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政治和思想改造
　　
　　《文学评论》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三期发表王飚《关于<毛泽东与文艺>的一封信》，对该刊一九九二年第三期发表的陈涌《毛泽东与文艺》一文提出批评意见。
　　王飚认为，陈涌提出，“包括文艺在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一个领域，它和政治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种理论概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所谓‘部分整体关系论’，实际上几乎集中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及‘政治标准第一’等所有这些提法”。“概括出这些理论，只是重提这些我们党中央已明确指示‘不继续性’的口号而已。”
　　另外，王飚指出，“作者对思想改造的提法同样是和党的基本观点相抵触的”。在目前继续提这种“思想改造”，“已带有歧视意味，往往成为批斗知识分子的口实。”
　　王飚说，不能说陈文一无是处，而且有些观点由来已久，“一些同志久听惯说，闻而不觉其非，言之犹以为是”，“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曾经而且现在还被一些同志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坚持’，正说明我们通过批评纠正这些错误观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评余光中评戴诗
　　
　　《名作欣赏》杂志一九九二年第三期刊出台湾诗人余光中的文章：《评戴望舒的诗》。文章认为戴望舒是“一位引人注目的诗人”，“可是就诗论诗，戴的成就仍然是有限的”。“他的产量少，格局小，题材不广，变化不多。他的诗，在深度和知性上，都嫌不足。他在感性上颇下功夫，但是往往迷于细节，耽于情调，未能逼近现实。他兼受古典与西洋的薰陶，却未能充分消化，加以调和。他的语言病于欧化，未能发挥中文的力量。他的诗境，初则流为光景，囿于自己陕隘而感伤的世界，继则面对抗战的现实，未能充分开脱自己，把握时代。”
　　《文艺报》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就余光中的这篇文章展开讨论。《文艺报》编者按语指出：余光中此文“在大陆文坛引起争议，许多读者表示了不同意见”。发表的宫未明的文章指出，“余先生对戴望舒其人其诗缺乏全面理解”，“未能坚持和人论世的原则，而且在行文过程中，‘随意性’很大，特别是他在评论朱自清、戴望舒的同时，又捎带批评了巴金、艾青等三十年代的许多名作家，说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创作上则皆难以为继，更无论上层楼。’试看，余先生一笔抹杀了多少作家！令人惊诧的是，《名作欣赏》编者居然为此‘欣然色喜’。”吴新的评论认为，说戴“产量小，格局小，是可以的，但不能说他‘题材不广，变化不多’。”“至少他要比余先生的诗题材广得多，变化大得多。”他认为余先生对戴诗的评价，“字里行间另有文章”。尚殷的文章则认为，余光中论戴诗的目的，在于“重评新诗史”，“要对六十年来的中国新诗作出再评价，要为那些新诗史上的著名诗人重新定位”。但是他的做法“却不觉失之粗率，很难达到目的。
　　
　　投资何来？
　　
　　中国大陆几乎唯一的新闻周刊《望》，在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版的一期里，以《读书今天不热门？》为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望》编者在按语中指出，眼下出书越来越难，买书的越来越少，“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甚至发出‘读书今天不热门’的感慨。”编者认为，这“不是细事一桩，值得认真加以探访。”在编辑部组写的四篇文章中，从图书馆、图书市场、经典名著和人和书的沟通的四个方面来讨论读书问题。编者的结论似乎是，问题的解决，应在图书馆经费的增补，高格调读者的多出，以及图书市场的开拓。
　　北京出版界对此文的反应是：《望》的文章十分恰当地提出了问题，但是人们需要更加确切的答案。答案何在？有人认为，一切解决问题的措施，归根结底，都需要增加对社会的读书设施的投资。那么，由谁投资？几乎每一个调查都抱怨书价太高，如果降低书价，这投资更从何来？
　　
　　美术作品提名展
　　
　　首届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日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这次提名展为水墨画展，展出的水墨画先由提名批评家分别提名，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出被提名的参展画家。
　　批评家提名展作为国际上通行的展览方式，在我国尚属新的尝试。它首先是一种批评活动，旨在提高中国美术的批评水准和介入创作的力度。其主要方式是通过集团批评，对当前较突出的中青年艺术家进行集中展示、研究、品评和学术定位。而被提名的画家，均是在新时期以来对水墨画(包括工笔画)进行了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探索，并以各自的角度对传统水墨画的现代转化作出了贡献的六十岁以下的水墨画家。
　　据悉，这次提名展是批评家、美术家、企业家合作的产物。美术创作家是主角，批评家负责学术活动，企业家负责艺术投资和经济操作，企业家不干预学术活动，批评家不干预经济操作，三方人士各司其职，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此次参与活动的美术批评家有郎绍君等十六人。参展画家共十五人，画作约一百五十件。
　　
　　恐惧与狂热
　　
　　陈凯歌戛纳获奖，载誉归来，在接受《文汇电影时报》的采访中对目前国内一窝蜂“下海”的现象发表了看法。他说，任何极端的行为，都让我想到“文革”，想到“殷鉴不远”。我觉得，今天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嚷嚷着“下海”的人，一般都是当年经历过“文革”的人。“文革”是一个中国人将自己的理想和行为推到极端的社会表现。在这个社会表现里，包含着我们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中的所有优点与弊病。虽然今天的时代与“文革”时期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有人讲艺术上有“后现代派”，电影上有“后第五代”；那么，我觉得今天的时代就是“后文化革命时期”。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没有摆脱恐惧的阴影。过去是政治恐惧导致政治狂热；今天是对贫困的恐惧导致经济狂热。这两个极端，都同样表现出我们民族的不成熟，一个怀着一种偏执而幼稚的心态的民族，无论“文革”，还是现在，都不可能顾及文化。
　　今天，历史又在重复地跟我们开这样的玩笑：许多过去已经被否定的东西，现在又回潮了；许多被历史证明是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又变得没有价值了。我们现在对物质的狂热追求表现着精神上的负增长。——精神的贫乏、茫然和无所求。人们仍旧生活在物欲的层次里。当然必须发展经济，文化的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事物还得辩证地去看，就像马克思主义不会在工人中自发产生那样，文化的事也总得有人去念叨。
　　
　　儒学危机之原因
　　
　　许纪霖在最近一期《知识分子》杂志上撰文称，儒家价值框架在中国近代之所以解构，不是由于五四知识分子全盘否定它，而是因为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秩序被革命摧毁的缘故，因而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其自身性质酿造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一个包罗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于一体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图式，其中的价值信仰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未经分化，高度联锁，此乃所谓的政教合一，这与西方的政教分离“上帝的事归上帝管，凯撒的事归凯撒管”大异其趣。由于中国的公理是“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儒家伦理价值只有借助王权的国家意志才能实现，而王权的世俗合法性又只能通过儒家的道德标准才得以估量。换言之，只有在王权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儒家所揭示的价值才能显示出它的实际意义，才为人们所信仰接受。
　　如果中国的变革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是一场渐进的、连续的社会改良，那么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就不致于顷刻之间崩溃，文化道德秩序也有继续绵延的可能。然而辛亥革命不仅推倒了王权，也摧毁了儒家伦理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秩序，未与政权分离的教权还来不及建构自己的道统力量，就失去了其信仰的意义，王权的危机直接转换成信仰危机。袁世凯、张勋复辟王权的未遂政变加剧了儒学的危机，而康有为匆匆搞起的孔教会一方面由于其孔教的内在价值未经现代化转换，另一方面更由于与清朝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反而将儒学的危机推向极致。这才是中国文化危机的真实原因。五四知识分子激烈反传统不过是对这一危机的自然反应而已。
　　
　　重建乡土中国
　　
　　甘阳在最近一期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撰文，认为今后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前景，必须立足于今日乡土中国的巨大变迁来思考。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造，绝不仅仅是四九年以来体制的改造，而且更是世世代代以来“乡土中国”基本结构的根本改造。农村改革的最深刻之处，实际尚不在于它傲人的经济成就，而是在于它历史性地启动了古老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短短几年内，近一亿农民摆脱了农业生产，这是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大事，因为它意味着华夏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走出所谓内卷(involution)的恶性生产方式(即以不断投入农业劳动人口来增加农产总量，维持全社会生计)，从而真正开始告别秦汉以来即已定型的传统乡土中国的格局。正是在这意义上，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实可视为“中国现代性”之真正历史出场。
　　不同于“西方现代性”，中国农民告别农业社会的方式不是蜂拥挤入城市，变成丧失乡土的赤裸裸的无产者，而是在乡土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创造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极为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这既不出自经济学家的设计，也非来自政治领袖的意志，而只不过是被乡土中国的生存困境所逼迫而成。中国乡镇企业崛起的最深刻历史意义或许在于，它为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提供了可以依托的微观社会组织基础。不同于一般把企业建在乡村，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不是以削弱、破坏以至最终摧毁原有乡土社区为代价，而是与其母体乡土社区结成唇齿相依、相濡以沫的极为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从而有力地加强并重建了乡土中国的生活共同体。
　　
　　红卫兵自述
　　
　　今年春天，吴文光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一九六六——我的红卫兵时代》先后参加了柏林电影节和香港国际电影节。这部影片通过当年若干老红卫兵的自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记录了时代和人的命运，获得好评。
　　作为独立制片人，吴文光先后制作的两部电视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和《一九六六——我的红卫兵时代》九一年以来曾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播放(如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等)，可以说他是以电视纪录片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我国第一个独立制片人。
　　《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曾花了吴文光整整两年时间，该片记录了五位青年艺术朝圣者放弃职业和户口来到北京寻找艺术之梦的经历。正是这部纪录片给制作者带来了最初的声誉。澳大利亚《悉尼晨报》发表文章，称纪录片对于六十年代出身的中国年轻人的自身困扰，作了准确和具体的记录。有关专家在日本《朝日新闻》撰文，赞扬吴文光的纪录片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语言的生命
　　
　　《文学评论》今年第三期载郑敏教授的长篇文章谈《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作者在讨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两个缺失(即没有处理好改革与传统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书面语的关系)之后，指出：口语也好，书面语也好，都不能自然而然的成为好的诗语。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它有“所云”(saying)。也就是类似胡适强调的言之有物。所谓“物”并非具体之物，而是有“所云”。这“所云”必是作者的独到的、极有个性的，只有他才有的领悟。当语言中有这种独到的“所云”时，语言就有了生命，至于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没有关系。中国古典诗词的佳作无一不是有诗人的独特的领悟，因而诗语中满载着“所云”。诗人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要使得语言充满了生命力(通过其“所云”)。古典汉语虽然今天已不再是我们的日常用语，但古典诗词的语言并非“死语言”，因为我们今天读古典诗词名著时仍不能不为之震动，这说明好的语言由于它的“所云”给它无穷的生命，它是不会死亡的，死亡的不是古典诗词，而是人们自己的失去生命力的审美能力。
　　
　　知识分子的反省
　　
　　台湾作家陈映真最近在台湾报刊讨论台湾解严后的思想文化情形及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台湾解严前后，在思想、学术政治领域上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解严后台湾基本上维持和内化戒严时代的保守、反共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没有结算，也没有反省。没有人去反省在过去那段黑暗的日子，我说了什么，在实践上对歪曲的历史做了什么，是不是直接间接助长了巩固了那个歪扭的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可以不经彻底而严格的反省就过“解严”这关，在解严后立刻以一副老子自来民主、进步、自由、人权……，这太可怕了。舆论界也没有清明的反省，好象我们自始以来就是那么民主自由，报纸也不需要对民众说：“自由是好的，过去我们经过这么多困难，因而没有负起舆论的责任，觉得羞愧，如果将来再有这样寒冷的冬天来临，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台湾的社会学者只告诉我们台湾经济非常了不起，但台湾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台湾战后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没有任何一本著作系统地告诉我们台湾社会的发展与构造，台湾一直只有计量的、功能论的、局部的研究而欠缺结构性的、主体的、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神学研究
　　
　　香港三联书店最近刊印了一套“当代欧陆宗教思想系列”。这套丛书由新一代的宗教思想学者刘小枫主编，试图反映欧陆当代神学思想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基本形态。丛书包括：当代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神学中具思想深度和学术力度的著述；当代神学样态(如释义学神学、政治神学、普世神学……)的代表性学术作品；当代教会外和学院外(如文学史)之神学思想。第一批已出版的有：德国拉纳：圣言的倾听者；瑞士奥托：不可言说的言说；德国黑格尔：死论。即将出版的还有德国库舍：神学与文学、德国孔汉思：世界伦理等十几种。已出各册，每本均有中译本导言，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据主编者的说服，每册中译本之出版，均得到德、瑞各种基金会之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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