期协议，只履约归还了其中1笔5000万元的资金。
2005年1月31日，两次延期仍未见归还资金的上海华生再次要求爱建信托还钱，爱建信托董事长顾青表示，他们已把汉口路110号自有的爱建金融大楼卖给英国人，款到即付。但是，时至今日，爱建信托尚有4．7亿元没有归还给上梅华生，更不要说当初约定的收益。
当上海华生的职工意外得知这6笔共计4．7亿元无法收回的委托理财款项的存在，曾经自发去了100多人到爱建信托要钱，这个事件成为引发这次企业内部 “倒李”纷争的主要导火索。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李隆铭的信函，2005年5月25日，要不回来钱的李隆铭曾写信求助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信函的开头就写到，“很不好意思又来麻烦你了”。李请求陈出面解决4．7亿元的还款。但是，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2亿元统筹费是什么钱
曾经采访过上海华生的一位资深媒体人分析，黄浦区政府最担心的是，上海华生曾经是上海市黄浦区的纳税大户，最辉煌的时候曾占该区1／10税收份额，上海华生新的董事会一旦扶正，并且是一家集体企业，哪一天管理者不高兴了，把公司注册地迁出黄浦，怎么办?这个问题让区政府领导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上海华生的职工代表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疑惑。2006年5月15日，上海市国资委与黄浦区政府举行华生化工属地交接仪式，其间一份无签订日期的协议，内容涉及上海华生改制前后企业付给上海市国资委与黄浦区政府2亿元资金。此前，上海华生账户已经划出5000万元给黄浦区政府。
上海华生的职工代表认为，这些都是李隆铭的个人行为。他们的疑问是：1996年6月30日前公司所享有的国家各种减免税及权益是国家利益，上海国资委凭什么替上海华生处置分割?又凭什么以国家的名义给李隆铭个人9400万股权激励?作为政府和政府部门是否有权拥有这笔2亿元的巨额资金，是捐赠还是赞助或者什么名义?
2006年12月20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电话采访上海市国资委，要求核实上海市国资委与黄浦区政府签订的协议中有关2亿如何分割？钱在哪里？
作为本案的知情人、上海国资委区县工作处章伟民处长为难地告诉记者，“如果要采访我本人必须通过上海市国资委办公室安排，如果有关上海华生的改制问题，要通过黄浦区政府然后才能和我联系。”
但章处长也表示，“现在上海华生内部职工正在表达不同意见，政府会认真对待，有关这笔款项的协议是有领导签过字的，事实上还没有启动。如果有错，有错即改是我们的原则。如果是中纪委或者检察机关取证需要，我们的原则也是按程序办事。”
180度大转弯的表态
9月18日，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一位负责人曾对上海华生职工表示要行使政府改制主导权，认为上海华生职工代表大会行为有“闹事”之嫌，政府要干预，目的是为了稳定。
俞宗明是亲历当时现场的上海华生职工代表。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政府派工作组指导我们企业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总得有个文件手续或者什么程序吧，记得当时那位主任的脸色很难看，表情相当严肃地说，“上海华生如果没有国资成分，我们来干吗?”
他认为，黄浦区国资委以“指导企业改制”、“维护稳定”的名义派驻工作组到上海华生，对上海华生资产性质的单方面表态、对上海华生职工民主管理企业权利的否定，引起上海华生职工抵触情绪，以至于在过去几个月里，矛盾的焦点由临时董事会与原董事会的对峙，变成了临时董事会与工作组的对立，在新董事会成立后演变为新董事会与工作组的对立。
2006年12月5日下午，事情又发生了改变。“过去的话说过了不顶用，从现在开始说，上海华生的资产是集体所有，不是国有，肯定是集体的。”当着在场的上海华生职工代表的面，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副主任谢国樑做了180度大转弯的表态。
这次会面主要传达的三个意见是：上海华生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公司董事长李隆铭年事已高不适合继续担任，今后(黄浦区国资委)继续与企业对话，直接与管理层沟通，主要是怎么组建新班子。
2006年12月16日，临时董事会所有成员也等到了北京方面的一个“好消息”。他们邀请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江平答应近期来沪，参加京沪两地法律专家有关“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法律问题研讨会”。
处于内外交困状态的上海华生职工在期待法律专家外力帮助的同时，也期待政府早日给他们一个圆满的说法。事实上，这场上海华生原经营者、劳动者和地方政策制定者三方交叉的矛盾冲突中，一场财富抢夺战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古象”是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知名品牌。古象这个品牌的所有者，正是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华生化工)。其麾下的企业和资产包括上海古象大酒店、上海古象涂料制造中心、上海古象总汇等品牌和企业。
该公司账面净资产拥有20多亿元，流动资金5亿多元，历经三次改制，资产性质在“集体一国有一集体”中摇摆，其创始人之一的李隆铭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在公司露面。这家有黄浦区政府工作组驻扎的公司，至今还并存着两个新旧董事会，工作组驻扎的理由是为了“稳定”。
上海华生面临如此窘境，其中又有哪些利益纠葛?
职工要求解散董事会
2006年9月15日，现有371名职工的上海华生，以上海古象涂料制造中心工会名义(下称“上海古象”)紧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250位职工联名签署告全体职工书：“解散现届董事会、监事会，成立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
三天后，由黄浦区总工会、政法委、国资委、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组成的上海华生工作指导小组入驻公司，工作组要求公司恢复原状，并强调两条：上海华生有国资成分，未经公司党组织和区总工会同意召开职代会是违法的。
工作组的意见是，企业工会组织无权动议企业领导人的职务罢免，如果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必须经得党委同意和总工会的批准。而职工联名选出的新管理班子则认为，《工会法》里没有规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需要经过上一级党委和总工会的同意。
2006年11月13日，上海华生工会委托上海龙耀律师事务所给黄浦区政府有关部门上呈一份《关于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企业改制面临问题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提出了九条意见，其中一条是：上海华生职工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依法受到保障。对企业主要经营者李隆铭家长制作风和独断专横的经营决策带来企业资产严重流失，以及投资失败等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意见书》表示担忧和不满。
2006年11月23日，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委托上海明鸿律师事务所回复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称：“紧急职工代表大会”无权解散董事会，也无权罢免李隆铭的董事长职务，更无权成立临时董事会接管原董事会工作。“紧急职工代表大会”这些行为是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所以也是无效的。
职工代表、新临时董事会副董事长俞宗明对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回复中的表态表示不解。
比如，黄浦区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在这份回复中说，上海古象是一个无投资主体，无生产经营活动，也无职工存在的“三无”机构。回复意见质问：“既然没有职工存在，又怎么能召开职工大会?”
俞宗明说，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是由上海古象涂料制造中心、华生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自然人李隆铭(企业的主要经营者)三个股东投资组成，其中古象中心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华生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占公司全部股本的89．9％。
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办公室要求上海古象提供这些联名签署职工的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费交纳凭证等相关资料。对此，俞表示，他们仍保存着20多年前的劳动合同。
3万走人2万留下
1982年，李隆铭和几个回城的上海知青创办了华生化工厂，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后更名为上海华生化工公司。
1997年4月30日，上海市集体企业产权界定办公室以[沪产界(97)第029号文]作出了“根据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税务总局(1996)895号文件和《上海市集体企业产权界定暂行办法》规定，你公司所有者权益666407300．51元归上海华生化工公司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界定结论，并以[沪集界确(1997)001号]文件确认了华生化工公司资产的产权为上海华生化工公司劳动群众。
上述产权界定之后，上海华生化工公司于1998年8月18日更名为上海古象涂料制造中心，并由古象中心出资10亿元成立了独资企业上海古象涂料销售总汇(下称“古象总汇”)。随后，古象总汇进行了企业改制，这次改制的主要内容是将古象总汇10亿元集体资产按企业经营者、企业职工及集体企业自身作了三份分割，产生自然人李隆铭、职工持股会、古象中心三个股东，将古象总汇改制成了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
1999年至2000年间，上海华生进行了第二次改制。这次改制没有改变股权结构，仅将企业的总股本由10亿增加到10．6亿元。所增加的0．6亿元来自古象中心对上海华生的追加投资，并由李隆铭取得其中的0．15亿元，职工持股会取得0．45亿元，并将职工持股会的股份量化到职工个人。
2006年初，由李隆铭父子实际控制的上海华生重新启动改制。改制方案大体上是将全体职工按工龄进行“买断”，每年2万元的保留其职务，3万元则清退。当时在职职工371人，总工龄数5000多年，若全部“买断”，需要逾亿元资金。
上海华生职工代表认为，这一改制是要把企业从目前集体所有制性质改为“姓李”，采取“3万走人2万留下”方式把企业职工赶向社会，最终实现MBO(管理层收购)。买断职工工龄、对职工退出持股会和买断身份的经济补偿不足等意见分歧，使得这一改制方案直接触发了职工与公司主要经营者的矛盾。
4．7亿元哪里去了
矛盾还不仅于此。1983年进厂的老员工王嘉甫告诉记者：“我们企业从‘三个缸，六条棍、九个人’开始创业，如今企业变成一个人说了算，我们集体劳动积累的钱几个亿说没就没了，所以我们职工联名签署要求罢免公司老板和更换管理层。”
近年来，由于涂料市场竞争激烈，上海华生逐渐转向房地产项目和资本市场。2003年9月5日，李隆铭决定将7笔共5．2亿元的资金委托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爱建信托”)理财。
双方合同约定，委托到期后，爱建信托要将5．2亿元归还给上海华生，收益率按7％计算。然而，爱建信托没有如期还款，并以资金困难等理由与上海华生补签了延期协议，只履约归还了其中1笔5000万元的资金。
2005年1月31日，两次延期仍未见归还资金的上海华生再次要求爱建信托还钱，爱建信托董事长顾青表示，他们已把汉口路110号自有的爱建金融大楼卖给英国人，款到即付。但是，时至今日，爱建信托尚有4．7亿元没有归还给上梅华生，更不要说当初约定的收益。
当上海华生的职工意外得知这6笔共计4．7亿元无法收回的委托理财款项的存在，曾经自发去了100多人到爱建信托要钱，这个事件成为引发这次企业内部 “倒李”纷争的主要导火索。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李隆铭的信函，2005年5月25日，要不回来钱的李隆铭曾写信求助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信函的开头就写到，“很不好意思又来麻烦你了”。李请求陈出面解决4．7亿元的还款。但是，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2亿元统筹费是什么钱
曾经采访过上海华生的一位资深媒体人分析，黄浦区政府最担心的是，上海华生曾经是上海市黄浦区的纳税大户，最辉煌的时候曾占该区1／10税收份额，上海华生新的董事会一旦扶正，并且是一家集体企业，哪一天管理者不高兴了，把公司注册地迁出黄浦，怎么办?这个问题让区政府领导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上海华生的职工代表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疑惑。2006年5月15日，上海市国资委与黄浦区政府举行华生化工属地交接仪式，其间一份无签订日期的协议，内容涉及上海华生改制前后企业付给上海市国资委与黄浦区政府2亿元资金。此前，上海华生账户已经划出5000万元给黄浦区政府。
上海华生的职工代表认为，这些都是李隆铭的个人行为。他们的疑问是：1996年6月30日前公司所享有的国家各种减免税及权益是国家利益，上海国资委凭什么替上海华生处置分割?又凭什么以国家的名义给李隆铭个人9400万股权激励?作为政府和政府部门是否有权拥有这笔2亿元的巨额资金，是捐赠还是赞助或者什么名义?
2006年12月20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电话采访上海市国资委，要求核实上海市国资委与黄浦区政府签订的协议中有关2亿如何分割？钱在哪里？
作为本案的知情人、上海国资委区县工作处章伟民处长为难地告诉记者，“如果要采访我本人必须通过上海市国资委办公室安排，如果有关上海华生的改制问题，要通过黄浦区政府然后才能和我联系。”
但章处长也表示，“现在上海华生内部职工正在表达不同意见，政府会认真对待，有关这笔款项的协议是有领导签过字的，事实上还没有启动。如果有错，有错即改是我们的原则。如果是中纪委或者检察机关取证需要，我们的原则也是按程序办事。”
180度大转弯的表态
9月18日，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一位负责人曾对上海华生职工表示要行使政府改制主导权，认为上海华生职工代表大会行为有“闹事”之嫌，政府要干预，目的是为了稳定。
俞宗明是亲历当时现场的上海华生职工代表。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政府派工作组指导我们企业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总得有个文件手续或者什么程序吧，记得当时那位主任的脸色很难看，表情相当严肃地说，“上海华生如果没有国资成分，我们来干吗?”
他认为，黄浦区国资委以“指导企业改制”、“维护稳定”的名义派驻工作组到上海华生，对上海华生资产性质的单方面表态、对上海华生职工民主管理企业权利的否定，引起上海华生职工抵触情绪，以至于在过去几个月里，矛盾的焦点由临时董事会与原董事会的对峙，变成了临时董事会与工作组的对立，在新董事会成立后演变为新董事会与工作组的对立。
2006年12月5日下午，事情又发生了改变。“过去的话说过了不顶用，从现在开始说，上海华生的资产是集体所有，不是国有，肯定是集体的。”当着在场的上海华生职工代表的面，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副主任谢国樑做了180度大转弯的表态。
这次会面主要传达的三个意见是：上海华生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公司董事长李隆铭年事已高不适合继续担任，今后(黄浦区国资委)继续与企业对话，直接与管理层沟通，主要是怎么组建新班子。
2006年12月16日，临时董事会所有成员也等到了北京方面的一个“好消息”。他们邀请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江平答应近期来沪，参加京沪两地法律专家有关“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法律问题研讨会”。
处于内外交困状态的上海华生职工在期待法律专家外力帮助的同时，也期待政府早日给他们一个圆满的说法。事实上，这场上海华生原经营者、劳动者和地方政策制定者三方交叉的矛盾冲突中，一场财富抢夺战的序幕才刚刚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