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的十六字方针，再次对依法治国的思维进行了诠释。
立法：更充分地体现社会意志和利益
回顾我国依法治国走过的路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感触很深。“2005年，我国就个人所得税的立法举行听证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次大范围内就部门法立法举行听证会，讨论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标准。当时，身处现场，我仿佛看到中国民主立法新纪元的开启。”
10年后，税收法定的原则被写入中国《立法法》，刘剑文再次受到触动。他告诉《经济》记者，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可以总结为两方面：罪刑法定主义和税收法定主义。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二者分别担负着对私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护的重任。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渊源之一，为要不要征税、怎样征税划定界限。
自实施“依法治国”以来，我国立法得到全方位提升，也仍有不足。刘剑文告诉记者，法律草案完成后，经过立法机关的三次审议，往往要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开草案内容以广泛征求意见。在这个环节，我们还欠缺相应的反馈机制。
“每次就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相信立法机关都能收获很多，也相信其中有些观点会得到采纳。不过，我国的立法没有一个对意见进行整理、公开并公布去向的机制。比如，都是哪些人提出了意见，这些意见分别是什么，哪些被采纳了以及为什么，意见不被采纳的时候，是否对意见人进行解释与回复。这些东西，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也是未来我国立法需要加强的方面。”刘剑文这样说。
他指出，中国法律的起草机制也有提升空间。目前，法律规范的起草由行政机关负责，其中涉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无法完全且充足地体现社会意志和利益。立法应该更好更多地反映民生民惠，因此，法律的起草机制或可在未来有所改进。
司法：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改革就是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北京首特律師事务所主任方富贵律师告诉《经济》记者，延伸到我国司法领域的改革，它推动我国司法进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文明有序，有目共睹。
从1978年至今，我国司法领域值得纪念的事件有很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由省级统一管理，员额制度，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错案，推进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机制，立案登记制度等。但令方富贵律师感触最深的事件是司法公开。法院系统采取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阳光司法工程”，尤其值得纪念。据统计，我国的裁判文书网浏览量达到11亿-12亿，判决书数量已经达到3000万以上。“我觉得中国在司法信息公开方面，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肯定地说。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美老龄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永杰告诉《经济》记者，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也是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大事。它不仅有助于培养大批专业法官来集中、规范、统一、科学地贯彻“慎杀、少杀”原则，有助于防范和减少冤假错案、尊重和保障人权，还有助于健全相关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的改革、发展、完善，更有助于提升人民福祉、改善国家形象。
更值得肯定的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更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陈卫东表示，过去我国受以侦查主义为中心的影响，庭审虚化、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司法改革以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逐步建立，法庭在查明事实、审查证据、适用法律、保障诉权等方面起关键作用。同时，在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推动下，冤假错案明显减少。
十九大以后，我们将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的配套措施，使已有的改革更加扎实落地，发挥改革措施的整体效能。在此基础上，促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更加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这也是未来司法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今，我们已经有法可依，也对阻碍司法运行的体制、机制进行了改革，接下来，需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办案，让人民群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要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实现司法的良性互动，进而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司法应有的作用。”陈卫东如是说。
执法：进入常态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厉行法治，并强调“严格执法”。
“能否严格执法，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成败。结构严谨、体制科学、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建设，关键在依法执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秘书长尹振涛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年，我国颁布法律规范的效率和速度前所未有，表现出高强度执行力，效果也非常明显。
以金融为例。“过去很多金融监管规则出台后，还需要多部门协调，过程颇为复杂，规范可能赶不上现实变化。现在，当面临困境或者新业务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有耐心地等待新规落地，不像从前，一拥而上、争强夺利。上述可喜的变化非常值得肯定。”尹振涛这样说。
先有规范后做事，体现了执法环节对程序的重视。作为实体公正的保障，程序公正是严格执法的重要途径，也是任何执法行为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过去，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程序意识差，有客观原因，比如相关法律规范欠缺对程序的固定，导致实际操作较难。如今，随着依法治国在我国的深入体现，对执法程序的重视愈加明显。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爱君对《经济》记者表示，“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关键词。通过“依法治国”实现对已成立的法律制度的普遍遵守，“需要完善立法，划清监管的法律边界；明确监管责任，重视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化”。
不可否认，执法依旧面临着滞后的挑战。尹振涛表示，复杂的监管框架不仅包括法律条文，还有规章制度。通常情况下，大众更多接触的是规章制度，而非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因此，对行业规范的遵守和执行也至关重要。很多观点认为，法律需要对市场创新做出让步，但即便判例法国家也很难紧跟现实、步步更新，而我们需要避免被社会事件拖着走以致于忽视程序公正。
如今，大众的民主法治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让法治替代人治，使监管法制化、常态化，是依法治国追求的共同目标。
链接
我国制定法律一般分为以下阶段：
1.由具有提案权的国家机关或人员提出法律草案
2.法律草案的形成
3.对已提出的法律草案进行审查和讨论（公开征求意见在此环节出现）
4.法律草案的表决和通过
5.法律的公布
立法：更充分地体现社会意志和利益
回顾我国依法治国走过的路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感触很深。“2005年，我国就个人所得税的立法举行听证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次大范围内就部门法立法举行听证会，讨论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标准。当时，身处现场，我仿佛看到中国民主立法新纪元的开启。”
10年后，税收法定的原则被写入中国《立法法》，刘剑文再次受到触动。他告诉《经济》记者，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可以总结为两方面：罪刑法定主义和税收法定主义。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二者分别担负着对私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护的重任。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渊源之一，为要不要征税、怎样征税划定界限。
自实施“依法治国”以来，我国立法得到全方位提升，也仍有不足。刘剑文告诉记者，法律草案完成后，经过立法机关的三次审议，往往要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开草案内容以广泛征求意见。在这个环节，我们还欠缺相应的反馈机制。
“每次就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相信立法机关都能收获很多，也相信其中有些观点会得到采纳。不过，我国的立法没有一个对意见进行整理、公开并公布去向的机制。比如，都是哪些人提出了意见，这些意见分别是什么，哪些被采纳了以及为什么，意见不被采纳的时候，是否对意见人进行解释与回复。这些东西，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也是未来我国立法需要加强的方面。”刘剑文这样说。
他指出，中国法律的起草机制也有提升空间。目前，法律规范的起草由行政机关负责，其中涉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无法完全且充足地体现社会意志和利益。立法应该更好更多地反映民生民惠，因此，法律的起草机制或可在未来有所改进。
司法：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改革就是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北京首特律師事务所主任方富贵律师告诉《经济》记者，延伸到我国司法领域的改革，它推动我国司法进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文明有序，有目共睹。
从1978年至今，我国司法领域值得纪念的事件有很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由省级统一管理，员额制度，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错案，推进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机制，立案登记制度等。但令方富贵律师感触最深的事件是司法公开。法院系统采取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阳光司法工程”，尤其值得纪念。据统计，我国的裁判文书网浏览量达到11亿-12亿，判决书数量已经达到3000万以上。“我觉得中国在司法信息公开方面，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肯定地说。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美老龄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永杰告诉《经济》记者，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也是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大事。它不仅有助于培养大批专业法官来集中、规范、统一、科学地贯彻“慎杀、少杀”原则，有助于防范和减少冤假错案、尊重和保障人权，还有助于健全相关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的改革、发展、完善，更有助于提升人民福祉、改善国家形象。
更值得肯定的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更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陈卫东表示，过去我国受以侦查主义为中心的影响，庭审虚化、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司法改革以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逐步建立，法庭在查明事实、审查证据、适用法律、保障诉权等方面起关键作用。同时，在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推动下，冤假错案明显减少。
十九大以后，我们将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的配套措施，使已有的改革更加扎实落地，发挥改革措施的整体效能。在此基础上，促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更加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这也是未来司法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今，我们已经有法可依，也对阻碍司法运行的体制、机制进行了改革，接下来，需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办案，让人民群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要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实现司法的良性互动，进而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司法应有的作用。”陈卫东如是说。
执法：进入常态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厉行法治，并强调“严格执法”。
“能否严格执法，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成败。结构严谨、体制科学、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建设，关键在依法执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秘书长尹振涛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年，我国颁布法律规范的效率和速度前所未有，表现出高强度执行力，效果也非常明显。
以金融为例。“过去很多金融监管规则出台后，还需要多部门协调，过程颇为复杂，规范可能赶不上现实变化。现在，当面临困境或者新业务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有耐心地等待新规落地，不像从前，一拥而上、争强夺利。上述可喜的变化非常值得肯定。”尹振涛这样说。
先有规范后做事，体现了执法环节对程序的重视。作为实体公正的保障，程序公正是严格执法的重要途径，也是任何执法行为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过去，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程序意识差，有客观原因，比如相关法律规范欠缺对程序的固定，导致实际操作较难。如今，随着依法治国在我国的深入体现，对执法程序的重视愈加明显。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爱君对《经济》记者表示，“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关键词。通过“依法治国”实现对已成立的法律制度的普遍遵守，“需要完善立法，划清监管的法律边界；明确监管责任，重视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化”。
不可否认，执法依旧面临着滞后的挑战。尹振涛表示，复杂的监管框架不仅包括法律条文，还有规章制度。通常情况下，大众更多接触的是规章制度，而非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因此，对行业规范的遵守和执行也至关重要。很多观点认为，法律需要对市场创新做出让步，但即便判例法国家也很难紧跟现实、步步更新，而我们需要避免被社会事件拖着走以致于忽视程序公正。
如今，大众的民主法治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让法治替代人治，使监管法制化、常态化，是依法治国追求的共同目标。
链接
我国制定法律一般分为以下阶段：
1.由具有提案权的国家机关或人员提出法律草案
2.法律草案的形成
3.对已提出的法律草案进行审查和讨论（公开征求意见在此环节出现）
4.法律草案的表决和通过
5.法律的公布